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一年度的英國的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公布了入選小說的長名單，其中一部受到最多負面評價的，可能是愛爾蘭九十後作者，瑙伊斯．多蘭（Naoise Dolan）的《激動時刻》（Exciting Times）。這部小說登上了當地的文學雜誌《帶刺的蒼蠅》（The Stinging Fly）──一本現由文學新星薩莉．魯尼（Sally Rooney）主編的雜誌。[1]
提到愛爾蘭這些後起之秀的文學，薩莉．魯尼自然是當中的佼佼者，假若一本小作能夠受到她的肯定，自然是有其可讀之處。筆者初讀《激動時刻》，承認有過想要放棄的念頭，讀完後亦一時看不清當中左翼思想的深刻之處。但後來才恍然意識到作品所展示的視覺。多蘭的《激動時刻》應當與魯尼的小說對讀。
在一種角度看，《激動時刻》不論是出版年份，還是這個新愛爾蘭文學流派思想的形成上，都是處於魯尼二〇一八年的《正常人》（Normal People）和近來出版的《美麗世界，你在哪裏》（Beautiful World, Where Are You）之間的作品。這裏說的是她們如掛在口邊的的馬克思主義小說。
《正常人》是二〇一九年全球最為大賣的小說之一，其改編電視劇版本於二〇二〇年四月在英國的BBC播放，口碑亦相當不錯，這不多不少帶動了世界文壇關注愛爾蘭後起之秀。在被受關注的同時，魯尼的寫作風格也彷彿成為了其他九十後作家的仿效對象。《激動時刻》的寫作方式確實跟《正常人》有不少相似之處：題材極度生活化；非常直白和平淡的文字筆觸；以日期作為章節標題；對社會階級分野的側重描寫；鬆散卻符合現實的感情線。不同的可能只是，《激動時刻》在感情關係上涉及雙性戀的酷兒題材，和故事發生的地點並非在都柏林，而是在香港。
《正常人》是一部馬克思主義小說，魯尼在幾次訪談中表明了創作時的用意。筆者亦曾經寫過書評，說明《正常人》何以不能達到作為一部馬克思主義作品的理想原則。[2] 到了近來的《美麗世界，你在哪裏》，魯尼似乎亦意識到這點，便寫了對馬克思主義小說的反思。[3] 《激動時刻》不僅常以一種諷刺階級的口吻書寫，它還直接地宣示了一些左翼思想的元素（酷兒題材），無疑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小說（或應該說，是一次馬克思主義小說的嘗試）。然而，把它視作跟《正常人》一樣的嘗試，讀者必然會感到失望。
首先，整部小說幾乎只關注有錢人的靡爛生活，而且除了女主人公（亞菲）所任教學校的小孩，和一個在劍橋讀書的香港女孩之外，故事大部份角色都是白人。結果是，當我們讀着敘事者於生活上的瑣碎煩惱，會不禁覺得，她的煩惱其他是來自上流價值的煩惱。再加上香港近來的的社會動盪，假如所謂的「激動時刻」不過是來自一位白人前殖民者的感情煩惱，聽上來也許是無比的諷刺（雖然故事主要發生在二〇一六至二〇一七年間，但讀者似乎可以想像，它即使是發生在二〇一九年，小說中的人物大概是屬於對香港政治處境無動於衷的那群人）。
「我知道我會為金錢做任何事。」亞菲在小說的初段就這樣表明。「在愛爾蘭讀大學的那段日子，我把一個儲蓄戶口嫵媚地稱作『墮胎基金』。它最後有一千五百歐元。〔⋯⋯〕我愈有錢，其他人就愈難迫我做事。」這可能是最能反映主角內心的其中一句獨白。結果她初到香港就住進了一個叫朱利安的男人的家裏，她不用付租，但他們不停做愛；朱利安在這裏的銀行工作，他畢業於貴家子弟讀的伊頓公學，他有的是亞菲沒有的東西。
故事兩人的性愛關係不過是各取所需，這聽起來非常的資本主義。跟《正常人》裏的人際關係與當中的階級掙扎比起來，似乎是顯得過於膚淺。但與其說《激動時刻》想展示的是一種馬克思主義式的答案，倒不如說它正是要指出馬克思主義需要面對的難題。
對一些讀者來說，《激動時刻》其中一個看起來的「敗筆」之處，在於角色之間的比較。作者試圖把主角的處境跟朱利安作比較，比如說，朱利安說一口「純正」的英國南部口音，與主角的愛爾蘭比較起來顯相對「正統」（她不時還要問朱利安一些字的「正確」發音），使得身為英語老師的主角意識到自身作為愛爾蘭人的劣勢。這設定本來是要透過生活上的各種瑣事，展示愛爾蘭作為文化小眾於英格蘭「正統」意識下的處境。但問題是，《激動時刻》的故事設定偏要在香港，主角又刻意要提到香港人的英語，這難免使一些讀者感到反感。
這難道不是另一種霸權嗎？我想就連作者也不能否認的是，跟香港作為前殖民地來比較，愛爾蘭還是有不少優勢：主角能以白人﹑前殖民者的姿態自居；她在這片前殖民地其實獲得了優厚的待遇。
愛爾蘭的文學一直以來離不開一個傳統：談意識形態的掙扎。這是其中重要的藝術元素，甚至可能是構成了作者的靈魂。到了現代，這個傳統較着重對階級觀察，魯尼的《正常人》如是，多蘭的《激動時刻》亦如是。這似乎是這一代人﹑或很有可能是下一代愛爾蘭作家的寫作趨勢。可是，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小說的焦點放在日常生活的瑣事，和含糊不清的感情關係，難免會讓讀者感受困惑。難道現代人的最大階級掙扎，就只能反映在人與人之間的愛情（或有時甚至只是性愛）關係上？
又或許說，難道對比從前的愛爾蘭作家，新一代的就只能着手於比較微不足說的問題上嗎？這是因為社會進步了，人不再處於飢餓的年代，因此馬克思主義者便失去了革命的場所？這是思考問題的一個切入點。並非社會進步了，而是，資本主義對社會的影響改變了方式，不再只是舊有的把勞動力化約為資本和商品化，也不只是工作對人造成的異化，而是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化約為資本和商品化。
這自然跟新興的社交模式有關。在社交程式主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的社會，人似乎是多了結識異性的機會，似乎是有了多項的選擇，但與此同時人難免變成了另一個人的選項和商品。或更進一步說，無可否認，是資本主義社會鼓吹了人對性關係的需求 ── 娛樂媒體甚至會告訴我們，有性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
然而，這些作家所批評的右翼保守主義（在愛爾蘭天主教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宣揚性愛與感情關係上的保守，但在另一方面卻是造就市場資本主義的一大動力。這不是本身就很矛盾嗎？問題是，雖然左翼思想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但在人際關係上卻又支持現代資本主義文化所推舉的開放。這不也是一種矛盾嗎？《激動時刻》把故事的焦點放在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關係上，這看起來有點膚淺，但只要細想，卻會發現這正是當前馬克思主義於現代社會的掙扎之處。
當然，《激動時刻》的作者多蘭不一定意識到這正是其中一個核心問題。這或許只是來自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生活直覺。這直覺本身就很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而我認為，魯尼於新作《美麗世界，你在哪裏》正是要處理這個糾結之處。不論成功與失敗，這些後起的馬克思主義作家似乎在探討不同的寫作方針。而她們的作品，亦讓人有漸趨成熟的感覺。
注釋
[1] Naoise Dolan, “Autumn in Hong Kong,” The Stinging Fly, Issue 38, vol.2. (Summer 2018). https://stingingfly.org/2018/05/31/autumn-in-hong-kong/
[2] 參見亞牠於微批的〈《正常人》：想要成為馬克思主義作家的失敗嘗試〉。
[3] 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美麗世界，你在哪裏》：馬克思主義文學的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