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喜歡用幽靈（Specter）形容瀰漫著、揮之不去的集體意識。於是有了「馬克思的幽靈」、「法西斯的幽靈」……還有，過去的幽靈。
過去是一個幽靈。在恍惚間，我似乎在凝重的空隙間洞悉它的存在，但它又始終堅定不移地離我們遠去，事實上，當我們試圖追尋它的時候，它卻永恆地離我們越來越遠。（藍江中譯阿甘本著《寧芙》譯者序，頁xii）
越來越遠，越吸引你跑回頭路去追趕、懷緬、追悔，趕著趕著，時間過去，才發現自己甚麼地方也去不了。如何去面對以至處理個人、社群、以至社會、歷史的幽靈（最常揹上「過去」之名者），常會成為我們生活中的要事；失敗了會被拖後腿原地踏步以至大倒退，成功超越克服的則可快步向前，迎接未來。
《岸上漁歌》是配合同名紀錄片（馬智恆導演）出版的訪問集、嘆歌詞集和光碟套裝。打開書，首先訝異的是錯別字、漏字、病句、不統一的用字奇多，例如短短三頁間（頁12-15），便把「生死由天」寫成「生死尤天」（還要是標題）、「琅琅上口」寫成「朗朗上口」（琅琅和朗朗意義不同）、重複寫成「重覆」（重複和反覆意義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寫成「非文質文化遺產」；「設想成與死後世界一般」寫成「設想死後世界一般」、「對漁歌的消失及昔日的大海生活感到釋然」寫成「對漁歌的消失及昔日的大海生活自感豁然」……嚴重影響閱讀觀感。
當然，這些都只是次要問題，書的編撰的首要課題始終是：讀者透過該書的紀錄、訪談和提出的觀念，（可以）如何面對過去？
原紀錄片是一齣拍攝經年，製作原意隨著拍攝對象和事件變化仍無減誠意之作。主題和原意變遷，甚至把相關變化也拍攝下來，是紀錄片的常見現象；真實的感染力何以承載，從來都不止一條路，而攝製人如何在參與的同事，在主觀和客觀之間進退出入，時而平衡，時而挑戰自身，更往往是傑出紀錄片好看並惹人反思的地方。影片的態度最後是曖昧，也難免曖昧的，究竟要拍下來的是歷史（真相？）、人情、抑或漁歌的價值（價值又可細分為歷史價值、人類學價值和藝術價值）？是過於面面俱到，因而不惜冒上處處點到即止，不能深入的危險？抑或鏡隨身轉，情到即為境，因此導演也不免最後入鏡，跟其中一名「主角」深情對話？
真實和虛構是每部紀錄片都要面對的問題，表面看來這問題在《岸上漁歌》（影片）並不彰顯，唯其不彰顯，才似更說明了魔鬼在細節的道理。觀眾很難不注意那些過度的巧合、處處「強調」的斷裂剪接，然而，如果觀眾想在出版物找尋回答或解構片中這些問題的蛛絲馬跡，又或可資思考的參考資料，大抵會感到失望，因為出版物的資料相當單一，除了歌詞，訪談的內容頗為表面，假如並不反映問者的技巧，便可能與編輯的方向偏弱有關。
甚麼是《岸上漁歌》（書）的編採方向？是否原片由導演的畫外音承載，認為「漁歌的價值在於漁民真實的生活裡，脫離了生活的漁歌，即使保留下來，似乎缺乏太大意義」這一訊息？畢業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漁民子弟」鄭錦鈿在序言中表示，與其說要紀錄和傳承即將逝去的歷史，保留歷史透過漁歌遺下的痕跡，不如說是以漁民為學習對象，學習重掌對過去的認知。這一聲稱何其謙遜！然而，部分受訪漁民在在表現出來的，卻是對漁歌消失不感可惜的態度。例如：
在玲姐眼中，漁歌好像沒帶甚麼價值，既然今人不會唱，也不會聽，倒不（如）讓這種舊社會的歌曲消失吧。（頁15）
那大家要學習他們甚麼呢？樂天知命（抑或逆來順受）？如惠儀姐信了教也不忘嘆歌的變相「傳承」（頁59-65，讀了訪談讀者難免會問甚麼叫傳承）？全書高舉「人」的元素，那麼是要透過訪談，讓讀者接觸唱嘆漁歌的一個個「美好的靈魂」嗎？說到底，瀰漫訪談的，是一種對消逝的懷緬情緒，一種不捨之情，讀者能否在其中提升，看到一絲一毫歷史意識，好好跟文首提到的幽靈共處，編輯似乎不打算，也沒準備處理。
總的來說，閱讀《岸上漁歌》，編寫者好像提了一些問題，但這些問題都是弱弱的，充滿感性的指向，令隱藏著的真正問題，不能好好觸及和面對，對加深欣賞原紀錄片和延續討論它引申的問題，幫助甚微。
* 圖片由馬智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