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的秋天，也就是布拉格之春結束不久後，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維也納遇見一個作家同鄉。那人說他要離開捷克斯洛伐克，這正意味着他以後都不能在本國出版了。當時昆德拉想，那等同自殺。兩年後，昆德拉本人都離開了捷克斯洛伐克，可幸的是，他離開後還能繼續寫作、出版──以捷克文寫；或，他所稱的「為翻譯者而寫」：
我確實在一個頗為奇怪的狀態。我用捷克文寫小說，但自從1970年開始，我就被禁止在自己的國家出版，因此也沒有人以捷克文來閱讀我。我的書先是翻譯成法文，在法國出版，然後到其他國家，但原稿仍似是紙模一樣，在我書桌的抽屜裡。（Kundera，1977，頁3）
那是蘇聯坦克武力入侵布拉格之後的事了。把時間退回一年多前，六月份舉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Czechoslovak Union of Writers）第四次大會，昆德拉與一眾作家對政府的文學審查制度提出訴求。昆德拉說，表達意見的自由是現代文明的基本原則，又說：「一切意見表達的壓制（包括強制壓抑錯誤的意見），都導致與真相對立。真相只能是一種享有平等權利的自由意見的辯證。」（Kundera，1971，頁175）
阿爾諾什特．盧斯蒂格（Arnošt Lustig）也是當年大會的其中一個參與者，四十年後，他在訪談中說：「米蘭．昆德拉和我入加了主席團。我提議革除審查制度，因為，假如馬克思主義是厲害得能解釋一切事物，假如黨是無所不能的，我們又何以需要審查。他們說我天真，我不懂。一個男人打開他的襯衫，向我展示從西班牙內戰得回來的傷痕。他說他不會背叛黨的；我說那不是試圖背叛黨，只是提議。」（Richter，2007）
「自由即背叛」，這思想確實植根了在不少人的心裡。在1968年的年頭，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出任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他上任後的新政就回應了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的訴求，又提倡一種「人性化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試圖以一個黨為前提的情況下，實行一種與西方自由思想相容的管治模式。（Stoneman，2015，頁104－105）只是，如此改革，杜布切克以為是受到了默許，想不到最終還是觸碰到蘇共的神經……
「自由即背叛」，這道理實在是簡單不過了。昆德拉在論及小國的存在處境時就曾經說：「大國都迷戀統一這個理念。〔……〕彷彿統一是病痛的良藥。以求維持自身的存在，一個小國為獨特性這個權利而戰。假如統一是個進程，小國就是從核心上反進程。」（Kundera，1977，頁4）其後，昆德拉又說到，在大歷史的洪流下，小國有不嚴肅的權利；又說到了卡夫卡，說他猶太人的身份就是小眾，像一個小國。小眾就是不嚴肅、可滑稽的。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卡夫卡只是在日記本上輕描淡寫、不太嚴肅地紀錄：「德國向俄國宣了戰。下午去了游泳。」（同上，頁5）
卡夫卡式幽默
談到卡夫卡，昆德拉會選擇從一些真實故事講起。在布拉格之春後，他的其中一個作家朋友約瑟夫．史克沃萊茨基（Josef Škvorecký）流亡到加拿大，創辦了有名的68出版社（68 Publishers），專門出版在捷克斯洛伐克被禁的作品。
史克沃萊茨基本人其中一個故事就是真人真事改篇，講述一個去倫敦參加會議的工程師，回到布拉格後，從報紙上看到自己出賣了國家的報導。他的秘書回到辦公室，驚訝的說：「我的天呀，你回來了！我弄不明白。」他看着自己的秘書，目定口呆，一時為這個價值二十年牢獄的指控語塞。 他第一時間是走到發放消息的報社，那編輯只能支吾以對，說是聽從內政部的；他又跑去內政部，那裡的人又告訴他，那是倫敦大使館的人的報告。內政部只會說這是個誤會，叫工程師不要擔心，但他當然還是很擔心，因為，他終於了解到自己的一舉一動原來都被監察着。（Kundera，1988，頁88-89）
昆德拉說，這就是所謂「卡夫卡式」（Kafkan）故事的典型例子。當一個人莫名奇妙地卷入了制度的迷宮，像卡夫卡《城堡》（The Castle）中的主人公，那個故事就是「卡夫卡式」的。（同上，頁90）當然，這就是說，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氣候下，現實世界異常地「卡夫卡式」。昆德拉繼而又說，那個工程師的故事是一個笑話，使人發笑；就似是卡夫卡在一次聚會中向眾朋友朗讀《審判》（The Trial）的第一章，眾人都大笑了起來。（同上，頁92）
「卡夫卡式」的小說是一個笑話，昆德拉本人可謂深受其影響，才會寫出《玩笑》（The Joke）的。可是，昆德拉的小說不全然是「卡夫卡式」；昆德拉的小說是上世紀中布拉格這個特定語境下的產物。假如卡夫卡的作品是布拉格之春的前奏，昆德拉的便是一種回應。
昆德拉繼而又開始題問，既然卡夫卡不像他身邊的朋友一樣關心政治，為甚麼他反而先寫出了超越時代背景的小說？這就似是一個謎。昆德拉說，在親自見證了一件事後，他為這個迷而陷入了沉思……
在1951年的知識份子大清洗中，昆德拉的一個作家朋友被捕，在當時，很多人就像《審判》的主角K一樣，同意被徹底的調查，也因此而有了被吊死的籍口。但他的朋友從一開始就不同意交出自己的過去──她保住了命，但卻換來了十四年的牢獄。十四年後，她從獄中出來，兒子都十五歲了。又過了十年，一天昆德拉探訪這位朋友，她正憤怒的哭着，一問之下，原來只是因為二十五歲的兒子遲了起床。聽上去有點莫名其妙。（同上，頁94-95）
「這不會有點反應過大了？」昆德拉安慰着朋友。她的兒子就說：「不是，我的母親沒有反應過大。母親是個偉大、勇敢的女人。在所有人低頭的時候她堅持，她想我成為一個真正的漢子。對的，我遲了起床，但母親所責難的是更深層次的東西：是我的態度，我那自私的態度。」聽畢，昆德拉彷彿有所領悟。人的心理機制、願景是一代一代傳遞下去的。卡夫卡的寫作是他跟父親的書信的投影，就像他的一個短篇〈判決〉（The Judgment）一樣，故事中的父親指責兒子自私，並要求他把自己溺死，而兒子真的聽從了父親的指令，跑了到河邊。而這種思考模式一直延續至《審判》。（同上，頁95）
從卡夫卡式幽默到昆德拉式幽默
當然，昆德拉想要說的不是只有家庭的因素才會影響一個人。其實，昆德拉的《玩笑》已經充分地展現了一種屬於布拉格的時代精神。《玩笑》先要繼承了卡夫卡式的幽默，但卻在中途變奏，轉向道出一個玩笑會演變成可怕的結局──《可笑的愛》（Laughable Loves）中的〈誰都笑不出來〉（Nobody will laugh）和 〈搭便車遊戲〉（The Hitchhiking Game）便是例子。
就如昆德拉說，布拉格式幽默有時是難以理解的。甚麼是布拉格式幽默？有一次，米洛斯．福曼（Miloš Forman）的電影惹得觀眾在不應該發笑的地方發笑，這反而就是布拉格式幽默了。喜劇是無處不在的，就在我們每個人之中，像是一道陰影，甚至在我們的不幸之中。他又說，布拉格式喜劇其實都帶有悲劇性質，兩者不但沒有矛盾，反而是互相鞏固。（Kundera，1977，頁5）
到了法國後，昆德拉發現法國人一方面可謂極為幽默，但在另一方面又有大國人民的嚴肅。事實上，昆德拉在到了法國後，寫作風格轉變了不少。就如之前說，他是為翻譯者而寫的。作為革命前的作品，《玩笑》沒有在英語讀者群取得空前的成功，可能是翻譯的問題。（參見Lodge，1984，頁105）到了主題圍繞着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書當然不能在捷克境內出版，那是屬於後革命時代之作，那時，昆德拉早就把讀者群預設為嚴肅的法國人，甚至是單純的「世界人」。在《笑忘書》的第四章，昆德拉是這樣寫的：
力脫思特（Litost）是個很難翻譯成其他語言的捷克詞。它的第一個音節是重讀長音，讀起來讓人想起棄犬的哀號。我在其他語言中無論如何也找不到與它的詞義相對應的詞來。
所謂力脫思特，是一種無力感，以昆德拉的例子說：一個人和他的運動員女友在河裡遊泳。那個人遊得很慢，腦袋直挺挺地豎在水面上。一開始，女友非常善解人意地與他遊得同樣慢；可是，快遊到盡頭時，她想盡情地放縱一下運動員的本能，甩出幾個自由泳動作，就向對岸遊了過去。那個人想盡力遊得同樣快，但是嗆了幾口水。他感到無力，被剝露無遺，於是產生了力脫思特。
這一解釋明顯是為外國讀者而寫的。但想深一層，力脫思特這個字正正是當時捷克人的寫照，也是昆德拉式的幽默象徵。在一方面，昆德拉為文化的他者而寫，但在另一方面，他同時是為本國人而寫，把生命的悲與喜結合，喚起一陣嚴肅的笑聲……
參考書目
Kundera, M. (1977). Comedy is everywhere. Index on Censorship, 6(6), 3-7.
── (1988). Kafka’s World. The Wilson Quarterly, 12(5), 88-99.
── (1971). Speech at the Fourth Congress of the Czechoslovak Writer’ Union. In Hamšík, D. (ed,). Writers Against Rul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Lodge, D. (1984). Milan Kundera, and the Idea of the Author in Modern Criticism. Critical Quarterly, 26(1-2), 105-121.
Richter, J. (2007, August 20). Prague Spring of 1968: A Time of Expect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www.radio.cz/en/section/curraffrs/prague-spring-of-1968-a-time-of-expectations
Stoneman, A. J. (2015). 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 The Leadership and Legacy of the Prague Spring. The History Teacher, 49(1), 10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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