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鬥龍爭，氣寒西北何人劍。
風流云散，聲斷東南幾處簫。[1]
1953年，香港武術界出了件大事，《中聲晚報》在吳氏太極拳第三代傳人吳公儀訪文中，因有「我自北方走到南方，未逢敵手……歡迎與武林人士切磋」句，掀起爭議。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一時間武林人士摩拳擦掌，其中白鶴派傳人陳克夫私下所說「你由北至南未逢敵手，我由南至北也未逢敵手」，亦為報章轉述，自此雙方矛盾漸深，互爭第一，繼而在報上打起筆戰，持續半年之久，港澳文化界也隨之互為壁壘，各支持吳氏或陳氏兩派。
適逢香港石硤尾發生大火，居民痛失家園，港澳名人何賢乃提議吳陳兩人比武，即可化解武林恩怨，又能將當日門票所得，用作善款，賑濟災民。兩人最終答應，並簽下生死狀，定於1954年1月17日，在澳門新花園泳池設擂一決高下。消息傳出，轟動一時，成為港澳，甚至東南亞華社津津樂道的大新聞。比武當天，萬人空巷，然而萬眾矚目的比武，卻在短短兩回合後，由大會主裁宣佈以「不勝、不和、不負」收場。
雖然比武草草結束，但賽前的渲染，加上之後未了之餘波，讓《新晚報》總編羅孚靈機一動，看準市民對比武之癡狂，決定在《新晚報》設刊武俠小說，吸引讀者，增加報紙銷量。故他找來素有「雜才」著稱的副刊編輯陳文統，請他依據比武作為藍本撰寫武俠小說，起初陳氏堅決不從，哪知羅孚先斬後奏，直接在十九日刊登「武俠小說將於明日見報」預告，陳文統迫於無奈唯有連夜趕寫，次日即刊登了處女作《龍虎鬥京華》。由此，羅孚不只打破了武俠小說只刊登在小報的慣例，更催生了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而這位陳氏少年，一寫就寫了三十年，武俠小說數量更是多達三十五部之多，成了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梁羽生。
雖然陳氏因武俠小說成名，但他的著作可遠不止於此，實際上他還是文壇多面手，以「梁慧如」、「馮瑜寧」撰寫文史小品，出版了《從秦始皇到武則天》、《古今漫話》、《文藝雜談》、《自學成功的文學家》等；用「李夫人」、「馮浣如」為筆名，回答讀者在「李夫人信箱」專欄的人生問題，出版《李夫人的信》、《在愛情的道路上》、《友情與生活》、《婚姻與家庭》、《人生的探索》等；至於評論方面，則使用「佟碩之」寫了〈金庸梁羽生合論〉一文；除此之外，陳文統更是精通棋藝，以陳魯為名，發表一系列棋評，出版《全國象棋大賽名句述評74–75》，足見作品之豐富。由於這些書今已不多見，加上大部份未再重印，故不為人所重視，然而這些文字究竟呈現出怎樣的陳文統，裡頭的觀念又如何影響他的武俠創作，兩者有何關聯？且讓我帶大家看看武俠小說以外的梁羽生。
陳氏早期著作有明顯的左翼特征，觀香港自學出版社出版，由馮瑜寧（即梁羽生）及容穎兩人編著的《自學成功的文學家》，書中收錄高爾基、奧斯特洛夫斯基、魯迅、傑克．倫敦、巴爾扎克、莎士比亞六人故事。乍看之下，似乎是一部鼓舞年輕人自學奮鬥的勵志書籍，然而這只是書本傳達的第一層思想，往深一步思考，就能發現作者選錄標準上的偏袒。首先，為甚麼是這六位作家？簡略翻查六人生平，不難發現，他們都與左派相關聯，雖然每人或是共產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互有不同，但或多或少都和左派掛鉤，像高爾基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奠基者；奧斯特洛夫斯基則是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家，所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經典；傑克．倫敦作品亦帶有强烈的社會主義色彩。
至於魯迅，在1937年10月19日，由共產黨舉辦的逝世週年紀念會上，毛澤東就把魯迅化為馬克思主義信徒了，[2] 而巴爾扎克及莎士比亞的著作也蘊含濃厚的現實主義傾向，雖然莎士比亞也有不少帶有浪漫主義特色的著作，但在馮瑜寧眼中，莎士比亞就「是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大部份作品，就是這樣，都是針對現實，有為而發的」，絕不是「脫離現實生活的，所謂『純藝術』代表」。[3]
再者，書名強調的是「自學成功的文學家」，一般而言，應當聚焦在文學家如何刻苦自學，成就自我的過程。然而內裡卻未詳述自學情況，像〈莎士比亞〉一篇，提及自學的部份只是寥寥幾句，「由一個毫無憑藉而闖到大都會來找生活的鄉下人，終於幹起了劇本的寫作工作，這個過程……經過多少刻苦自學……實在不容易達到」。而在〈魯迅〉一文裡，也更趨向描述生平事跡，中間還穿插一些左翼評述，把魯迅劃為「左翼的領導者……到1928年，他已經徹底的從進化論走到了階級論」，且他的作品「是被壓迫者的辛酸、掙扎、呻吟、貧困的反映。這種『為人人』的思想……是他全部文藝活動的出發點」，因此《自學成功的文學家》不只是部鼓勵青年奮鬥自學的勵志書，更是一部偷渡左派思想的政治讀物。
如果說《自學成功的文學家》還算是含蓄，潛移默化地輸出左派思想，那麼由梁慧如著，同樣由香港自學出版社於1954年出版的《從秦始皇到武則天》，則是完全以左派思維撰寫的歷史研究了，在〈怎樣評判歷史人物〉中，提出評判標準為，他們「究竟是起了推動社會前進的作用還是起了阻礙進步的作用」，故需要「注意當時的社會物質條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歷史的問題」，內容充斥着「剝削」、「地主」、「階級」、「土地問題」等左派思想特征。[4]
因此書內說到「皇帝是封建社會中最大的地主……他們所代表的，也自然是地主階級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利益了」，進而肯定農民起義對社會發展的作用，認為「每一個皇朝都是地主政權，而土地問題也始終沒有根本解決，但在每次農民起義之後，總是如毛主席所說『多少變動了社會的生產關係與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是以在此前提下，作者在〈關羽不如岳飛〉中說道，「岳飛是歷史上肯定的人物，而關羽卻是該否定的人物了」，因為岳飛雖曾鎮壓、屠殺農民軍，但在金軍入侵時，與農民軍聯合起來，「走了正確的抗戰路線，維護了當時人民的利益」；相反關羽「以屠殺黃巾起家，以幫助劉備打內戰而『成名』：充其極，也不過是軍閥混戰中的『英雄』，對於當時人民來說，是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的！」。
透過上述兩書討論，可知此時的陳文統，深受中國左派思想及史觀影響，這不只體現在文史著作上，還影響他所撰寫的武俠小說。梁羽生晚年回憶〈與武俠小說的不解緣〉提到他的第一部小說「《龍虎鬥京華》以義和團事件作為背景……我是試圖以『新』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的……現在看來，這部小說是有失偏頗的……受到當時大陸『史論』的影響……後來我多讀了一些義和團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處了」。
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女帝奇英傳》中，小說背景設定在唐朝女帝武則天時期，《香港商報》連載時，原名作《唐宮恩怨錄》，卻在集結出版時更名為《女帝奇英傳》，女帝自然指的是武則天，然而武后在書中並不是主角，篇幅也不多，原書名反倒更契合小說主旨，因此書名的更動，更多是梁氏受當時史觀影響而成。1951年，由羅元貞發表的〈武則天問題批判〉，成為中國史學界為武則天翻案之肇始，並在六十年代初達到頂峰，加上當時大陸左派大力推廣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為「婦女能頂半邊天」鋪路，梁氏自然也受到這股風潮影響。雖然早在1954年的《從秦始皇到武則天》，就曾「給她以一個正確的評價」，評論有褒有貶，但撰寫於1961年的《女帝奇英傳》，可說把武則天給完全翻案、聖人化了，書中有着大量的溢美之詞。
小說第一回就透過與武則天有殺父之仇的上官婉兒之口，描述她看了武后寫給廢太子李賢的書信，「你幼長宮中，不知稼穡艱難，不知民間疾苦……所思者唯欲掌天下之權，享天下之福……我令你遠適巴蜀，實望你善體吾心。勤樸民情……父母愛子，愛以義方，你當深夜自思，自勉自勵！」，不禁一片茫然，感歎「武則天若真如此，豈非是聖帝明君？」。而後茶亭遇見的老婦，也說道「我們老百姓不管誰做皇帝，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但求日子過得稍為好些……」，現在不只田稅減少，還「不准富豪之家強賣強買……只要勤耕善織，日子也就可以對付過了」。
緊接，茶亭老婦還說，自武后稱帝，女人也「沾了她的光……以前在咱們村子裡，做丈夫的打老婆，那是稀鬆平常的事情，現在嘛，婆娘們可神氣起來了，說女人連皇帝都可以做得，為甚麼要受男人的欺負，這兩年來，村子裡打老婆的事情也少了」。而武則天最為人所詬病，也就是「穢亂宮庭」和「殘暴，亂殺人」，在此也通過老婦之口，表明立場，「以前的男皇帝除了三宮六院……還要挑選秀女……每逢挑選秀女之期……做父母的忙着嫁女兒，還得應付官府的勒索。現在的女皇帝，縱算她養了幾個漢子，總沒有挑選秀男呀！」。至於「說到亂殺人嘛，聽說她殺的都是王孫貴族，或者做大官的人……幾年來到沒有聽說殺冤枉過一個老百姓」。
《女帝奇英傳》單單第一回，就充斥着大段大段為武則天洗白的文字，而這樣的評述在小說中屢見不鮮，足見梁羽生自身政治與文史觀對武俠小說之影響，因此為理解梁氏在武俠小說中所要傳達的意涵，就絕不能跳脫他當時的文史雜文，然而可惜的是，梁氏的散文選集，都有意無意避開這類偏激的左派文章，實則沒有必要，一個人的思想脈絡是不停改變的，梁氏晚年文史作品也不再強調「唯物主義」、「奴才」等讀起來讓人錯愕的文字，但一時期有一時期的特徵，這些文字不只表達了他當時的思想語境，更與武俠小說相互影響呼應，讓小說成為宣傳梁氏自身理念的產物，因此要了解他的創作脈絡，就不能跳過這些內容。
至於，其他著作如他主持的李夫人信箱，也反映了梁羽生的人生觀，正如他化名「佟碩之」所寫〈金庸梁羽生合論〉，提及他早年主持信箱問答，收到一系列請教戀愛問題的信件，無形中都成了他寫作的素材，使他「在愛情的描寫上便能運用自如，尤其對少男少女的戀愛心理刻畫」，當然除了戀愛問題，信箱內容也不乏家庭、友情、人生、生活上的解答，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自行查閱。
注釋
[1] 梁羽生著《龍虎鬥京華》第十二回回目。
[2] 毛澤東〈在魯迅逝世週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中說道：「今天我們紀念魯迅先生……不僅是因為他是優秀的作家……他把全部力量都獻給了革命鬥爭。他並不是共產黨的組織上的一個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等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化的……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上，為真理和自由而鬥爭。」
[3] 實際上，馬克思（Karl Marx）曾多次述及或引用莎士比亞作品，甚至提出「莎士比亞化」，足見莎士比亞與左派的關聯。
[4] 梁羽生在自學出版社於1955年出版的《自修的方法》中，亦以梁慧如之名發表了〈怎樣看中國歷史？〉，強調學習中國歷史的人，必須端正「立場和觀點」，因為「過去中國的史書，多是出於統治階級的『史家』之手。這些『歷史』是為了幫助他們鞏固統治而寫的。因此他們把勞動人民創造歷史的事實，歪曲為王侯將相創造歷史」。故梁羽生認為應當從「發展觀點」和「階級觀點」的角度重新了解歷史，清楚認識「歷史是勞動人民創造的」，足見他深受左派史觀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