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中不乏對疾病的描寫，除以文字作醫療紀錄，直接描寫病患、醫者及照顧者的反應和心情，帶出疾病的不適和焦慮外，亦隱喻、批判社會的問題。
台灣文學館即日至10月29日舉行「寫字療疾──台灣文學中的疾與療特展」，借展出及詮釋台灣文學中有關傳染病、精神疾病、創傷病症、慢性病及癌症，及照護議題的作品，展現疾病的刻劃外，亦帶出對背後社會、歷史、醫學發展的關注和討論，及對受創生命的關懷。
以病寫病：疾病與社會的隱喻問題
談及疾病文學，或會討論美國作家、文評家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隱喻與愛滋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1990）一書中提及人類賦予疾病過多刻板的意義、隱喻和想像，或會令患者的受創經歷因摻入政治、道德意涵而更為迷茫複雜，或視疾病為時尚身分而不願正視、接受治療。然而唐毓麗（2006）在台灣新文學中發現，疾病文學之為常見，除可借其變異的因素作出影響人物行動和命運、故事發展的重要環節外，也可以增加讀者對相關疾病的理解和啟發關照。對社會而言，文學寫病、尤其罹病的過程，或會影響對「病」的討論和理解。
繼續延伸，台灣文學不乏疾病文學及相關討論，同時寫病對如上段影響社會大眾對疾病的認識和討論外，亦旨在揭露和批評政治、社會、文化的弊病，以「病」寫「病」。如王幸華（2008）在〈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之醫病書寫研究〉一文提及，早於日治時期，作家醫生如蔣渭水、賴和，和吳新榮等作家以醫病為題材的作品借隱喻內含就時代、文化、社會、國族弊端的批評，是為台灣疾病文學的啟蒙。而唐毓麗亦先後於〈罪與罰：台灣戰後小說中的疾病書寫〉（2006）及〈台北意象與諷刺美學：探索疾病書寫中的人文價值〉（2013）兩文中整合及剖析在隱喻理論與敘事理論中，政治上的壓迫與殘害、文化上的箝制與束縛、城市化（台北）的地景和壓迫的空間被隱喻，帶出扭曲、去人化的外在環境如何建構現實環境的複雜性，論證為疾病文學中的病源，是為人們乃至社會中隱隱作痛的命題。
展覽中的展品剖析了不同時代、不同疾病及其延伸的問題，如楊逵的〈無醫村〉手稿的故事內容為病人因無錢而濫用草藥，延誤診治最終不治，醫生到場僅為開立死亡證明書；此荒謬且悲涼的故事不僅寫病的面貌、寫病的治法，背後更旨在批判貧富不均的現象。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指出愛滋病患者為某個「高危群體」、某個被社會所蔑視的群落的一員，而這重身份本來是向他人隱瞞；法國哲學家、愛滋病患者傅柯（Michel Foucault）亦曾指出愛滋病患者屬於來自邊緣的「鄙民」（蘇麗真，2023）。在台灣疾病文學中，性病的病源、性病易被道德審判的特點，被轉化成對父權、被殖民壓迫的隱喻。如王禎和的諷刺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以玫瑰和越南的超級梅毒作連結，雖寫賣春吧女患上「西貢玫瑰」梅毒，但背後隱喻美軍對台灣的進駐、知識分子以似是而非的話術帶領性交易事業殘害百姓。展覽中所揀選的作品，除了紀錄不同時代的疾，也剖析了不同時代的「社會病」和「治病」的渴求，帶出邊緣人物的聲音和困境。
以病感病：文學與體驗的跨界
文學展除了陳列文字，亦致力以不同的藝術媒介聯繫文本內容、疾病隱喻。在博物館學上，現時「沉浸式體驗」等相關的新式展示方式強調以觀眾的體驗為主，與文學作品尋求讀者共鳴的意圖殊途同歸。耿鳳英（2017）曾指出博物館於策展時需從議題與內容上反映出觀眾與館方的價值，展示的手法、類型與呈現方式要更容易以從中獲得美感體驗或知識學習。同時在博物館近年更加重視及提供具開放性的環境的趨勢下，廖世璋（2021）亦提出文物（藏品、展品）轉化能產生出新的價值與意義。
在展覽中，為加強觀眾對文本的理解和投入，文本的內容或文句被再現於不同藝術展品中，在文句以外感知疾病文學的需要，同理疾病的苦痛、體現疾病隱喻的荒涼。除展示上段提及的〈玫瑰玫瑰我愛你〉文本外，巫姿瑋以複合媒材製成的「玫瑰」大型作品帶出玫瑰是為性病的隱喻、借帶刺的玫瑰勸慰世人遠離花街柳巷外，亦借玫瑰的典雅反襯性病的無奈，借視覺衝擊突顯隱喻的複雜。
而〈腦內囈語〉片段抽取了〈當我們討論憂鬱〉、〈晚安，憂鬱〉、〈精神病院皮下鈎沉〉三作品中躁亂沉鬱的文字，以拆解、擅自重組的方式，輔以兩台投影機營造多變的光線、從四方傳來的立體聲響，呈現出精神病患的內心、所面對的世界。當文學拆解為裝置藝術，觀眾除視覺和解碼能力感知疾病文學外，亦能借多種官能體驗身同感受，了解心理壓力及疾病的痛苦。
小結：沒有人是故意的
疾病的隱喻、文學中的疾病或被認為是奇幻的刻板印象，使病人怯於、羞於、無意於防治。筆者認為隱喻的確帶來非真實性，但跳脫於隱喻，疾病文學或在同病相憐下鼓勵我們正視真實的生病經驗，在「扶持」下編寫自身的生命敘事。同一疾病或有多個被撰寫的文本，同一疾病亦可有多種面對的方式，只仰賴不同內化的方式。在展覽最後，有異於內容的壓迫感，館方以溫柔的語句提示「讓文學安撫身心」，在看過別人的病後，也許在覺察自己生病的同時，也能從文學中找出屬於自己的慰藉。
參考資料
王幸華。2008。〈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之醫病書寫研究〉（博士論文）。台中：東海大學。
唐毓麗。2006。〈罪與罰：台灣戰後疾病書寫研究〉（博士論文）。台中：東海大學。
唐毓麗。2013。〈台北意象與諷刺美學：探索疾病書寫中的人文價值〉。《東海中文學報》第25期，235–272。
耿鳳英。2017。〈突破與創新－論國家博物館展示的新視野〉。《博物館學季刊》31卷3期，79–98。
廖世璋。2021。〈「博物館的後現代性」文物價值與意義生產的移轉：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例〉。《博物館與文化》第22期，23–48。
蘇麗真（2023）。〈【有病自然香】愛滋，無法根治的致命誘惑──傅柯、基夫哈靈、李楊力〉。https://p-articles.com/works/3644.html。
Susan Sontag. 1990.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Double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