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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的溫度與力度──《道旁兒︰鄧正健評論集》新書發佈會

報道

評論的溫度與力度──《道旁兒︰鄧正健評論集》新書發佈會

文/攝︰李卓謙

文化評論人鄧正健首本評論集《道旁兒︰鄧正健評論集》(下稱《道旁兒》)於今年3月正式出版,書中收錄他自2008年至2017年所寫的文章,並於3月25日在香港文學生活館舉行了新書發佈會,請來詩人兼詩評人陳子謙以及藝評人查映嵐作嘉賓,一同暢談新書與評論書寫的種種。

 

鄧正健的寫作溫度

《道旁兒》經過長時間蘊釀終於面世,陳子謙首先被書名吸引,「道旁兒」出自東漢《風俗通》︰「殺君馬者,道旁兒也」,講述一匹駿馬被路旁孩童吹捧,其騎者一時得意忘形,最後把馬匹活活累死的故事。鄧正健借用此一典故來警惕自己,進行評論時要謹慎,不能謬讚,不能過份溢美。(詳細可讀《道旁兒》書序〈我不殺馬兒,馬兒因我而死〉

陳子謙認為道旁兒是一個審慎的姿態,寫評論應該審慎客觀,但他又指出,評論人與創作者如果私交太深,寫文章時可能便有所顧忌,可能因為香港文藝圈子小,有時為了推動文學發展,有些評論人寫文章時傾向一種「打氣式寫法」,花多些篇幅來褒揚書的優點,但鄧正健的文章沒有這種傾向,他總是與創作者保持一段冷靜的距離,陳子謙笑言就像「潑冷水」一樣,不過潑冷水也是有意義的,可以令作者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

他特別提到書中其中一篇︰〈李智良現象〉,其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針對李智良的寫作技巧,而是將李智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閱讀,反思評論者如何製造文化明星,這反映鄧正健雖然身為評論人,但也能跳出評論人的框架,來審視評論人的行為如何影響讀者接收。如果說評論者是一名旁觀者,那陳子謙會把鄧正健形容為「旁觀者的旁觀者」,他與作者拉開距離同時亦與評論者拉開距離。

查映嵐指鄧正健帶有一種自我批判的意識,在〈李智良現象〉一文後附錄了鄧正健當年寫的《房間》書評〈精神病患的書寫,或書寫精神病患〉,讓讀者將兩篇文章並讀,看出鄧正健批判文化現象之餘也在反省自己。查映嵐讀這本書時首先留意到在編選文章上,不同選輯之間分別頗大,她個人較喜歡第一、三輯,第一輯關於西方理論家與文學家,鄧正健對閱讀那些耳熟能詳的作家提供了有趣的切入點,第三輯則是較散文化的評論文章。

陳子謙看出鄧正健的冷靜,查映嵐則看出他情感澎湃的一面。鄧正健本身有涉獵劇場,或許受到這個印象影響,查映嵐在讀文章時能讀出一種劇場感,特別是〈蕭紅的食相〉,她認為文章中的意象和畫面都十分突出,另外也有一些情感澎湃的文章,例如寫藏人自焚的〈想像他人之痛〉,也可看出鄧正健激動的一面,在閱讀不同文章時便體會到一種冷與熱之間的張力。

 

結集成書的意義

很多人都認為鄧正健這本評論集來得太遲,而對鄧正健而言,將評論文章結集成書,他首先思考的問題是──「既然文章已經刊登過,再結集成書的意義是什麼?」鄧正健認為自己寫作狀態與其他人不同之處在於,他人寫作可能是為自己,但他的文章很多時候都是應約而寫,例如為某些雜誌供稿,他形容自己為一個提供服務的人,主要是滿足他人的需要,他覺得從那些應約寫的文章中找不到自己,所以也沒特別想出版。

直到書寫經驗增加,他開始思考如何在應約之餘也能表達自己,在文章中形成自己的聲音、語言和風格。近這兩、三年,他翻閱自己的舊文章時,才終於從文章中找到自己,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也為出版結集種下苗頭。另外,他覺得在網絡時代文字彷彿愈來愈廉價,愈來愈少人看書,大家只在網上讀文章,但他認為總有些文字值得出書,有些文章值得再三回味,過了一段時間再看或會有些新發現,出書的意義就是將那些文字保留世上,讓文字的生命得以延續,也算是為自己保留一點血脈,為自己製造歷史。

陳子謙(左)、鄧正健(右)
陳子謙(左)、鄧正健(右)

編選的困難與寫作的追求

鄧正健編選文章時遇到的最大難題是寫得太雜,不知如何歸類。他寫劇評最多,所以這批文章可能會另外結集成書,剩餘的文章以文學、理論、文化評論為主,他嘗試從這些文章中理出一個清晰的脈絡。陳子謙指在編選文章的時候,很多人會採取「先輕後重」的策略,將易入口的文章放在前面,而較難的則放在後,而《道旁兒》卻似反其道而行,將比較艱澀的談論德勒茲與洪席耶的文章放在開頭。鄧正健讀文化研究出身,對文化理論有種偏愛,他將這些文學家、理論家放在第一輯,是因為他從這些人身上吸取養份,算是對大師們致敬。

鄧正健構思這本評論集時曾考慮過以書評集的角度著手,因為他覺得在探討一些問題時,很多時都牽涉到一些閱讀經驗,即使他的評論對象未必是一本書,也可以是一件事或一個人物,但寫評論文章時都需要一定的閱讀基礎,來幫助他思考問題;然而,有時可能因此被文本困住,被書本牽著走,鄧正健希望可以擺脫「硬套」理論的寫法,將視野拉闊一點,嘗試從宏觀的角度去討論一些比較宏闊的現象。

「是否好像本雅明?」陳子謙問。本雅明是鄧正健欣賞的理論家,他與大部份著力建構龐大理論架構的大師不同,多寫短文。鄧正健認為本雅明的寫作狀態與現時香港評論人有相似之處,就是一種應約式寫作,為糊口而寫,所以文章篇幅一般較短,也不是那種學術味濃厚的文章。雖然當時本雅明不被學院接受,但他現在已在理論界中別樹一幟,啟迪了不少當代學者,反映他那種零散的、個人的寫法,亦能寫出對整個時代的觀察。這正是鄧正健追逐的目標──一種自由的寫作狀態,沒有太多規範。他嘗試將理論散文化,再滲入自己的思考,努力尋找一種能將兩者融會貫通的寫法。

 

評論書寫的界線與位置

在編《道旁兒》之前,鄧正健替《字花》編《機器與憂鬱──字花十年選評論卷》,在編的時候也思考到評論的界線問題,尤其是「散文」與「評論」這兩個類型的界線,又引申到「詩與小說裡能否有評論成份?」、「評論能否有創作成份?」等一連串問題。鄧正健覺得《道旁兒》裡收錄的文章不全然是正規的評論文章,一些文章的寫法傾向散文,也夾雜了一些詩。查映嵐自言亦有類似的困惑,有時她寫的一些文章被說不像評論,後來她讀了些談藝評的書,指即使單純描述一件作品其實也構成評論,未必一定需要價值判斷,因為你選擇去描述一件作品也是一種取態。

陳子謙認為鄧正健文章中有些價值判斷很大膽,但又不同於現時那種著重精句(sound bite)的寫法,很難從鄧正健的文章節錄出一兩句概括整篇文章的要點。鄧正健解釋自己寫文章時候,往往先有一個直觀印象,再反覆閱讀推敲,找證據支持自己的論點,一步一步推論,慢慢鋪墊出結論,他著重文章不同部份之間的邏輯,所以只抽取其中一部份可能解釋不了他整個觀點。

查映嵐認為評論在今時今日依然重要,正是因為它講求證據。在現今資訊流動急速的年代,重視sound bite,要快要新要即時,去獲取他人注意,縱觀社交平台生態,有些評論觀點根本沒有足夠證據支持,所評論的對象也是模糊含混。她認為評論就是要放慢步伐,要有足夠證據、充份理由才能成立。鄧正健也認同慢是很重要,他就曾以〈緩慢是評論的美德〉為題,為字花十年選評論集作序,闡釋評論與緩慢的關係。

「道旁兒」的比喻將評論人置於道旁兒的位置,而創作者就是那匹馬,陳子謙於是問「評論人是否純粹的道旁兒?抑或也是其中一隻馬?」鄧正健形容情況就如「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你可以很抽離的去看一件事,但當你的評論進入了公共領域,就不能完全抽離;所以無論是讚賞與批評都要考慮後果,思考自己的評論對公共論述、文化生成的影響。寫評論也是需要向人交代的,無論是對作者,對讀者,抑或對公眾也要負責任。他覺得有時採取「打氣式寫法」也是無可厚非,但為了整個文藝圈的發展,鞭策也是重要的。

查映嵐
查映嵐

如何在大眾媒體上處理文化理論?

陳子謙形容一些大眾媒體上評論文章中,理論就像聖誕樹上的飾物,只起點綴作用,但實際上與評論的對象關係不大,陳子謙留意到鄧正健的文章中也花不少篇幅處理理論,而且都處理得不錯。

鄧正健指要運用理論,首先要對引用的理論以及提出該理論的人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不宜胡亂引述;其次是要對理論有感覺,就像欣賞文學作品一樣,他指很多現當代理論家寫的文章很散文化,當中又混雜作者複雜的思辨過程,一時之間可能看不懂,但只要讀來有感覺,才會有興趣繼續看下來,繼而思考這些理論與現時面對的問題有什麼關係。他覺得最重要是保留閱讀的樂趣。

 

評論人的創作欲望

陳子謙問鄧正健在寫評論的時候會否也有創作慾望?鄧正健指他在寫評論之前有寫詩,讀大學的時候上過杜家祁的新詩課,在過程中發現自己喜歡用文字表達自己,但並未真正投入創作,他指或許是由於自己不是中文系出身,創作對自己來說不是那麼順理成章的事,他覺得進入創作是一件莊嚴的事。他記得自己第一篇評論寫於2000年,評劇場《袁崇煥之死》,之後持續有寫評論文章,偶爾也寫詩和小說,但不算多,所以他不太強調自己創作人的身份。鄧正健將他一部份的創作慾望放在《道旁兒》附錄「孩子的事」中,裡面包含了三首給孩子的詩和一封給孩子的信;因為他的兩個孩子塑造了他另一階段的人生,而《道旁兒》這本書也象徵了鄧正健人生中的一個階段,是他對過去十年人生與寫作的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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