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攝︰李卓謙
文化評論人鄧正健首本評論集《道旁兒︰鄧正健評論集》（下稱《道旁兒》）於今年3月正式出版，書中收錄他自2008年至2017年所寫的文章，並於3月25日在香港文學生活館舉行了新書發佈會，請來詩人兼詩評人陳子謙以及藝評人查映嵐作嘉賓，一同暢談新書與評論書寫的種種。
鄧正健的寫作溫度
《道旁兒》經過長時間蘊釀終於面世，陳子謙首先被書名吸引，「道旁兒」出自東漢《風俗通》︰「殺君馬者，道旁兒也」，講述一匹駿馬被路旁孩童吹捧，其騎者一時得意忘形，最後把馬匹活活累死的故事。鄧正健借用此一典故來警惕自己，進行評論時要謹慎，不能謬讚，不能過份溢美。（詳細可讀《道旁兒》書序〈我不殺馬兒，馬兒因我而死〉）
陳子謙認為道旁兒是一個審慎的姿態，寫評論應該審慎客觀，但他又指出，評論人與創作者如果私交太深，寫文章時可能便有所顧忌，可能因為香港文藝圈子小，有時為了推動文學發展，有些評論人寫文章時傾向一種「打氣式寫法」，花多些篇幅來褒揚書的優點，但鄧正健的文章沒有這種傾向，他總是與創作者保持一段冷靜的距離，陳子謙笑言就像「潑冷水」一樣，不過潑冷水也是有意義的，可以令作者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
他特別提到書中其中一篇︰〈李智良現象〉，其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針對李智良的寫作技巧，而是將李智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閱讀，反思評論者如何製造文化明星，這反映鄧正健雖然身為評論人，但也能跳出評論人的框架，來審視評論人的行為如何影響讀者接收。如果說評論者是一名旁觀者，那陳子謙會把鄧正健形容為「旁觀者的旁觀者」，他與作者拉開距離同時亦與評論者拉開距離。
查映嵐指鄧正健帶有一種自我批判的意識，在〈李智良現象〉一文後附錄了鄧正健當年寫的《房間》書評〈精神病患的書寫，或書寫精神病患〉，讓讀者將兩篇文章並讀，看出鄧正健批判文化現象之餘也在反省自己。查映嵐讀這本書時首先留意到在編選文章上，不同選輯之間分別頗大，她個人較喜歡第一、三輯，第一輯關於西方理論家與文學家，鄧正健對閱讀那些耳熟能詳的作家提供了有趣的切入點，第三輯則是較散文化的評論文章。
陳子謙看出鄧正健的冷靜，查映嵐則看出他情感澎湃的一面。鄧正健本身有涉獵劇場，或許受到這個印象影響，查映嵐在讀文章時能讀出一種劇場感，特別是〈蕭紅的食相〉，她認為文章中的意象和畫面都十分突出，另外也有一些情感澎湃的文章，例如寫藏人自焚的〈想像他人之痛〉，也可看出鄧正健激動的一面，在閱讀不同文章時便體會到一種冷與熱之間的張力。
結集成書的意義
很多人都認為鄧正健這本評論集來得太遲，而對鄧正健而言，將評論文章結集成書，他首先思考的問題是──「既然文章已經刊登過，再結集成書的意義是什麼？」鄧正健認為自己寫作狀態與其他人不同之處在於，他人寫作可能是為自己，但他的文章很多時候都是應約而寫，例如為某些雜誌供稿，他形容自己為一個提供服務的人，主要是滿足他人的需要，他覺得從那些應約寫的文章中找不到自己，所以也沒特別想出版。
直到書寫經驗增加，他開始思考如何在應約之餘也能表達自己，在文章中形成自己的聲音、語言和風格。近這兩、三年，他翻閱自己的舊文章時，才終於從文章中找到自己，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也為出版結集種下苗頭。另外，他覺得在網絡時代文字彷彿愈來愈廉價，愈來愈少人看書，大家只在網上讀文章，但他認為總有些文字值得出書，有些文章值得再三回味，過了一段時間再看或會有些新發現，出書的意義就是將那些文字保留世上，讓文字的生命得以延續，也算是為自己保留一點血脈，為自己製造歷史。
編選的困難與寫作的追求
鄧正健編選文章時遇到的最大難題是寫得太雜，不知如何歸類。他寫劇評最多，所以這批文章可能會另外結集成書，剩餘的文章以文學、理論、文化評論為主，他嘗試從這些文章中理出一個清晰的脈絡。陳子謙指在編選文章的時候，很多人會採取「先輕後重」的策略，將易入口的文章放在前面，而較難的則放在後，而《道旁兒》卻似反其道而行，將比較艱澀的談論德勒茲與洪席耶的文章放在開頭。鄧正健讀文化研究出身，對文化理論有種偏愛，他將這些文學家、理論家放在第一輯，是因為他從這些人身上吸取養份，算是對大師們致敬。
鄧正健構思這本評論集時曾考慮過以書評集的角度著手，因為他覺得在探討一些問題時，很多時都牽涉到一些閱讀經驗，即使他的評論對象未必是一本書，也可以是一件事或一個人物，但寫評論文章時都需要一定的閱讀基礎，來幫助他思考問題；然而，有時可能因此被文本困住，被書本牽著走，鄧正健希望可以擺脫「硬套」理論的寫法，將視野拉闊一點，嘗試從宏觀的角度去討論一些比較宏闊的現象。
「是否好像本雅明？」陳子謙問。本雅明是鄧正健欣賞的理論家，他與大部份著力建構龐大理論架構的大師不同，多寫短文。鄧正健認為本雅明的寫作狀態與現時香港評論人有相似之處，就是一種應約式寫作，為糊口而寫，所以文章篇幅一般較短，也不是那種學術味濃厚的文章。雖然當時本雅明不被學院接受，但他現在已在理論界中別樹一幟，啟迪了不少當代學者，反映他那種零散的、個人的寫法，亦能寫出對整個時代的觀察。這正是鄧正健追逐的目標──一種自由的寫作狀態，沒有太多規範。他嘗試將理論散文化，再滲入自己的思考，努力尋找一種能將兩者融會貫通的寫法。
評論書寫的界線與位置
在編《道旁兒》之前，鄧正健替《字花》編《機器與憂鬱──字花十年選評論卷》，在編的時候也思考到評論的界線問題，尤其是「散文」與「評論」這兩個類型的界線，又引申到「詩與小說裡能否有評論成份？」、「評論能否有創作成份？」等一連串問題。鄧正健覺得《道旁兒》裡收錄的文章不全然是正規的評論文章，一些文章的寫法傾向散文，也夾雜了一些詩。查映嵐自言亦有類似的困惑，有時她寫的一些文章被說不像評論，後來她讀了些談藝評的書，指即使單純描述一件作品其實也構成評論，未必一定需要價值判斷，因為你選擇去描述一件作品也是一種取態。
陳子謙認為鄧正健文章中有些價值判斷很大膽，但又不同於現時那種著重精句（sound bite）的寫法，很難從鄧正健的文章節錄出一兩句概括整篇文章的要點。鄧正健解釋自己寫文章時候，往往先有一個直觀印象，再反覆閱讀推敲，找證據支持自己的論點，一步一步推論，慢慢鋪墊出結論，他著重文章不同部份之間的邏輯，所以只抽取其中一部份可能解釋不了他整個觀點。
查映嵐認為評論在今時今日依然重要，正是因為它講求證據。在現今資訊流動急速的年代，重視sound bite，要快要新要即時，去獲取他人注意，縱觀社交平台生態，有些評論觀點根本沒有足夠證據支持，所評論的對象也是模糊含混。她認為評論就是要放慢步伐，要有足夠證據、充份理由才能成立。鄧正健也認同慢是很重要，他就曾以〈緩慢是評論的美德〉為題，為字花十年選評論集作序，闡釋評論與緩慢的關係。
「道旁兒」的比喻將評論人置於道旁兒的位置，而創作者就是那匹馬，陳子謙於是問「評論人是否純粹的道旁兒？抑或也是其中一隻馬？」鄧正健形容情況就如「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你可以很抽離的去看一件事，但當你的評論進入了公共領域，就不能完全抽離；所以無論是讚賞與批評都要考慮後果，思考自己的評論對公共論述、文化生成的影響。寫評論也是需要向人交代的，無論是對作者，對讀者，抑或對公眾也要負責任。他覺得有時採取「打氣式寫法」也是無可厚非，但為了整個文藝圈的發展，鞭策也是重要的。
如何在大眾媒體上處理文化理論？
陳子謙形容一些大眾媒體上評論文章中，理論就像聖誕樹上的飾物，只起點綴作用，但實際上與評論的對象關係不大，陳子謙留意到鄧正健的文章中也花不少篇幅處理理論，而且都處理得不錯。
鄧正健指要運用理論，首先要對引用的理論以及提出該理論的人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不宜胡亂引述；其次是要對理論有感覺，就像欣賞文學作品一樣，他指很多現當代理論家寫的文章很散文化，當中又混雜作者複雜的思辨過程，一時之間可能看不懂，但只要讀來有感覺，才會有興趣繼續看下來，繼而思考這些理論與現時面對的問題有什麼關係。他覺得最重要是保留閱讀的樂趣。
評論人的創作欲望
陳子謙問鄧正健在寫評論的時候會否也有創作慾望？鄧正健指他在寫評論之前有寫詩，讀大學的時候上過杜家祁的新詩課，在過程中發現自己喜歡用文字表達自己，但並未真正投入創作，他指或許是由於自己不是中文系出身，創作對自己來說不是那麼順理成章的事，他覺得進入創作是一件莊嚴的事。他記得自己第一篇評論寫於2000年，評劇場《袁崇煥之死》，之後持續有寫評論文章，偶爾也寫詩和小說，但不算多，所以他不太強調自己創作人的身份。鄧正健將他一部份的創作慾望放在《道旁兒》附錄「孩子的事」中，裡面包含了三首給孩子的詩和一封給孩子的信；因為他的兩個孩子塑造了他另一階段的人生，而《道旁兒》這本書也象徵了鄧正健人生中的一個階段，是他對過去十年人生與寫作的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