人生何謂/為？
小說第二部份「康德機器」中，重點探討了康德哲學的終極問題：「人是甚麼？」 胡德浩去找同事，康德研究學者巴巴拉，告訴她說自己已經讀完了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也讀了《道德形上學基礎》和《道德形上學》等相關的論著。於是兩人開始探討康德機器如何可以對後人類進行思維控制（267-269頁）。談話引用了很多哲學理論。
巴巴拉對胡德浩的闡釋摘要如下：
康德第一批判處理的領域，是人的感知世界，第二批判處理的，是超感知世界。所謂實踐理性，就是純理性在實踐方面的應用，也就是在道德領域。……（268頁）
換言之，人類可以用自己的感官（senses）體驗親歷的，屬於感知世界，而無法用感官親身體驗的，就要訴諸純理性。這兩個世界的並存，需要證明。武漢大學哲學系鄧曉芒教授曾將康德三大批判精闢總結如下：《純粹理論性批判》，探討人的認識能力與理論理性；《實踐理性批判》探討人的慾望能力，解決道德哲學問題（實踐理論）；《批判力批判》處理以上兩種理性的聯繫環節，探討人的情感能力，體現為美學和目的論問題。三大批判分別處理人類的知、意、情三個方面。而康德哲學的核心，在於自由。[1] 在小説中，巴巴拉這樣解釋何為康德意義上的自由：
人根據理性判斷，自由地做出決定，並做出相應的行為，啓動新的因果序列。自由的另一說法，是自律或自主，跟自然界中的他律相反。康德面對的難題有兩個：第一，是如何證明超感知世界，以至於其中的要素如自由、自律等是存在的。第二，是如何讓感知和超感知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並存，而不產生相互衝突。也即是在第三項二律背反中，正題和反題如何可以兩者皆是，而不自相矛盾。（268頁）
胡德浩回應巴巴拉說：
康德表明，要證明超感知世界，以及其中的自由和自律的存在，是沒有可能的。他把這形容為「不可理解的」，但卻說我們可以立即理解這個「不可理解」的存在。對像我這樣沒有哲學根基的人來説，這説法有點蠻不講理。不過，我沒有資格質疑大哲學家，所以就唯有照單全收吧。好的，自由的存在是一個無法解釋但又必要的事實，那我們便假設它存在吧。（269頁）
在小說中的新城，以總理親信柳信祐為代表的政界人士大力支持巴巴拉等學者研發「康德機器」，以此保存菁英的意識靈魂，從而打造出理想公民。而這個研究第一個成功的後人類實驗品，就是柳家女兒海清。目前，研發的關鍵是要把康德機器1.0升級為2.0，需要做的是：「建立實踐理性的思維形式，系統便會自行生成道德規律」（270頁）。要建構這個形式，需要設置五項「定然律令」，包括：
- 普世法則方程式：「除非我願意我的行為準則成為普世法則，否則我絕不按此而行事。」
- 自然法則方程式：「按照你的行為準則行事，就如它在你的意願下成為自然的普世法則。」
- 人性方程式：「行事的時候，把人性無論是自身的還是他人的──永遠同時視為目的，而不單單視為手段。」
- 自律方程式：「讓你的意志把它的所有行為準則訂定為普世法則，並按此而行事。」
- 目的的國度方程式：「把成員的行為準則，當作建立目的的國度的普世法則，並按此而行事。」 （270頁）
按照巴巴拉的解釋，以上定然律令都是邏輯形式，而非道德内容，它們與康德列舉出來的感知實際十二範疇相互對應，自由範疇通過邏輯形式來區分善惡。巴巴拉認為，編寫這些程式並不困難，困難在於感知世界和超感知世界之間的轉換。她說：
而康德的政治學完全建基於他的道德論。所謂理想公民就是充分地實踐自律原則的人。而由這樣的公民組成的政體，就是共和制。共和制即是自律或自治的體現，既充分尊重公民的權利，又要求公民負上責任，形成一個自由開放的共同體。（272頁）
小說中的新城政界元老柳信祐，在巴巴拉眼中是「一個典型的、甚至是極端的康德派」，既不相信人民，但也不願意看到國家未能達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共和標準，所以才「做出了政治改良和公民改造雙管齊下的驚人構思」。（273頁）作為人工生命科學家，巴巴拉的研究目標不僅是發明複製人類思維和能力的機器，也就是康德機器1.0的「次人類」，即高級感知系統，或者康德機器2.0的「全人類」，即超感知自由道德系統，而是要通過實現真正的「超驗論轉換」，進化到3.0，從而創造「後人類」的全新物種。關鍵不在於物自體如何獲得意識，而在於3.0系統獲得實體之後，如何通過具體的時空經驗，與世界的感官交接，在後人間生存發展。（273頁）
這個目標如何實現，在小説的第三部份Ghost Writer揭開謎團。胡德浩從一場昏睡中醒來，卻被告知自己已經身處於二十年後（2040年1月6日），外太空之上的新星。幾經周折，他與視為女兒的「物自體」林恩祖重逢，並從她那裡得知，原來康德機器2.0終極版，具備自然演化到3.0的能力。這個轉換正是通過胡德浩創立的甜甜圈立體運算達到的。
所謂康德機器3.0，就是通過美學經驗和自然的目的性，連接感知世界和超感知世界，並且隨時在之間做出轉換。…… 康德形容這種感官機能具備三個原則：一、自我思考；二、代入他人的位置思考；三、持續貫徹地思考。第一點關乎思考的主動性，第二點關乎思考的廣闊性，第三點則關乎思考的一致性。三點中的第二點，特別適用於「品味」的普遍可傳達型性，也即是「共通感官」。把「品味」的判斷擴展至政治的共同體精神，並以此為目的不斷演化，是康德機器3.0作為人工生命的優勝之處。 （427-428頁）
以上這段文字，看似複雜深奧，但實際上説的是人的思考能力，共情能力以及自律能力。而通過共情，「品味」這個美學概念也可以拓展到政治共同體的建立。「美學」一詞首先被德國哲學家鮑姆嘉通（Baumgarten）所用，描述對美的本質及其意義之研究學科。在歐洲語系中，aesthetics詞源來自希臘語：αἰσθητικός，即「對感觀的感受」。可見，每個人的感官經驗與感知世界，之所以能夠與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超感知世界所連接轉換，關鍵在於「感官共通」。而這也是從個人建立群體，從而建立公共管治的基礎，美國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對此也有所闡述。
在小說中，胡德浩在與柳海清在機場酒店雷電交加之夜共赴巫山之際，突然悟出了甜甜圈演算法。這個演算法最終使得康德機器2.0得以演化轉變為3.0。這裡的甜甜圈，似乎寓意着，愛情能夠征服一切（如果有看過Sense 8這部Netflix神劇的觀眾，也許會想到終結篇的標題──愛征服一切／Love conquers all things／Amor vincit omnia）。可惜的是，小説尾聲部份，胡德浩在與已經被重寫記憶的海清重逢之後發現她已經忘記了和自己相愛纏綿的全部經歷。在林恩祖的建議幫助下，德浩在海清的靈魂治療過程中，給他閲讀了自己的靈魂書寫文本（也就是這部小說的大部份文字）。海清閱讀了德浩的靈魂書寫之後，終於恢復記憶：「我夢見……我和你……就像在那本書中所寫的一樣……相愛，然後生離死別……」（第445頁）然而，愛情來得太遲，自由又代價太高。德浩鼓勵海清下載康德機器3.0以獲得自由的關鍵時刻，被海清父親派來的人逮捕，以謀殺「內閣資政」以及非法下載違禁系統的罪名對他們提出起訴。在法庭審訊過程中，海清自我辯護獲得勝訴，無罪釋放，最終還成為國家總理。而德浩則決定回到舊港去尋找前妻和女兒。
雖然最終相忘於江湖，德浩與海清兩人畢竟也曾經相愛過。德浩曾這樣表白自己：「人與人之間，是沒有完全懂的，甚至不懂的比懂的多。懂當然是最好，但知道不懂也很重要。更差的是不願去懂，而最要不得的是不懂裝懂。」（332頁）這段話，初看仿佛是胡德浩對柳海清抒發的愛的宣言，但其實也闡明了人與人之間交往，人生觀悲樂之間的辯證關係。如果只有理論理性而無慾望，難免悲觀，如果只有慾望實踐而無理性規範，則盲目樂觀。只有通過建基於審美判斷上的情感，才能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從而建立公共空間。
新舊雙城 悲喜交織
《後人間喜劇》（Posthuman Comedy）這個標題，其實讓我想到但丁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小說書封有這樣一個問題：在「樂觀的悲劇」和「悲觀的喜劇」之間，我們會怎樣選擇？而在這部小說底部，讀者又會看到另外一個問題：如果現實一開始就是悲劇，你能夠扭轉成喜劇嗎？「樂觀／悲觀」，「悲劇／喜劇」這樣的並列，讓筆者想到義大利革命家葛蘭西（Gramsci）的一句名言：
「現代性的挑戰在於不帶虛妄幻想而生活，而又不至於變得走向幻滅…… 我是一個智性上的悲觀主義者，但在意志而言卻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筆者中譯）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is to live life without illusions and without becoming disillusioned… I’m a pessimist because of intelligence, but am an optimist because of will. — Antonio Gramsci (1891- 1937)
在這部小說中，董啟章突破時空限制，以曲折筆調，直面動盪變局。新星的內閣資政所言：「這個雙城故事教訓我們，為求生存必須有實際的應對能力。空談理想是沒有意義的。」（第434頁）作者夫子自道：「政治是一個容不下喜劇的領域，我寫喜劇，是天真，是不夠殘酷，也是希望保有樂觀。」這部小說場景雖然設在最後飛上太空成為新星，國民心願得償，皆大歡喜的新加坡，但敘事者角度與關懷，一直立足於最終被海水淹沒成為記憶中舊港的香港，可以說是一部雙城故事悲喜劇。
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引用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一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如果沒有了對某人的依戀，對舊日的追憶，對社群的情懷，那麼人又何以為人呢？人生如戲，你方唱罷我登場。從無世界，到後人間，新星上發生的若是一場悲觀的喜劇，那麼也許在舊港上演的則是一場樂觀的悲劇。實際上，倘若兩者互換，也並無不可。
注釋
[1] 可參考鄧曉芒、趙林編，《西方哲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