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哲學研究或社會討論範疇，善與惡的界定一直以來都是熱門話題，且早在遠古時期與古希臘神話中就能看見類似的題材發揮。不僅是因為這個問題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更因為它決定了人們言行的判讀方式。儘管道德準則常被看作是善與惡的界定依據，但其不僅於不同的群體與地點間會有差異，甚至隨着時間也會產生改變，因此並不適合作為絕對的評判標準。如此一來，人們便於此基礎上制定了法律，使法律成為人們日常行為的重要指引。
然而，有鑒於法律的強制性與普遍原則，將高道德要求強加於所有情況與所有人並不合適，因此法律常被稱為是最低的道德標準，甚至兩者有時還會產生牴觸。其中因而出現了一個灰色地帶，而有法學背景的德國作家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便將此灰色地帶作為着眼點，於成名作《罪行》（Verbrechen）中突顯了是非與善惡之間的模糊性。其以自身執業律師數十年的經驗出發，透過這部短篇故事集向讀者呈現，以法律定義善與惡在實務上可能面臨的問題，並於內容涉及法律制度與概念時，採取一般讀者能輕易理解的敘述方式。
馮．席拉赫所處理的問題並非一直以來都是問題，例如在啟蒙運動之前就不特別棘手，因為在那個一切以聖經為準的時代，上帝已經為善與惡的區分做出了指引，但在啟蒙時期之後，科學與理性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如今不若中世紀，罪與罰當時是一套單純的公式，許多犯行都有相對應的懲罰，且在量刑時無需考量其他因素。隨着社會的發展與思維的進步，人們逐漸意識到，過往的審判方式似乎過於簡化。若將動機與背景等因素納入考量，同樣的行為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意義與解讀方式，且無論面對善與惡皆是如此。例如德國哲學家康德便以人作為主體表示，一個人基於規範所做出的行為並稱不上是善行，而真正的善行必須是基於責任感所自發做出的行為。
儘管許多人如今都認知到，善與惡並非黑白分明，而合法並不一定合乎道德，但對於實務上的棘手情形往往僅有模糊的想像，且不一定能提出自信的解答。尤其在講求法治的當代，若法律與道德產生抵觸，或甚至善行與惡行無法透過法律被證實，所涉及的問題便非同小可。由於在一般情況下，被稱為「惡人」之人是因為其「作惡」，因此行為是重要的判讀目標。加上在法治國家中，「作惡」往往意味着「犯法」，因此如同書名所示，《罪行》中呈現的都是明確的違法行為。在拋出不同的違法行為後，馮．席拉赫針對善與惡於法律的框架下，透過十一則短篇故事的劇情為讀者建立了十一個不同的思考面向，而其中動機與背景所涉及的議題大部分人都不會太陌生，例如無法可證之惡行、善意卻違法之行為、思覺失調犯嫌、動用私刑等。
若將內容視覺化來看，馮．席拉赫在《罪行》中，將法律與善惡的定義搓成了一個質地不均勻的球，並以放大鏡檢視其不同的面向。他於大部分故事中，在建構出完整的故事後，亦即建立起清晰的問題意識後，並沒有輕率地給出一個結論，而是為讀者留下空白的思考空間，作風與善於提出社會批判的瑞士作家迪倫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相似。在提及自己作品中的批判時，迪倫馬特曾表示：「我的工作是為社會進行診斷，而不是治療。」同樣地，《罪行》中沒有太多血腥與暴力的元素，也沒有不必要的灑狗血劇情，與常見的推理與犯罪小說有明顯的不同，但故事性絲毫沒有缺少。在所有書中的故事裡，馮．席拉赫皆先以全知者的角度描述所謂的罪行，接着再讓同樣以律師為職業的敘述者接手辯護。藉此，當讀者以道德觀理解的故事全貌，與隨之而來的法律判讀方式產生出入時，明顯的認知落差會使問題意識自然地進入讀者的腦中。
儘管馮．席拉赫的《罪行》沒有提出獨特的創見，而所談論的議題亦稱不上特別，但其善用自身經驗與優勢，清楚地突顯出了法律與道德的差距，使其中的灰色地帶更具體化。馮．席拉赫以文學為體，在明確傳達論述之餘未失文學性，初登場之作便證明了他的寫作天份。有鑒於此成功案例，許多人都嘗試將同樣具有法學背景的寫作者包裝成類似的律師作家，但文學創作考驗的終究是作者說故事的功力與故事的深度，而法律知識與經驗只是輔助。在此方面，馮．席拉赫顯然已設下了不易超越的高標。
《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