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鬯先生以百歲高齡仙逝，文壇都感到惋惜，劉先生開創了中國意識流小說書寫的高峰，而他一生更重要的貢獻是擔任文學副刊與雜誌的編輯，以卓越的守門人視野與觀點，引領了1960年代台灣與香港的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特別是他以無比的勇氣，刊登遭到台灣政府壓抑的文藝人士稿件，恐怕是香港藝文界都沒注意過的故事。
劉以鬯繼易文與易金兩位主編於1960年接掌《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這份由國民黨出資與經營的報紙，在1949年後與香港文化活動關係密切，也頗能吸引台灣作者投稿。因為劉以鬯認為在香港很難找到適合的作品，加上《香港時報》當時也向台灣發行，也就穩定取得台灣作家如魏子雲、葉泥、紀弦、張默等的投稿。
《香港時報》作為政治立場鮮明的右派報紙，必定對刊登於副刊的文章取向有一定的影響力。劉以鬯在訪談中被問及報社是否對編輯有所限制時，表示自己並沒有因為在國民黨黨機構辦事而入黨，他強調：
《香港時報》是由國民黨辦的，所以有人以為我是國民黨的人。其實他們都誤解了，我從來都不是國民黨黨員。我在重慶工作的《掃蕩報》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辦的報紙，那時候我上班要穿軍裝，也有人要我入黨，我沒有答應。我喜歡文學，不喜歡政治。
喜歡文學更甚於政治，但是為了生活而在報館工作的他，首先必須知道報館的立場，作出某些妥協。例如，他曾請知名女作家十三妹寫專欄，但是因為她言論大膽，任何黨派都批判，不能為報館接受，劉以鬯只好寫信請十三妹停稿。同時有位作者張列宿在《香港時報．淺水灣》也有一個專欄。他的文章有強烈的政治意識，與現代派文藝格格不入，劉以鬯就直指：「是報館要求的。」可見在黨派辦的報館裡工作，是有一定的困難與壓力。
此外，喜愛文學的讀者較少，銷量沒有提高，報社老闆也因為經濟考量而認為崑南、盧因和王無邪的稿是「衰稿」，其餘現代派作家的文章也無市場。劉以鬯就指出：「當時《香港時報》有兩位副總編輯，一個是劉念真，另一個是張繼高。張繼高是從台灣來的，他對我比較好。因為他看到紀弦、張默等人的稿，也覺得這些文章很好。」顯見在黨國系統中，幸而當時由駐台記者調任副總編輯的張繼高，對於藝術與音樂的涵養很高，是港台推廣古典音樂的推手，他對於台灣作家紀弦、張默等人的稿十分讚賞，替劉以鬯向報社老闆作溝通，使其仍能堅持理念，突破編輯室的組織文化與常規。
也因為如此，副刊的主編可以用自己的文學觀影響香港、台灣寫手的創作風潮，而作家在副刊的權力場中也會形成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所謂「班底」（group），也就是由劉以鬯領軍，十三妹、紀弦、張默、王無邪、崑南、秦松等組成的現代主義創作班底，又另有介紹現代主義、存在主義理論的研究者，鄭樹森也肯定了其推動現代派文學發展，「能夠自香港進口台灣，與台北現代派互動，都是較顯著的貢獻」。 其中介紹超現實主義美學的論述，多從繪畫理論入手，無論是崑南翻譯〈論五十年現代藝術〉，或是李英豪介紹超現實主義繪畫與精神分析都不難發現要比台灣文學圈的具體論述要早。
我們可以知道劉以鬯大量採用台灣作家作品，並且受到台灣調派的副總編輯支持，又《香港時報》半數以上銷售至台灣，可被台灣讀者接收，該報副刊作為現代主義的推手，必定和台灣的現代主義風潮有着緊密的連結。而劉以鬯在訪談稿中也提到，他找十三妹寫有關現代主義文章之後，慢慢影響到其它作者，如在台灣大力鼓吹新詩的紀弦。紀弦將稿件寄給劉以鬯後，劉以鬯便請他寫關於新詩的文章，紀弦才寫了《袖珍詩論》的系列文章。而當時劉以鬯要介紹意識流或存在主義的文章時，也會請紀弦等人幫忙寫稿，《淺水灣》無疑成為港台現代主義文學交會的場域。
在劉以鬯主編下的《淺水灣》，《香港時報》副刊成為台港兩地重要的現代主義文藝園地，恐非國民黨的宣傳機構所能預料的。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劉以鬯主編的《淺水灣》副刊刊登了一系列在台灣受到政治迫害的詩人、畫家秦松與舞蹈家蔡瑞月的作品，與黨國的政策方向完全背離，可以發現台灣與香港在華文文學傳播的場域中，享有言論自由越大者，越能兼容並蓄各種多元的文學作品刊行與出版，不得不說是一則傳奇。
東方畫會會員也是著名詩人秦松在《香港時報‧淺水灣》上刊載的作品，主要集中在1960年至1961年，共有木刻九幅，版畫十二幅，詩三首 ，兩年內共有二十七幅（篇）作品發表，可謂《香港時報‧淺水灣》的「常客」，更是實踐劉以鬯以詩畫互文形式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秦松的版畫在1959與1960年，先後獲得美國國際版畫藝術協會的收藏獎，和巴西聖保羅榮譽獎，在現代藝術正在起步的台灣畫壇，無異是莫大的榮耀。時年秦松二十七歲，少年得志，評論與報導稱其為「我國最新風格的前衛版畫家」，或者是「蘊藏在深處的天才」。或許遭到其他派別畫家的嫉妒，1960年3月25日在歷史博物館召開的「現代藝術中心」第二次籌備會，本來預備頒巴西聖保羅雙年展榮譽獎給秦松，不料，「兩個在當時畫壇保守勢力的代表性人物，指着秦松兩幅抽象版畫作品《春燈》與《遠航》中的一幅說：『這件作品有問題！』甚麼問題？那兩位「大老」指着畫中錯綜交叉的各色線條說：『有個倒過來的『蔣』字。』」 不但現代畫作品《春燈》與《遠航》遭移走，連巴西聖保羅榮譽頒獎儀式也因之停止，畫壇與文壇一時風聲鶴唳，氣氛低迷多年。據辛鬱的回憶，「倒蔣事件」雖然沒有鬧大，近乎不了了之，卻對秦松造仍了難以彌補的傷害，寫詩就成了他宣洩情緒的管道 ，向海外發表，以及其後出走台灣，都有對白色恐怖抗議的意味。
和秦松遭受的迫害屬於精神面的壓抑，台灣舞蹈家蔡瑞月（1921-2005）則有入獄的經驗，應當受到國民黨當局更多的監控，何以在1960年代可以在香港發表相關文章，實在令人費解。
蔡瑞月十六歲赴日，師從石井漠學舞。戰後返台，於台南開設「蔡瑞月舞踊藝術研究所」，並巡迴全台演出，是台灣現代舞的先驅。1947年於中山堂正式公演，聲名大噪，同年與作家雷石榆結婚。1949年雷石榆因政治因素遭驅逐出境，蔡瑞月受牽連囚禁於綠島長達三年。1951年獲釋放。猶有更甚者，在白色恐怖期間，蔡瑞月放棄了現代舞與芭蕾舞的夢想，以民族舞蹈勞軍，成為她身不由己的工作。相較於秦松能以現代派的抽象手法挖掘心靈與暴露黑暗，蔡瑞月顯得十分小心翼翼，劉以鬯刊登她的五篇投稿，書寫了兩個重要的主題：古典芭蕾的歷史，以及舞蹈與音樂，成為我們認識蔡瑞月藝術的重要線索。
蔡瑞月於1961年9月以後，沒有繼續為《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撰稿，原因並不清楚。據說蔡瑞月當時正在書寫一本舞論大綱，但始終並未出版，目前除了在1950年代台灣報端可以見到一些斷簡殘篇，所幸因為劉以鬯跨界的邀稿，我們才有機會得以窺見一代舞蹈大家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書寫。
值得注目的是，《香港時報‧淺水灣》的所有權結構是國民黨掌有，目標是在香港進行其黨國的「想像共同體」建構，然而劉以鬯竟能在層層文網中，在張繼高的支持下，不僅提倡了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甚至刊登了白色恐怖迫害下的文藝人士稿件，印證了守門人研究中，一般編輯固然要遵守常規，但優秀的守門人往往能夠主導議題，不受組織的限制，這是相當罕見的特例，但也證明了劉以鬯作為成功副刊主編的另一個面向。
事實上，劉以鬯刊載秦松與蔡瑞月的文章，反映了在白色恐怖年代，香港具有高於台灣的言論自由，也促進了更多世界各地的華文文學作品湧進香港，「言論自由」是過去分析華語系文學傳播上較少談及的研究「變項」。回顧劉以鬯時期的光輝，對照目前台港媒體言論自由尺度、媒介所有權結構的變質乃至文學出版市場的蕭條等因素，在在說明華文文學傳播的板塊與重心正在移動着，中國大陸固然擁有較大的經濟規模，但台灣與香港的言論自由依舊傲視華人士世界，如何以更具創意、批判與破格的編輯力開創新時代？劉以鬯在1960年代的身影確實迷人而值得追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