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於盧淑櫻《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中華書局，2018）。
文題和分題為編輯所擬。
本書作者鑽研「牛乳東來」問題經年，在有關課題還未受到太多人注意時便早已到海內外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資料庫搜集原始資料。其博士論文即以「母乳與牛奶」為題，探索近代中國嬰兒哺育與母親角色重塑的課題。本書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加以發揮，除討論牛乳哺育與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外，更挖掘中國母親在近代社會變遷下的各種經驗與心聲，所述涉及為人母者在變化中的母親角色要求下的應對、妥協、掙扎或抗爭等舉措細節，這些觸動人心卻鮮為人知的個人自白，已足令人深思良久、低迴不已。乃因有關問題的癥結不少實於今猶在，引發共鳴，叫人唏噓。這些看似碎片化的內容，實實在在關乎宏旨，值得深探，是為全書的精華部分。如有可能，作者似應盡量繼續再搜集更多個案，以資日後作比較之用，假若資料尚未窮盡的話。
其實，本書所採用的實證資料已很豐富，如上海檔案館的檔案、統計數據、社會調查、教科書、報紙、廣告、圖像、期刊、雜誌、日記、回憶錄、文學作品等官方以至民間、從牛乳消費到婦女生活、母親到嬰孩等的文字及非文字材料。當中不少屬近年的熱門研究領域「日常生活史」資料門類，也包括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大量傳入中國的西洋及日本的知識媒體等。的確，在當時中國正遭逢千古未有的大變時，亡國亡種的危機感助長了強國強種的意識，婦女治家育兒等家內事也成為公共領域上備受關注的興國強種大業。本書指出，當輿論強調母乳哺兒的強國強種作用時，正值牛乳東來之際，奶粉商遂以科學和文明話語推銷牛乳，強調這種重視營養和衞生的科學化育兒法有強國強種實效，終令奶粉打進中國市場，牛乳哺育得在中土萌芽滋長。
牛乳東來
本書對洋商來華與牛乳傳入、銷售、宣傳推廣、消費等方面的發展，言之有據，內容扎實，足見作者多年治牛乳東來史的根基。不過，作者措意所在乃母親角色和經驗的轉變。這與她在中國母嬰史領域上的教研心得有關。雖然我們無法確知棄母乳，用牛乳哺兒的母親人數，作者也認為她們只屬少數，卻值得窮盡有關資料，對這批先行者作細緻的質性研究，以對中國嬰兒哺育和母親角色重塑的課題有所開拓；而詳述每個個案，以揭示這些母親的個體經驗，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其主體性，有所發現。有關資料雖然零散，且極難推斷個案本身的代表性，也無法採訪當事人求證。但這些局限性其實也存在於史家所用的其他史料中。只要能縮小歷史拼圖中的空白部分，便可算是一種貢獻。何況這類質性研究其實有其在方法學上的啓發性和再探的可能性，尤其對婦女史這類空白特多的課題有一定針對性，詳見下文有關理論的部分。
作者指出，從母親的故事中其實很難清楚看出她們選擇以牛乳哺嬰是為了強國強種等宏大理想。日常生活上的安排、消費模式、商品化和市場化等現代性的影響因素可能更顯而易見。所以「強國強種，良母有責」等針對婦女的「國民之母」角色的規訓，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及柴、米、油、鹽和衣、食、住、行等細節和繁瑣家務，以至對家中老、幼的關顧工作來得貼身，即使作為看顧者的家庭主婦她們並無太大的選擇自由，也即使社會理論家或運動家強調的是宰制日常生活的大結構如資本主義體制等。近年日常生活史家所重視的是生活在社會中的個體的經驗和感受，認為這些訊息更能反映現實。然而，這類資料所呈現的往往是非常複雜、矛盾重重的歷史現象，充滿張力，難以梳理，但這也許才是實況。
母親的的抉擇：賢妻良母、在職母親、「摩登」母親
故本書「母親的的抉擇」一章所詳述的個案各有特色。當中的母親都選擇牛乳育兒，但形象不一。當時中國的母親類型也很可能不以作者論文中所總結的三種──賢妻良母、在職母親、「摩登」母親──為限，而作者所挖掘的案例數目有限，它們是為了彌補民國社會調查資料的粗疏缺陷而被採用的。可幸作者對這些個案述之甚詳，盡量呈現有關這批母親的文字敘述內容。它們有母親所寫的育嬰日記、自白文章或他人對她們的記述如採訪文字及文學作品，也含少數父親的隨筆在內，約十數篇。從本書作者的鋪陳可見，這批文字的內容其實頗翔實，涉及的課題也很多樣化。其中包含的個案有為革命而將哺育和照顧嬰兒的責任交托予乳娘或家人的丁玲；也有同是五四成長的新一代小家庭中的年青父母，他們為夫婦同就業、共育兒的理想而努力。但個案中的覃英及其夫魯彥卻受到不少意想不到的挫折，二人所合著的《嬰兒日記》一方面流露出新時代的在職女性不必為生兒育女而斷送事業的期許，可採之法是乳母的雇用或牛乳哺育。例如覃英因有工作而又缺乳，故用牛乳哺兒，又聘用傭人照顧長子。
然本書作者細讀《嬰兒日記》後，發現它不僅載錄了覃英夫婦在理想難以完全實現方面的挫折，從字裡行間又可窺見作為五四成長的新一代的女主人本身實備受各種客觀和主觀局限性的影響，如兒子健康問題令家姑不滿牛乳哺育；甚至連丈夫在她離家工作時留家帶孩子都會令她內疚不已。作者以前者為長輩的壓力，與父權家長制有關；後者則為覃英對家庭、丈夫和兒子的責任感所產生的自責心和罪感，因她「骨子裡仍深受傳統男外女內的性別角色影響」。在前、後者結合的壓力下，她遂在第二胎出生後回歸家庭，歉疚心更令她思索「如何做個母親」。
傳統意識和罪己的愧疚心亦出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出版的另一個文本《母親日記》中，可見母職與事業間的矛盾，以及罪疚感常是最磨人的情緒。主角綠萍也堅信育兒是母親的「義務」，為了讓自己可以抽身工作，她得先自行妥善處理好育兒問題。結果她得靠兩位乳母兼傭人、母親、嫂嫂等的幫忙，才能進入職場。本書作者除批評綠萍的育兒是母親個人義務的觀念外，也指出民國輿論避而不談的是在全無政府或社會支援的情況下在職母親的有限資源問題。個人能有足夠資源者，相信只屬少數中的少數。雙重或多重負擔常令新女性的獨立自主夢想難以實現，這又何嘗不是個於今猶在的現象呢?
五四後的新女性從求學到就業之路是曲折的，三十年代就有「婦女回家去」的逆流，母職常是個藉口。本書所引的母親自白就有一篇題為〈我回到家庭去了〉的文字。吊詭的是，這位母親為幫補家計而就業，到頭來卻因無法負擔乳娘或雇人以牛乳哺嬰的工錢而得回家照顧幼兒。另一篇自白的作者則為了孩子而放棄學業，然心有不甘，希望終有一天可以做一個「人」，而非只是妻子和母親。短短的篇章充斥着無奈的唏噓感。另一篇產婦見聞報道也提到一位母親就有女人「一生了孩子便什麼都完了」的無奈嘆息。
哺母乳之痛
在各種母親哺兒的故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信是哺母乳給母親所帶來的難言痛楚。和經痛、產痛一樣，哺母乳之痛是女性所經歷的無法形容， 或難以言宣之苦。為人母者對此大多索性閉口不談，默默忍受，視之為當然。當然，母親之痛常包含肉體和精神兩方面，上述有關母親所承受的各種外在壓力及其內化，就令她們的負擔百上加斤。故有關課題涉及身體史，也關乎經驗與建制之間的關係。西方女性主義詩人艾德麗安．里奇（Adrienne Rich）的經典名著《女人所生：作為體驗與成規的母性》（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就既指出女人透過生育、哺育和撫育等經歷強烈地體驗她的身體和感情，卻也強調母親之痛源自母親角色的建制化壓力。[1]
不過，民國時期的媒體卻記載了少數較富裕的「摩登」母親可雇用奶媽代勞哺嬰，並代她們承受哺乳之痛。本書作者對民國母親的分類，就有一類叫「摩登母親」的，而當時被視為「摩登女性」必讀的《玲瓏》等雜誌就常登載這類現代時尚女性的特寫，也報道新型的「快樂小家庭」和「摩登母親」的閒適生活狀況，再現了現代性的魅力。然同時出現在其他民國媒體（尤其是左派報刊）上的對「摩登母親」百無聊賴的少奶奶型生活的非議和負面論述也不少。可見在那個轉型的時代中，母親形象其實殊相雜陳，不一而足，令我們聯想到女性主義史學理論大師瓊．史葛特（Joan Scott）對「經驗」的特殊看法，[2]她從後結構主義和後本質主義視角[3]質疑一般被視為證據和知識根基的經驗的權威性[4]批判將經驗過分通概化和本質化的傾向，認為個人經驗不是固定的，要理解它的歷史性、時代性、階級性等性質，故常須將它放在脈絡中去分析， 這就涉及她「將『經驗』歷史化」（historicizing “experience”）的理論。她主張我們所着眼的該是建立主體的過程，而不僅僅是經驗本身。由是，我們不能忽略經驗與角色要求之間的關係，以及經驗和主體性的社會性和時代性。
本書所重的雖是女性的主體性這個婦女史重點，作者並無忽視父權家長制的制約力及其性別意涵，並警覺到女性經驗與階級定位問題的關連。至於中國母親的遭遇及其獨特性與他地母親的比照，以至時代推移下奶粉潮在抗戰後的曲折發展，及後自改革開放國民趨慕西方奶粉品牌的潮流下的母親境況等問題，則有待作者的後續研究的補充，以對本書所論列的現象的時代性作出定位論斷。相信這也有助國際上方興未艾的母親研究領域[5]的開拓；而上文所舉出的於今猶在的問題也值得繼續深探其長存因由。這些課題也關涉家庭史範疇，而當家內貢獻仍與「說不出」、「說不得」、「不必說」、「一言難盡」等無奈表述分不開時，如何解讀這種現象，實與家內領域的研究能否有所突破息息相關。謹以此序獻給仍有待學界、甚至女性主義學界充分關注的母親、母親運動家以及家內女性關顧工作者們，願她們在照顧他人的同時， 自己的辛勞和付出也受到關懷和注意。
2017 年秋
注釋
[1]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Inc., 1976).
[2] Joan W. Scott, “Experience,” in 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22-40.
[3] 參Samira Kawash, “New Directions in Motherhood Studi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6, No. 4 (Summer 2011): 969-1003.
[4] Joan W. Scott,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 Critical Inquiry, Vol. 17, No. 4 (Summer 1991): 773-797.
[5] 參Kawash, “New Directions in Motherhood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