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有個印象，父親沈仲章就讀北京大學之初，同時結識了戴望舒與施蟄存（還有沈寶基，另議）。後來看了些資料，覺得那不一定。我還一直有個印象，父親與施蟄存伯伯有不少共同的朋友。近來見到些文字，覺得那是一定的。
1984年11月25日，施蟄存寫給我父親一封信，主要談他倆的共同至交──亡友戴望舒。函內三段囑三事：
望舒有二本日記在我這裡，無年份。大約是1940年的，其中記穆麗娟已在上海，徐遲陳松夫婦住在望舒家裡，你也住在那裡，樓下是馬師奶。請兄推算一下，這是那［按：哪］一年？
有幾個問題，另紙寫出，請兄加批註寄回。
香港將有一個《香港文學》月刊，是中國新聞社支持的。明年三月號將為望舒作紀念，兄能否寫一篇回憶記，說說望舒在港時的生活情況，恐怕你是最詳知的人了，我希望你能寫幾千字。［按：識讀依翻拍圖片，原件意外流失，望現持有者校勘賜教。］
下為讀函筆記，逐項議之。
第一事：推算戴望舒「二本日記」年份。
我相信，父親接函，即已推算「二本日記」的年份。施函附有電話號碼，父親答覆通過書信或電話均有可能。兩家都在上海，施府在愚園路，我家在淮海中路，相距不遠。兩位老人或兩對老夫婦時有走動，所以父親也可能幹脆跑一趟。
言及登門拜訪，略敘該函首尾。施蟄存在函末附言關照：「兄年事高，車擠，千萬不要來看我，有事可通一電話。」而函首陳述，他出院不久，病體未愈，無法出門，「每日伏書案，暫延蟻命」。我想，父親聞此情，會去探望老友。
再者，1980年代在上海安裝私人電話不容易，得憑資格或關係，我家沒有。父親與其走到公用電話站，在嘈雜聲中站着打電話，被催不可占時太久，還不如搭車去施府，安安靜靜坐下面談，從從容容憶往敘舊。
我倒希望父親採用書面形式作答，也希望施蟄存留有紙上記錄。這樣，便可知道據沈仲章推算，那「二本日記」寫於何年，說不定還有其他資料。可是，擔心前輩沒留文字，或者不易尋找梳理。正巧，我在回溯父親與戴望舒的交往，下面試試以「年份」為題，就施函提及人物和情況，提供點滴信息。
馬師奶即馬爾蒂夫人（Madame Marty），任教於香港大學。家住一棟小洋樓，中文名「木屋」。樓內多家房客，國籍不一。香港淪陷前幾年，那裡住有三戶華人，全盛期共計七人：沈仲章單身，戴望舒一家三口，徐遲一家三口。
據父親所憶事序推測，大概1938年他已入住木屋，最早是一位英籍長住戶的客人。1938年4月2日更名的西南聯大，所錄沈仲章通郵地址是木屋。又據其他資料猜測，約在1939年（需核查，但當晚於沈），戴望舒與穆麗娟帶着女兒遷入木屋。再據徐遲自述，1939年9月初妻女去滬，他退租原寓所，戴家分了一間屋子給他。1940年初春，徐妻陳松攜女返港，也來木屋。上曰全盛期，自此起算。
「二本日記」所記非全盛期。而探討年份，關鍵在於三個人物在港情況。
其一穆麗娟，日記中她已去上海。初步瀏覽資料，穆麗娟大概在1940年秋冬回滬（一說冬至）。這本非我關注之題，未究細節。
其二沈仲章，日記中他尚在香港。父親於1941年10月中旬或更晚，出差上海。這個日期關聯不少事件（包括美駐滬領館何時得悉戰局將變，胡適何由催促沈仲章速速去美），還待追蹤考證。僅敘相關日記年份的要點：12月初太平洋戰爭爆發，父親沒能重返木屋。
至此暫停，稍議一個或許會引起困擾的問題。曾見專著云，穆麗娟「1941年冬至後」去上海。若該說成立，那麼既然「二本日記」皆記「穆麗娟已在上海」，寫作時段便需設在1941年冬至以後。於是出了矛盾──那時父親不在港。而了解日記內容的施蟄存卻對沈仲章說：「你也住在那裡」。我疑穆麗娟「1941年冬至後」回滬之說可能有誤，另文商榷。
繼續討論日記年份，思路依循穆麗娟1940年秋冬離港。
接下來是其三陳松，日記中她住在木屋。已述陳松1939年秋初離港前，徐家另有居處。她1940年春初回港，才可能「徐遲陳松夫婦住在望舒家」。由此可測，日記年份不應早於1940年。
上文已強調，沈仲章「也住在那裡」，由此可排除1942年。
剩下兩個候選年份，1940年和1941年。考慮1940年秋冬（可能冬至）穆麗娟回滬，該年所余天數不多。而1941年直至10月沈仲章在港，占了整年大部份時間。對比長度，1941年的可能性高得多。
進而思索，有一本已刊發的戴氏《林泉居日記》，寫於1941年，所記時段為七月底至九月中旬，跨三個月。依此推測，待辨年份的「二本日記」也當涵蓋數月。假如始於1940年秋冬，月日之外，字裡行間很可能會留下跨年之痕，尋跡可助辨識年份。但讀施函，信作者已瀏覽日記，仍未能確定年份。
綜上所述，我認為日記大概寫於1941年。
可惜論證途徑外圍間接，僅供參考。若能對照日記行文與父親之憶，估計不難確證年份，也許還能獲得諸多啟迪。
此外，戴望舒在1941年8月5日的日記中，言及同年「六七兩月」的日記，先寄給了穆麗娟。我好奇，不知迄今一共找到多少本戴望舒日記？是否連貫？有否整理？……
第二事：答覆「幾個問題」。
順上下文理解，問題有關戴望舒。我見到施函時，已無「另紙」。據父親性格推測，他會很快完成任務，「加批註寄回」。不知「另紙」是留在施蟄存處，還是由他轉給了某位戴望舒研究者？
第三事：約稿紀念戴望舒。
記得我剛學寫字時，父親說過，希望我長大後，把他講的故事寫下來。
可嘆我稍長，才開始學「作文」，便碰上有話「不可與外人道」的那十年。關起門來，父親仍對我描述故人往事，繪聲繪色。可是一出門，少不更事的我明白，父親說的不僅不可入文，而且留字會惹禍。
氣氛緩解，恢復高考。我進了大學，為生四年，為師四年。其間父親數次向我提議，退學辭職，助其錄回憶。可我放不下自己的學業，而一留校即參與兩個編書項目，忙得無暇他顧。
我終於辭職，渡洋留學。之前一年，曾花十個月，每個周末請父親口述生平。父親與我都清楚，那只是拉個大綱，準備不斷補充。父親說着說着，常會插注道，這位或那位值得寫專章，日後細講。
戴望舒正是一位。
我來美半年多，海外學界基本辦妥沈仲章出國事宜。不幸，父親病情惡化……
一晃幾十年。
近年來陸續發現，父親生前曾接多方約稿，除了紀念戴望舒，還有劉半農、劉天華……
讀1984年11月25日施蟄存致沈仲章函，最令我遺憾的是：沒有陪伴父親一起翻看那兩本戴望舒日記，聽這位恐怕是「最詳知的人」，「說說望舒在港時的生活情況」。
* 按：作者為沈仲章之幼女，文章經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