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希達曾經指出，未來可區分為兩種：futur指將來之事，一個可以預測、預知、預設、預見的未來，有如天氣預報，而l’avenir則意指to come，猶如一個突如其來的賓客，無從預估，這才是他認為真正的未來，一個來時無從預估的他者。前者只不過是現在的延續，後者則指稱一組事件的到來，足以改變我們對一切的理解。
意大利哲學家Federico Campagna在Technic and Magic: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ality裡想要進行的工作，正好可與德希達的說法相互對照。假如，現今由技術理性組建而成的世界令人活得乏力，無從行動，那麼我們又可以如何應對呢？按他的理解，人所理解的現實，其實建基於兩點，一端是存在（existence），另一端則是本質（essence），而現實則是由這兩點拉出、框定的空間。不過，技術理性將處於語言可描述以外的事物統統棄捨，只按語言的架構把萬物切割、分類，將一切推入批量生產（serial production）的框架，借量度和無盡的重複，就此將存在的一端抹除，現實也因而凝縮成一點。從人到物，統統成了部件，只能按系統的需求取用，現實也因此頓成虛空。既是如此，Campanga又提出怎樣的方法去重構現實？
他從希臘化時期獲得靈感，當時的哲學家並不急於改變當前的政治系統，對政治哲學無甚興趣，反而是強調從個體的力量出發，提出一些基礎的形上或倫理原則，改換個體理解現實的基礎框架，一旦備受接納，就能從基底更動政治和社會的範疇，在當時剛冒起的基督教思想之後，這些思想受精英接受，使社會上的論述大輻變化。因此，他認為，分析技術理性的宇宙構成規則（cosmogonic forces），提出一套新的規則重構現實，正是當務之急，因為按照現行的配置，改變是不可能的。宇宙規則之所以重要，正因為它決定了世界呈現的方式，誠如Franco ‘Bifo’ Berardi所言，「權力（power）所指的，正是從無窮的可能性中只擇其一，強制實行，同時將其他的可能性排除在外（並使之隱去形體）」，根底的規則會直接影響構築其上的政治架構。里爾克詩說：「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在Campagna看來，更為基進的則是，你必須改變你的現實。
這一組新的規則，他命名為「魔法」（Magic）。當技術理性高舉切割原則，將世界萬物按量度單位分割成隨意調用的資源，割捨無法收歸描述語言內的部分，魔法則重新提出，物件必有其無從掌握的部分，強調物件的不可言喻（ineffable），乃至生命的不可言喻，亦即其堅實的存在以及在場。在〈關於科技的問題〉一文中，海德格就認為，科技的本質在於以特定的方法框定世界，將之顯露成「儲備」（standing-reserve），只重視其工具價值：森林不再是森林，而是一堆即將轉變為生產用的木頭，瀑布也非瀑布，而是可用作水力產電的儲備。魔法則見山為山，認同物件的存在必有不可能理解的部分。
按照伊斯蘭教蘇非派哲學家伊本．阿拉比的理解，現實最深沉的層次，是人類無可理解的，甚至超越所謂的超驗（transcendence），卻正是這一個無以名狀的核心，建構出世界上萬事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這一個絕對真理（Absolute／al-Haqq），正是世界的原初，萬物由此逐步散發成形。真理首先以無可理解的核心出現，其後發散成神性，亦即阿拉，繼而成為普遍人所理解的造物主，然後變化為神聖名稱（約等同於柏拉圖所理解的理型），最後化作具體存在、可以感知的萬物，組成世界。這一種觀照世界的方法，強調存在本身，而將本質及語言可以表述的部分置放於較低的位置，只能描述層級較低，真正在場的物件。而十七世紀的波斯哲學家穆拉·薩德拉，也認為當時的思想過分側重於本質及語言，因此將存在的位置泯滅，令所有哲學討論變成對神聖文本的逐字教義分析，卻無法觸及存在的本質。
在笛卡兒以前，古哲伊本．西那曾有名曰漂浮者（The Floating Man）的思想實驗，想像一個視覺被完全蒙住，無法感知外物，懸空漂浮的人，認為他必然會肯定自己存在，即使他未必會肯定自己的四肢、內臟真實存在。這樣的一個人，即使幻想出一條手臂，也不會將之想像成自己的肢體。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論證，將人的理性思考置成思考的原點，而伊本·西那的思想實驗雖然類同，當中強調的卻是在場，在任何理性或感知出現之前，知識的根底正是人對自我存在的確知，一種在場知識（presential knowledge），知道即存在。而這種在場知識與技術理性的邏輯並不相同，因為技術理性與其強調在場，倒是更在意重新激活的可能性，如上文所述死亡與絕種的區別，諸如各種儲藏植物DNA的種子銀行，正好體現了強調重新激活物種的可能性，而不是物種的實際存在。
技術理性和魔法兩種現實系統，各自所呈現出來的未來也並不相同，假如我們以童話式的「從此幸福快樂」結局看待，技術理性的未來是以「安全」為基調的，而魔法則講究「救贖」。技術理性強調安全，更以其之名，禠奪我們的政治和公民權利，全面掌控我們的身體，將一生最好的時光奉獻給勞動，令大學變成令人提升就業力的場所。技術理性的結局，正是永無抑止的「變向」（becoming），在這框架之下，所謂的「安全」，只會使事物懸置不動，作為永遠服務他物的工具，我們永恆積存純粹的潛力，只看向將來，而當刻卻並無成就：「技術理性的世界，是個所有事物都可能發生的世界，但無事真正發生。」另一邊廂，哲人蕭沆曾言：「正因為自殺這個念頭，才令我得到救贖。沒有自殺的念頭，我一定已經自殺了。正因為自殺這個選項一直存在，我才得以繼續活下去。」Campagna認為，這種說法的重點並不在於自殺本身，而是強調逃離世界，魔法正正是技術理性世界的外部。於技術理性世界造成困擾的部分，正好是魔法世界的基底，採納魔法世界的規則，人就可以不受語言的牢籠所限制，接受生命必有無可解透的地方。
Campagna的整套工作，並非意在回歸到某種舊有的整體，重建名為「魔法」的世界規則，而是回溯腳步，將技術理性按其宇宙規則壓制、隱去的部分再一次尋回。在操作上，技術理性和魔法的世界也可視為各自的鏡像，從技術理性最深處的問題，正好可以通往魔法世界的開端。某些部分雖然顯得形同老生常談，但能夠把一切以一整個系統串連起來，畢竟是一項艱巨的工程，另一方面Campagna也融入了新柏拉圖主義及伊斯蘭哲學的內容，展現出不一樣的世界。我們無法預期整個系統一息間轉變，變化或許必須從自身開始，正如Campagna所說，你必須改變你的現實，才能從中找到通往別一種未來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