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察流行的大眾娛樂即可發現，科技發展總有令人憂慮的面向。《Black Mirror》、《Westworld》、《Detroit: Become Human》等作品，以不同的媒介印證，人們總是對科技的前沿抱有懷疑。
然而，在前沿以外，那些早已遍佈我們生活的技術，同樣值得細察。羅貴祥於 2000 年出版的《大眾文化與香港之電器復仇記》（後稱《電器復仇記》），開篇的〈科技與大眾文化〉就指出，「大眾文化如果沒有了新世紀的科技是無從想像的，大眾文化需要依賴大量生產及仿造的科技才有可能存在、散播」（頁3），當我們一邊看着屏幕上播放的機械人革命，一邊遙想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禍害，卻鮮會認真思索，自己與眼前這台電視的關係。
電器與家居安全
十八年過去了，再讀一部評論科技文化的著作，似乎已是不合時宜的事了，然而《電器復仇記》卻至少提供了一個角度，切入我們與家居電器的關係，即使電器早已去舊換新，這本書仍能提示我們怎樣去與一屋的物件共處溝通。隨着對技術（technics）以及對物的省思再度興起，羅貴祥在《電器復仇記》中處理物的方法也合該回顧一番。
《電器復仇記》實是 1990 年初版的《大眾文化與香港》的增訂版，由兩部分組成，上篇收錄十三篇文章，評述各類大眾文化產品及現象，而下篇「電器復仇記」則是 2000 年增訂版的新添內容。按羅貴祥所言，「電器復仇記」的文章較為短小，共計四十八篇，「重點放在具體微細的電器用品上，譬如是風筒、熨斗、打字機、電飯煲、雪櫃或升降機等，希望可以透過對這些日常耗電物件的觀察與聯想，更能細緻地探尋科技與文化的問題。」（頁 ix）這篇文章集中討論的，也會是下篇「電器復仇記」的部分。
開首的篇名〈電器復仇記〉，似乎和應了對科技抱持懷疑態度的立場。這種懷疑，首先是出於人與科技物的親密距離：「坦白說，我們與家居電器的關係，肯定要比自己的親朋戚友更親密。〔……〕我不會在朋友面前脫去褲子，但卻經常與我的洗衣機赤祼相對」。電器進佔居室，就教人不得不憂心這些外物對家居的威脅：
香港人一直以為自己的生活不斷在改善，即使住的空間依然狹小，但使用電器的數目卻快速增加。〔……〕誰會想到，這些親近我們的電器，卻可以隨時是殺人兇手、計時炸彈、破壞我們美好家園的大魔頭？電器向我們索命，因為我們太濫用電器，對它們毫不珍惜？抑或，電器向我們報復，只是說明了「香港是我家」這種安逸生活理念，隨時像泡沫經濟般瓦解於無形？
朝夕相對的家居電器，變成計時炸彈，隨着對生活質素的追求，一台台地進駐家中，埋下戳破家居安樂幻象的隱憂。
於羅貴祥的筆下，電器常是駁入未知的器具。電話，總是由不速之客打來；電視機的畫面，會把來自他方的畫面接入家中，破除私人與公共的界限。由此可見，《電器復仇記》若談復仇，就不是要人提防尋常的家居意外，反而是因為電器會誘發不安。對羅貴祥而言，電器正是家居裡熟悉偏又陌生的存在。正如書末最後一篇〈電器 uncanny〉，借用佛洛依德的 uncanny／unheimlich，正好表述了電器偶然就會墮入模稜兩可的位置：「熟悉的卻突然變得陌生，安穩的感覺消失，不安氣氛倏忽籠罩。」熟悉／陌生，安穩／不安，交相混雜而難以拆解，叫人無從安心：「可怕的東西曾經與我們最親近，不可思議正因為是那樣平平無奇。」
在日常赫見身旁的物
確實，比起論述與電器相關的普遍現象，《電器復仇記》更常是「從個人的感觀經驗出發，夾雜着描述與批評的角度，嘗試理解日常生活中人與電器的種種關係與可能。」（頁 ix）因此，文章的內容經常是在日常中途，突然察覺到電器的詭異位置，以至人對電器的依賴，繼而岔向反思。
在〈電飯煲愛與死〉中，他突然質問，自己到底從甚麼時候開始不再擁有自己的電飯煲呢？由此又回想到，自己擁有的第一個電飯煲，是在離家的日子裡，與一個「她」從一家北美的華人商店買來的。「那時我沒有想到電飯煲是流徙中國人的爐灶，也沒有想過文化身分認同的大問題，我只想着可以與她一起吃溫熱的飯而已。」那個電飯煲的意義，非關媒體呈現，與身分政治無涉，只與電器的功能與其象徵的成家意義有關。作為一個物件，卻始終叫他一再留意電飯煲的存在。
到了後來，〈完全飯煲手冊〉又提到自己與「她」到崇光百貨，看見一部可以用 Fuzzy logic 來操控的智能飯煲的經歷。Fuzzy logic 代表它不會機械性地重複一種套路，而是可以考慮變數、模糊性與不穩定。在羅貴祥筆下，那又變成了一個不僅是人與機器的關係，而是由機械協調的人與人關係的中介：「用 Fuzzy logic 的電飯煲極有可能要面對煮飯者與用飯者的情緒起伏，把握一個恰當而又有節制的溫度，煮出一頓不誇飾不卑恭而又令人吃得舒服熨心的飯。」可以自動調節的電飯煲，竟就成了家庭成員關係驟暖驟冷的平衡器。如此，就更突顯了家居生活的親密之中，電器所處的既溫且冷的詭異位置。
除卻起步點的不同，貫串這些短文的，則是羅貴祥運用文化理論的方法了。按照評述對象的不同，他會援引相應的理論或哲學省思去加以申述，本雅明、海德格、尼采、拉崗等名字俯拾皆是。然而，他應用理論的方式，卻有一種試驗性質，不是硬把生活套入理論的框架，有時也會質疑理論的適用性，以理論檢視生活之餘，也是以日常檢驗理論，換句話說，也是讓物件本身的特性凌駕於理論的汎用之上。
在書寫風格的層面上，整部「電器復仇記」常是以一連串的問句層層遞進，文章末段有時就僅由問句組成，好些句子甚至本來不含疑問詞，卻在最後加上了一個問號，拐了一個彎。這種運用問句的方法，許也無法收歸至慣常的疑問、反問、設問等範疇。可以說，這種句式不為𨤳清答案，倒是旨在測試，摸清問題所在的場域與相關的變項。一方面，問句的形式令他所引述的理論懸置於半途，失去提供答案的權威（這難道正如〈複製大眾〉中引述的拉崗那樣：「對教育者的位置抱着一個相當懷疑的態度〔……〕以為只有歇斯底里者的位置，而不是教育者的位置，才可以真正接近『大眾』的真象。〔……〕因為歇斯底里者以他的分裂主體，去挑戰權威教育領導者的明確方向感，從而肯定了無意識的重要性與欲望的複雜矛盾本質」？連串的問句正是歇斯底里運作的其一方式？欲望就是不流滯於固死的答案之中？）；另一方面，這種書寫策略也顯示出羅貴祥並不急於為電器的問題妄下定論，反而更介懷電器所牽涉的問題體系，也就是說，我們該向物件投以甚麼類型的問題的問題，因而也容許電器繼續佔有瞹眛不明的位置，一再刺激思考。
電器的他性
是的，瞹眛不明、不可思議、難分難解、詭秘迥異，可能就扼要地闡述了，羅貴祥在《電器復仇記》裡借不同的物去探討的家居電器的形象。電器維持了我們的生活，甚至構築了生活的方式，卻又會忽爾開往未知，正是親密中的陌生之物，我們心甘情願地央其留下的不速之客。
或許，這種模稜兩可的詭異狀態，正好與羅貴祥經常論述的「他性」相關。電器勾起羅貴祥的興趣，恰恰是因為電器有時就會突然展現了自身的「他性」，而電器又偏偏是滲透、貫穿日常生活，借科技使大眾文化得以傳播、變化而又定形的，真實可感的物件。
《電器復仇記》裡討論他性的篇章〈未能與電視發生關係〉，大抵就成了解讀整部作品的一大關鍵。文章裡，羅貴祥首先指出，有文化評論家認為，電視進入家居，使信息接收有了重大變化，相較以往讀報觀影，電視直播他方的真實，就使「他性」消失掉了，因為電視屬於家居的一部分，連帶畫面上的事物也帶入了內在，賴以保持客觀的距離感就此消融。然而，他依然覺得這種看法過分概括，於是又丟出了一連串的詰問，令前述的觀點逐漸站不住腳：
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距離消失，究竟會變成甚麼？二十世紀世界觀的廣泛滲透式網絡，以至像流沙般的漩渦，是否真的創造了一個新的整體？抑或是更加突顯了內在疏離？遠方的事物，透過跨國貿易、透過全球性媒介報道，走進了我們私人的空間，但卻又可以和我們產生怎樣有機的關係呢？一直以來我是冷待了它們，還是我真的能跟家裡的電視機、電腦網絡等電器發生關係？
這種主體與客體的交相混合，總有其物質性的根據，那一台非於本地製造的電視機，那一些傳播信息的大氣電波，隨着問題的一再遞進解放出本來的他性，勾勒出相關的場域，那是關乎將世界視作整體的虛妄幻想，也是貿易物流與媒體報道等信息網絡的操作，更是平素在我們家居中默默運作的笨重之物。此刻我們終於得見電器的他性，不得不好好直面它，思考關係之可能與不可能。
對於物件的省思，總不能脫離其物理性的層面。《電器復仇記》的特別之處，正正在於能夠以極短的篇幅，從內容選訂到書寫策略上描畫出對物件的思考路徑，展示怎樣以問題旋開物件的他性。答案可以過時，選取問題的方法卻不易流逝。假如電器總有復仇的面向，我們就不妨按着《電器復仇記》，學會將這計時炸彈逐層拆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