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貴祥是如此地難以捉摸的作者，他是詩人、是劇作家、是小說家、是學者、是散文家……其實對我來說，他的身份相對容易交代，他是老師，Prof. Lo。老師總是學生的模仿對象，但是越想弄清楚Prof. Lo的底蘊，越發現也許不存在所謂「底蘊」。
為了這次專題，陳子雲（也是羅貴祥的學生）與我一起訪問他。他笑笑說，不要說是訪問吧，聊天就好。然後他真的開始問陳子雲，最近做自由身工作者情況如何了？然後也問我，你畢業論文寫完沒有？被他關心了二十至三十分鐘後，我們才開始談「正題」。「想問問一些關於你自己的問題……」豈料，他聽完後笑一笑，便說：「自己沒甚麼好談吧？太自我不太好啊。」
他總是在我問問題後，兩言三語間就拆解了整條問題。
不過關於「自己」這點，回想起來的確頗為 Prof. Lo。他總在一切定義之外，連「自己」的定義都會避開。如是者被他耍了數遍後，我開始更加小心翼翼地問問題。他真的是「之外」嗎？以他解構成癮的性格，也許他又會開始拆解內外的二元對立。他未必是在外部，我開始想，也許他是內部的外部（有時Prof. Lo的幽默感很黎明），他是不是詩人的詩人，不是學者的學者，不是老師的老師……觀乎眾多作品，也許這樣形容貫穿其中的形態更為合適，就是──少數（Minor）。
香港文學作為少數文學
這個「少數」與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ttari）在《卡夫卡：走向一種少數文學》（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中提出的少數文學肯定有關。羅貴祥受德勒茲影響極深，甚至著有《德勒茲》一書，引介德勒茲到華文世界。但是，羅貴祥的「少數」與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少數」又未必一致。德勒茲和瓜塔里以卡夫卡為案例，描繪處於國家邊緣文學，它們不是在國家裡以另一種文字書寫的文學，相反，它們以國家主流文字書寫，但逃離國家語言的規範。卡夫卡之所以是少數作家，不是因為他是猶太人，或者以猶太人的意第緒語書寫，相反是因為他作為奧匈帝國子民以德語寫作，但正正因為以德語寫作，他才得以動搖德語本身的規範。[1]
作為香港人，大概難免聯想到香港文學的處境吧？羅貴祥也留意到這點，「當香港作家以廣東話為母語，自小接受英語教育，卻以中文書寫，他或她便經常被批評無法寫出『純正及原本的中文』」[2]。《卡夫卡》英譯本在1986由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出版，據訪問所知，羅貴祥當年是閱讀該版本。爾後，他在1987年的〈少數論述與「中國」現代文學〉旋即引用，抵抗國族文學論述統整香港文學。但羅貴祥也非全盤接受這套法國理論。他在別處補充：
我未必同意德勒茲與伽塔利（按：即瓜塔里）擷取西方經典的文學家卡夫卡，作為引證「少數文學」的例子，因為這完全不適用於那些始終沒有「經典」作家的少數論述。[3]
更詳盡的分析可見於羅貴祥的畢業論文。時間回溯到八十年代尾，羅貴祥在信報任職文化版記者一年後，於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攻讀哲學碩士。他的畢業論文一方面反對將香港文學統整為中國國族文學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拒絕將香港文學本質化。為此，他提出了「少數書寫」作為分析香港文學的理論框架。與「少數文學」一起進入羅貴祥視野還包括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以及葛茲奇（Wlad Godzich）的「冒現文學」（emergent literature）。
詹明信的「國族寓言」關注「第三世界」的文學與國族想像的關係，儘管羅貴祥亦以不少篇幅批判詹明信過於簡化複雜的第三世界問題，[4]但他亦以詹明信作為支點，讓「少數文學」逃離歐陸的局限。他指出：
當德勒茲與瓜塔里主張，「我們同時可以說，少數不再指明特定的文學，而是在被稱為偉大（或既有）的文學中，每一種文學的革命狀況」，並且經已經典化的歐洲、白人、第一世界作者，例如卡夫卡或者喬伊斯為例子說明時，我們可以留意到，他們「逆向的偽雅主義」（Snobbism）相當可疑，而且將之套用在香港文學，在一定程度上，顯得不合理。[5]
羅貴祥所指的「少數書寫」是一種不欲落於「國族論述」的書寫方式，他既拒絕將香港文學送進中國國族文學的「殿堂」，亦不想將香港文學的邊緣性本質化。羅貴祥意識到，一旦談及少數，我們很容易落入多數與少數對抗的二元局面。「因為他們是多數，所以我就是少數。」這是經常可以聽到的論調，有時少數甚至被固定下來，成為了可供利用的標籤。最吊詭的是，一旦少數固定下來，又會排擠掉更少數的一群。少數反而成為另一種意義上的多數。這一點對於羅貴祥日後作品影響深遠，我們甚至可以在他當下的少數民族研究中看到相近的論點。
或者，我們可以理解「少數」為形容詞，甚至是用以修飾動詞的副詞。這個形容詞不會落於固定的名詞，不被本質化。正如羅貴祥自述：
不僅是香港文學這種具特殊性質的少數論述，可以應用少數文學的觀念；大陸文學中的少數民族問題、台灣文學的原鄉與外省人矛盾、「中國」整體文學裡的階級、婦女及同性戀問題，我以為亦與「少數文學」有一定的密切聯繫。甚至，整個第三世界文學的民族自決，如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錯綜糾纏，也未嘗不可由這個角度作出思考。[6]
「少數」是一個形容詞，遊走於不同的名詞間。
國族國家中的少數民族
「少數」肯定是政治的，正如德勒茲與瓜塔里所說。其政治在於它與多數之間永恆的角力，甚至是與成為多數的自身角力。在羅貴祥的研究中，「少數」的政治意味體現於他對國族主義的批評。
在羅貴祥過去的研究中，我們會發現有許多關於「少數族裔」、「少數民族」的研究，例如《香港：多一點顏色》香港少數族裔的訪問、《邊城香港》中的〈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論：「邊緣」的視角〉，以及收綠在第31期《思想》的〈沒有國家的民族：少數者的「中國」〉。
近年，他開始研究藏語電影（Tibetan Cinema），[7]探討藏區與中國的關係。羅貴祥之所以對中國民族問題有興趣，可能與香港人的身份有關。香港對中國而言，在某種意義上是「少數」。羅貴祥指出：「置身『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被中央政府給予種種特惠優待，某程度上，其實是帝國歷史上邊陲政策的延續［……］所謂『自治』變成空言，骨子裡與中華人民共國內地的「少數民族自治區」沒有結構性的分別［……］香港在中央眼裡，也可能是『另一種邊疆少數民族』」。[8]
但對他來說，中國民族問題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少數如何以順從多數的邏輯而成為少數。「民族」──甚或「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是新近的概念，中華人民共和國聲稱是以漢族為中心的「多民族國家」，當中的問題錯節盤根。羅貴祥視「少數」為機制（mechanism），關注的不是現存已經固化的「少數」，而是要追溯這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形成過程。[9] 羅貴祥研究「少數」，不同聚焦於我們一般所想像的多數迫害少數。迫害當然不罕見，但羅貴祥回溯中國少數民族之形成時，卻發現原來「少數化」反而成為多數管治的必要手段，「從邊緣的少數民族看中國，首先我們知道少數民族問題在中國現代歷程中絕不邊緣，甚至可以說對現代主權國家的建構絕對重要」。[10]因此，所謂少數（或者邊緣）的真正悲劇在於，「中心其實非常熱衷挪用邊緣自我觀照」。[11]
帶着這個視野回到香港問題，會發現問題變得更加尖銳。
到底香港人時常掛住口邊引以為傲的「邊緣性」是怎樣的一回事？有沒有可能，我們所謂的邊緣其實正是中心？其實是西方和中國都熱衷挪用的邊緣？羅貴祥對這樣的「香港」可說是大力批判：
在殖民地時期，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策劃下，將自己定位為一個中西融會的混種合成體，它的融合方法是向西方兜售一種不真實的中國特色（當中國大陸遠在西方渴求的視線之外），以及將一種西方的表象兜售給當時的中國同胞。香港的民族性或中國性實則上並不是一個供香港人自我反省的實體，倒是一種刻意營造給局外人觀賞的商品。[12]
於是，我們可以理解到無論是中國少數民族、香港少數族裔，抑或香港人，所謂「少數」以及「邊緣」面對的最大危機，也許不是被多數吞噬，而是被固化，被多數策略地利用。面對「少數」，我們更應該檢視它的運作邏輯：少數是否已經反向地屈服於多數的機制之中？[13]正如德勒茲與瓜塔里在《反伊底帕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症》（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中多次告誡我們，真正的牢籠不是父親角色，而是整個「父親—母親—我」的伊底帕斯情意結。精神分析師以此牢籠困住病患，告訴他問題出自他自己身上，因為病患無法辨認大他者，但是實則上卻是轉移視線，令人忽視牢籠本身的合法性問題。以民族國家對抗民族國家的問題正是如此，針對了政權，卻忽視了「民族國家」作為政治體的運作問題。
願望是做飄流大海的海盜？
對於羅貴祥而言，也許海盜才能真正表達出他理想的少數形象吧？他思考香港的根源，常常追溯到海盜身上，例如張保仔，而有趣的是，海盜作為根源，是一種無根的根。
《有時沒口哨──故事共生集》收錄了〈海盜島〉，是一篇短小卻充滿奇想的閃故事（flash fiction）。故事講述一個小島脫離大陸，在海洋飄泊。儘管篇幅極短，但看看羅貴祥如何描寫小島飄流海上的片段，足見他的想像力，像是入了水的地下鐵被改裝成水族館，讓居民對着過時的月台海報廣告憑弔（但是老師，我想近年安裝的電子屏幕應該全部報銷了吧？），又以以下這段最有趣：
島上仍有水塘與發電站，但缺乏種植的土地。或許是這個緣故，島民一脫離大陸便做起海盜的勾當來。上幾代的人比較膽小保守，他們只將飄流島扮成是大陸，讓遠洋的貨輪誤以為到岸，在島上的碼頭停泊，島民就一擁而上，搶奪船上的貨物。後來，他們膽子越來越大，索性用整個飄流島去攔截航行中的遠洋貨輪。[14]
我們可以把「海盜島」看成香港的隱喻，以「小島」扮作「大陸」與上述的「向西方兜售一種不真實的中國特色」不謀而合。後來直接飄流去攔截遠洋貨輪，貼近海盜的行為。羅貴祥說得很明白，「我們的祖先全是海盜」。
橫行汪洋的海盜正好體現出「少數」的流動。海盜絕對令主權國家的管治頭痛萬分。海盜利用海洋的平滑，顛覆陸地上依賴定點居民的官方。在〈海盜邦到耕作村〉中，他解釋了海盜對他的特別意義：
關於海盜與走私的故事敘述，試圖脫離以陸地為中心的歷史書寫框架， 將過往受邊緣化的海洋變為中央舞台，透過海洋穿越國界，把中國、日本、 東南亞的歷史串連起來，整個區域由海洋聯繫，不能再單以個別的國家利益作為觀照視點。海洋成了超越大陸文明的無管束自由領域，既是跨國的空間，又混合着多民族的互動關係，打破單一國家民族的界線限制。[15]
海盜島的結尾悲壯：「我們這一代」、「我們這班沒有記憶的海盜」擺脫上數代人的教訓，決意撞上大陸，「那彷彿是一種命定的召喚，我們要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故事就此完結。今日回望，可以推算海盜島是凶多吉少。但是，羅貴祥卻斯文地激進，（或者激進地斯文？）我幾乎又見到他預備冷笑，再一次拆解我的問題。總之就是無法確定，他的「少數」永不安於「少數」的位置，他要以「『外邊』去修改，顛覆〔多數〕的既有內容」。[16] 我突然發現，老師原來是一名海盜，他的目標簡單地複雜：以「少數」粉身撞向「多數」。
注釋
[1] 有關卡夫卡與少數文學的關係，可參照張歷君的〈換取的孩子：卡夫卡與猶太德語文學〉。原刊於《書城》第32期 2009年1月號。
[2] Lo Kwai-cheung, Crossing Boundaries: A Study of Modern Hong Kong Fiction from the Fifties to the Eighties.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p.17.
[3] 羅貴祥，《他地在地──訪尋文學的評論》（香港：天地圖書出版，2008），頁132。
[4] 他指出：「抽取民族主義這個特徵，作為『統攝』第三世界文學討論的方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關鍵依舊是第三世界文學的多異分歧（試想台灣文學與印度文學之間的差距），是否以民族或語言等決定因素，就能獲得較為整體的全貌？我似乎又回到最初的問題去──我們如何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與現代主義研討會中、在這篇文章內，我想我也犯上了同樣的危險，把『香港』文學依樣當作一個統一的整體看待。」同上，頁134。
[5] Lo, Crossing Boundaries, pp.17-18.
[6] 羅貴祥，《他地在地》，頁133。
[7] 編按：羅貴祥關於「Tibetan Cinema」的文章多以英文寫成，編輯選取「藏語電影」這譯法。
[8] 羅貴祥，〈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論：「邊緣」的視角〉，收錄於《邊城對話》（彭麗君編），頁13。
[9] 羅貴祥指出：「事實上，由林耀華率領的雲南民族識別團隊並沒有嚴格跟從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反而創造了『民族集團』的概念，來為中國的不同部族分類與確認，並在訪問調查的過程中與部族領䄂協調合作，甚至參與建構民族的分類，在訪問中教育被訪的少數民族他們該屬於的真正身份。」同上，頁30。
[10] 同上。
[11] 同上。
[12] 羅貴祥後來接受《立場新聞》的訪問，回應學苑出版《香港民族論》。他在其中談到相關的憂慮：「所以探討問題是好的，但如果走上了這條窄路、老路，變成了鼓吹民族國家，以對抗另一個民族國家，這樣的話，對香港來說其實很可悲。」羅貴祥，〈目無鄰人：少數族裔與香港的華人社會〉。
[13] 立場報道，〈【五代學苑人 5】香港是他們眼中的，少數民族〉。
[14] 羅貴祥，《有時沒口哨──故事共生集》（香港 : 香港文學出版社，2015），頁281。
[15] 羅貴祥，〈沒有國家的民族：少數者的「中國」〉，載於《思想》第31期（2016年9月），頁135。
[16] 同上，頁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