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於陳寶珣的《荒澤之魚》（文化工房，2018）。標題為編輯擬定，原題為〈魚檔案──序陳寶珣《荒澤之魚》〉。
回歸二十年之後，我們在這一邊還有甚麽話好說？島若果遭淹沒了，我們還可以是甚麽？繼《沒島戀曲》之後，陳寶珣的新作《荒澤之魚》似乎要說：我們就（或許被逼、或許自由選擇地）變為魚吧！魚的特徵是沒有眼簾（所以死不瞑目？所以是一種以眼還眼的抵抗姿態？）；不能發聲言語（即使被沉默了，也不代表就沒有了敘述吧）；長期潛在水底下（為了等待再冒起的一天？）。當然，魚是不怕風浪、水淹的，正如這段：
冷暖流輪流滑過身體，身體也滑過它們，淌流間皮層下的細胞像是被洗刷一遍又遍，經歷了一次新生，那種在運動中流動的鮮活，即使前面暗黑無盡，凍冷孤寂在無止境擴張，一點都不可怕。
──《荒澤之魚》第十七章
風雨或許不可怕，擔憂的是，水生類最終卻要面臨喪失了水的命途。對此，《荒澤之魚》不是完全沒有準備的。那不過就成了魚化石，還要是侏羅紀時代在本地荔枝莊發現的副狼鰭魚。一尾化石魚，必然代表了滅絕？牠穿透億萬年歷史的見證，未許不包含重生的可能。也許，《荒澤之魚》想處理的，不僅僅是只爭朝夕的社會政局，而是拉得很長很遠的創造、新生、毀滅、再生這個循環裡的內在因由。
跟他以往的作品不同，寶珣的《荒澤之魚》沒有與任何一場當下如火如荼的社會政治運動產生密切關係（《沒島戀曲》固然是香港首部雨傘運動小說；而他更早期的《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子彈》則是關於北京八九年民主運動六四事件的）。新作只扣連起好幾樁牽涉知識份子的政治風波或風暴。知識份子在歷史洪流、政治爭鬥中還可有甚麽角色？似乎是寶珣的小說一直放不開的議題。但是，知識份子這個物種，真的可以在隨時能把個體摧毀的專制政權面前，敢說真話、作出抗爭嗎？如果不能，他／她又跟一眾沉默、潛行的魚群有何分別？況且，在中國這大塊陸地上，魚早就與海洋絕了緣，早就發展了一套適應的機制，讓自己可以睡得安寧。在乾涸或受醃製了的陸上的魚眼中，如果知識份子要對抗政權，而慘遭嚴懲，甚至被摧毀，是自招的，是活該的。你應該老早便知道後果是怎樣，你應該明白你對抗着的是甚麽。這完全是你的錯，你故意越過了劃定的界線，何況你這些反叛的魚，極有可能偷偷地勾結了海外之魚，群眾當然不會同情你。不過，快乾死的魚群（或者已成為了鹹魚屍的）並不知道，界線其實從來都不清晰，所謂不許逾越魚池半步，本來就是很隨意的。臨海的香港，很快是這樣？抑或已經是這樣了？
《荒澤之魚》關心幾尾還以為自己在網外之魚，也許是不得不的。小說要寫的是在香港居住的幾代知識份子，或者是故事敘述中所謂的「士」、「文人」──新生代可能非常抗拒的稱謂。畢竟政治運動來了又去了，在不斷的滅絕又再生的循環中，寶珣思考的似乎是究竟「士的傳統」（即練達於人情、義理和禮教？）還剩下多少？「幫閑」、「無用」的文人可有「無用之用」？在艱難時刻，能否還可用作啟迪資源？然而這些「剩魚」，除了要應付本身的種種矛盾困惱，真的可以特立獨行、抵擋得住無情政權的摧殘嗎？
污泥濁水夾雜荷花的蓮池，在《荒澤之魚》中，象徵着風雨欲來的大學學府。對照小說中的人類學家角色愛為她要觀察的人開檔案，寶珣也為書中每一個學人做個案研究，即使檔案的感覺，好像是關於標本多於關於活人的：三個七十後的大學生盈、端、祖，決意要游出大海，闖一番世界，即使取得了著名大學的碩士、博士學位，也因為各種原因，回流往這個小小的蓮池，成為了失落的、也可能是最後一批的本土學者。故事以她們三人作骨幹而開展。
寶珣寫學術界的政治傾軋、勾心鬥角，看得我目瞪口呆，暗暗慶倖那還不完全是我在學院裡曾目睹耳聞的。但這也不一定只是個寓言。我未經歷過，不等於從未發生。學人互相暗算出賣，過往在中國政權治下的學院，早已不是新鮮事。《荒澤之魚》借大學圖書館研究員符先生這個文革後來港的人物，搜尋得一批五十年代反右運動的私人信件，道出情人變仇敵，為求自保不借犧牲對方的可怕血腥歷史。又透過他的視角，細看那些後來到港定居的反右、文革運動過來人的唏噓變遷。欲語還休，寶珣似在暗示，這些知識份子的好歹或醜行，絕對可以在香港上演。儘管香港知識界近年或許要努力抗拒着中國，實情卻又秉承了中國的不少基因。
符先生眼裡，香港人實是披了文明外衣的標準國人，內和外並非二而一的關係，根本一便是一，苟且下的混生。現在社會上互相傾軋之激烈，凡可欺的，盡其煽動之力去欺凌。類似的手段之惡毒殘忍，符先生他們是見慣不怪的
──第十四章
即或就如小說裡那些國共內戰時避居香港，要以「文化反攻大陸」的新儒家老人們、牟宗三在香港的眾弟子，寶珣也疑竇，他們是否已太「離地」，年輕人只會視他們「如藍絲建制」。舊日所謂的鴻儒，與新時代的自稱理性的專業人士，又真的能夠不趨炎附勢、為虎作倀嗎？
新的本土一代，能不能帶來曙光呢？寶珣把那個愛翹課、善辯駁的大學留級生「九八」描畫得神祕兮兮：蜑家的後人，但剛生下來時皮膚嫩滑得像陸上人，可能原來的原來就是個陸上人。父母長得像越南人，揍大他的是菲姐。小時像個小南亞，到中學又變白淨了。最後他消失得離奇，跟了親戚的船出海，遠洋作業，漁船要開去南海，為了見識一下大海的力量。想像中，他穿上南方皇者的亞熱帶樹衣，在臨海的國土，喝着啤酒看哲學書，想着人類的問題。他不知何處才是他的故鄉。然而，九八大概會說，「能夠讓自己完善的都是兄弟，保護你做為人的尊嚴的，便是國家，從來不被允可的，才是他的真實」（尾聲）。我明白寶珣不是板着臉對待後輩之人，但是這種對新一代的描述，究竟是幻影，抑或是觀察與理解？《荒澤之魚》裡還有另一個較年青的知識份子「拾伍」（又叫「溺水」），是個健康明朗，工作熱誠，喜歡見着誰便遠遠揮手的女子。她是盈的助教，卻不幸地在岸邊尋找遠古遺跡期間，意外滑倒，跌下來時頭碰在尖石上即時昏厥，因為臉朝下，被漲潮的海水窒息致死。於是，她成了別人想念的對象，亦只有她才能穿越現世的限制，走過她要走的蟲洞，見得到眾人想知的答案。本是未來的，卻成了過去，即使這個過去未必局限在線性時間的某一端。這是否就是寶珣未來希望之所寄？
我認識寶珣於中學時代，他是極少數對中國政治、文化早慧的本土少年。記得大學一年級時，寶珣在另一所大學就讀，我懵懵然隨他參與的文社，往廣州訪問那裏的文學作家，拿着破舊的搪瓷器皿，到那裏的大學飯堂打飯。我只記得那些作家的作品讀來枯燥，飯堂的米飯裡有雜沙又難吃，讓我稍稍滋味了當代中國的一丁點兒。我的反應或似投訴，卻換來寶珣的一臉歉意。當時我不明白，中國的不好，為甚麼要由他來致歉？後來，我想我懂了。許多年，很少再與寶珣聯絡，直至某次，他有關中國民工的紀錄片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放映。然後，又是一些年，再見已是他贈我新出版的《沒島戀曲》的時候了。
以「奇形怪狀的艨艟巨艦」來形容民族，《荒澤之魚》告誡我們，這條船已逼得很近。儘管船上的眾生各懷鬼胎，掌舵的內心也沒有底，卻照舊毫不放鬆的趨迫追逐着近岸的魚。面對國族神話的巨大壓迫，坊間現在喜歡以另類的南方上古史或海洋族群神話作對應。在《沒島戀曲》中，寶珣已寫過這種另類家譜：「第一批踏足小島的人，遠古的遠古，可能是畲族蜑家人蝦夷人支那人琉球人福建人安南人海南人還有寶安人」。《荒澤之魚》再次有其變奏曲：「自有百越以來迄唐代，中原政令不及嶺南，俚人擁有當地實權」（第十二章），儘管百越人最終選擇了歸附而非對抗中央。
寫另類史或寫小說無疑是一種抗衡的對策，以反逆反，未必能撥亂反正，但只要不墮入自設的圈套桎梏之中，或許也是個策略性的生存空間。危難關頭，文學不過是無為無用之道，既不能為天下先，亦不敢為天下先；也許，這，才能成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