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家長其中一方是聾人，法官表示因「聾人沒經濟能力照顧家庭」而把孩童的撫養權判給其他健聽家人；在立法會直播辯論中，議員發表了歧視聾人和手語的說話，並投票反對手語立法；教室裡，聾人學生幼時語言發展受障，健聽老師對此毫無了解，並指著聾學生的作文錯處大罵……
面對如此種種，我們大概會大義凜然地說不、指責、抵制、亟求改革，但陳意軒的《手語譯者的育成筆記》隱約地藉連串生活例子和兩難處境，揭示我們不過是旁觀者，只能在片面認識下發出沒有影響力的吶喊。
我們與聾人[1] 的距離，或許就像我們與惡的距離，既近且遠，像劉以鬯《對倒》中的淳于白和亞幸，生活在平行時空，只非常偶然地相遇，然後離開，影響不到對方。
陳意軒這本書的意義，不止於簡明、有系統而通暢地整理與手語翻譯相關的理論、技巧、心態和實例等方面，也在於讓讀者（尤其健聽者）進入一個日常鮮少接觸的世界。書名在「手語譯者」與「的育成筆記」之間，有「手忙腳亂」四字，哲學家德里達提醒我們，刪去但仍然呈現的事物，有其蹤跡，同樣重要，而手語譯者從「手忙腳亂」到「得心應手」的過程，也許，同樣是作者希望我們從「一無所知」到「建立共情」的過程。固然，作者很難期望所有讀者讀後都有衝動成為手語譯者，但讓人在認知上明白聾人的文化、困境與期望，以至在生活中、在討論中能嘗試代入他們而非把他們視作問題，是容易達成的。
雖然《手語譯者的育成筆記》的主角似乎是手語譯者，但，沒有聾人，又何來手語譯者？然而，兩者並非處於對立面，又或幫助者與受助者的高下關係，而是，正如作者不斷引例表明，處於外人難以理解的平等狀態。陳意軒指出，有人會疑問：「聾了，不就是聽不見？怎麼還有文化？」事實上，他們的社群文化複雜多元，無異於健全人社群，讓他們可以獨特自足地共融，如在餐廳吃飯的話可找圓桌以使所有人在圍坐時都能看清對方、要禮貌地引起別人注意時可把房間的燈一關一開；另外，語言方面，他們會按書寫語言、地域特色與群體內部的次文化，發展出個別的手語，而非（如評者在讀這本書前會膚淺地希望）遵從一套簡易而全球通行的手語。這些方面，很多時與健聽者加諸他們的想法相反，有時甚至由於不理解與不願理解，讓他們自我懷疑、自我壓迫，也迫使他們在社會中顯得次等，只能在內部尋求認同和支持。
另一方面，這本書雖是寫給手語譯者的指引，但我們又何嘗不是這世界的譯者，每天做不同人之間的中介，也做別人與自己之間的中介？因此，陳意軒認為手語翻譯不只是互譯，而是有研究的需要，也揭示我們與他人的交往不應是「放空式」的、無所謂的，而是必須不斷被反思與批判的。當然，按照書的立足點，讀者應先代入手語譯者的處境，然後才延伸思考。箇中，可發現許多引人深究的細節，比如手語譯者需不斷想像用不同方法來表達，而非只單調地按章完成任務，這讓手語翻譯彷彿升上文學的層次，但此種文學可能連被譯的聾人都不明其妙，只有譯者知道，而且隨譯隨逝，即用即棄，做得多好也無法流傳，考驗譯者的道德修養；另外，又如譯者面對聾人在婚禮上失言，需考慮自己應做冰冷的機器，如實地直譯而使新人尷尬，還是顧及人情世故地略過，保存體面卻欺瞞賓客，這都是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會遇到，但面對少數情況時，可引作參考的。
說到最後，作為書評，這裡只點出了一些精彩側面，連綜述也稱不上，《手語譯者的育成筆記》實在豐富得多。裡面既有許多相關理論，如吉爾（Daniel Gile）的傳譯負荷理論（Effort Model）、寇克利（Dennis Cokely）的誤譯分析法（miscue analysis）、奈普爾（Jemina Napier）的譯者反應五大類、迪恩（Robyn Dean）和波拉德（Robert Pollard Jr.）的需求與選控理論（Demand Control Schema）、韋特─梅里修（Anna Witter-Merithew）和莊臣（Leilani Johnson）引用的特性理論（Trait Theory）等，又有許多技巧、實務方法和例子，甚至提及「錢」這個在學術界與社福界都敏感而常被忽略的話題，而每章後都設有延伸問題，更讓讀者如上一課後，必須有焦點地把內容反思、內化，實在考慮周到。
但願更多人能讀到這本意義深刻的書，多從聾人的角度想、從手語譯者的角度想，讓我們與對倒的空間、別人的生命接連，共構真正的平等，而非專顧履行我們在身份與經驗誤差中強加於他人的「公義」。
注釋
[1] 這篇文章使用「聾人」這詞，而非「聽障人士」的原因，在於書中提及：「很多聾人會這樣說：『我們認為「聽障」一詞帶有貶義，「聾人」才是最佳的稱呼。』」
《手語譯者的育成筆記》一天，手語的地位或會提升，譯者社群或可發展成有專業認證的工種，而在此之前，先讓本書成為打破聾人與健聽世界隔膜路上的踏腳石，成為打開香港手語發展新一頁的重要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