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喜歡旅行，經常透過旅行書寫為媒介，轉述區域文化的特色，並藉此與旅遊之地進行人文交流，但它在這裡卻有另一種理解。美國後殖民研究的知名學者，紐約大學西葡語言文學教授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認為十八世紀中葉以來，旅行書寫在歐洲殖民主義擴張進程的作用之下，進一步為歐洲讀者生產出一個「歐洲以外的世界」，作者從而把目光關注在從屬的、邊緣的熱帶區域。她這樣做是為了凸顯帝國主義事業占支配地位的宗主國文化，如何在邊緣地帶攪局現代主義的正常進程。
普拉特因此引申談到殖民時期征服者與原住民的「接觸地帶」的深層意義：這是兩個文化的衝擊、抗拒、磨合與協調的歷練。這個論述我們可以從2016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的《夢遊亞馬遜》（Embrace of the Serpent / El abrazo de la serpiente）體會它的意涵。影片描述兩個西方（德、美）的白人前後相距三十年來到亞馬遜叢林，遇到同樣一位原住民，原住民從年輕到老，在三十年的歲月與記憶中慢慢回想，訴說自己的傳統與文化，幾番交流對話，歐美來的人類學家和原住民終能理解，彼此相知相惜。
而普拉特藉由闡述烏拉圭作家基羅加（Horacio Quiroga，1878–1937）身處在新殖民地所造成的不安，導致創作力與實驗主義都不得其所的困窘，為她所說的「接觸地帶」提供了註解。在受制於歐洲的同時，作家如何藉旅行書寫的代碼，加深認識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在歐洲以外的世界，兩者在接觸時產生的互動是怎樣的一種進程，加深我們了解新殖民地作家的寫作姿態。
拉丁美洲作為命運的目的地
二十世紀最初幾十年，拉丁美洲有邊緣現代性之稱。獨立國家常依賴戰爭穩固邊界，並通過公共教育系統和文化機構著手建設強大、世俗的民族文化。知識份子成為現代性和都市價值觀的承載者。同時，拉丁美洲的政治、經濟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殖民主義的。新殖民主義的本質是國家在理論上是獨立的，擁有國際主權所有的外部標誌。實際上，其經濟制度及政策卻得到來自外部的指導，通常是通過經濟和貨幣手段，例如對貿易和銀行業的控制。
這就是說，拉丁美洲依然被固定在一個國際體系之中，儘管名義上是獨立的，但是其民族國家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它處在邊緣的世界主義，儘管現代性想像一個終將使所有國家同樣現代化的漸進過程，可是，新殖民主義所起的作用，卻是限制一個國家自行發展的能力，雖然它居於新殖民秩序的中心。因此，要實踐現代化，這些民族國家就要同意宗主國的價值觀並力圖實現它們。這樣一來，勢所難免造成新殖民主義文化的困窘，這種困窘是在別處產生的規範，無法在人們的所在之地得以實施，但也不能遭到拒絕。人們被迫成為一個遊藝會的二等成員，而這個遊藝會裡的成員身分卻不是隨意的。可以想像，文化不安不是來自現代性的枯竭，而是來自對它的惱怒。
烏拉圭作家基羅加有句名言：「你怎樣將別人的目的地變成自我的家園？」作家運用涉及目的地（終點）和接受者的新殖民主義立場，作為身分商討和自我表徵的一個持續參照點，並藉以思考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書寫如何通過旅行書寫的代碼和流動性媒介捲入新殖民主義困窘。
基羅加的故事是從南美洲開始講述的，許多歐洲人前往那裡。他以「前─人」（ex-men）稱呼小說中的流放者，這群人屬於旅行者，他們永遠不會靠寫旅行書牟利。「前─人」是指身上帶有宗主國現代性的規範，卻無法在那裡操作與實施。他們進入未知世界旅行，淪落為無家可歸的悲劇。這群歐洲人拋棄家人和朋友到工業革命尚未到達的地區旅行，他們孤獨且幾乎無足輕重。在這裡，拉丁美洲作為目的地和終點，是生活和書寫的條件。新殖民主義的困窘成為自我創造的動力，它常常以歸屬危機的形式出現，並用旅行的措辭表達。我們將藉哥倫比亞小說家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寂》，進一步了解旅行書寫的代碼和置換的經驗，從而展示命運的目的地怎樣變成家園。
邊緣現代性的悲劇故事
基羅加的短篇小說著重以叢林為背景，用超自然和怪誕來反映人和動物為了生存的掙扎，他擅長描寫精神疾病和幻覺。基羅加與旅行書寫到底是怎樣的關係？我們可以從小說〈流放者〉了解到他以歐洲旅行和旅行書寫的接受角度進行寫作，這通常被稱為「被旅行者」，也就是被旅行到的人和地點（people and places traveled to）的立場。熱帶雨林經驗打破現代性本身的目的論：其從中心向邊緣的自然擴散，即如作者引用基羅加所說的他們從前─人抽取「沉重的貢稅，仿佛用酒精耗去如此多外國人的活力，使之陷入無法停止的衰竭」。
基羅加於1928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流放者〉。故事背景設在米西奧內斯省（Misiones），那是阿根廷和巴西交界的一個偏僻地區。基羅加曾居住在這個地方多年，並以生活在這裡的一群混雜男性，行為古怪且無依無靠的歐洲人為藍本。小說敘述多年以來，這群歐洲人在這最邊緣之地，一個接着一個耗盡生命。
小說中的人物五花八門，如有個叫里韋的法國人，是成功的工業化學家，在阿根廷生活了二十年。故事情節曲折離奇，先是交代他莫名其妙出現在這個偏僻村莊，最後和朋友胡安‧布朗一起喝點燈用的酒精後身亡。布朗原本到米西奧內斯「只想待上幾個小時，看一看遺跡」就離開，但情節卻安排他在十五年後卻依然呆在那裡。另外，又有一個人物名叫范．豪滕的佛拉蒙人（荷蘭語：Vlamingen），是個爆破專家。他遇上意外，在事故中失去一隻眼睛、一隻耳朵，右手的三個指頭。還有一個瑞典生物學家埃爾塞博士，曾經是和烏拉圭政府簽約，以組建醫院、學校、實驗室的歐洲專家團隊的成員，同樣是十五年後，他令人費解地出現在米西奧內斯，身上有「肥胖的巴拉圭軍褲，光腳穿著懶佬鞋」的裝扮。埃爾塞無節制的以酒精渡日，是因為他與一位獨臂工程師盧瑟爾合作提煉實驗失敗，且在酒精作用下神經錯亂，誤認自己的女兒是一隻老鼠而將她射殺。
固然，基羅加筆下的流放者，是新殖民地的反征服者──被美洲世界吞噬他們意志，並被困在帝國範圍終極的歐洲人。他們身上帶有宗主國現代性的規範：工業化、自我實現的個人主義、革新、科學、醫學、理性、官僚國家，但是他們無法使這些規範在那裡運轉。基羅加的故事敘述者稱他們是「前─人」，可以想像成一個連帶他們的酗酒無度和殘障身體，標誌著流動性、帝國、男性、主體性、公民權關係崩潰的術語，這些關係被假定構成現代化的國家秩序，但卻是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下的邉緣現代性。
〈流放者〉的旅行書寫是一種代碼，米西奧內斯這個地方之所以被創造出來，它不是作為一個場景，而是作為一個目的地、一個終點。它是一個流─放（ex-ile）之地，反─常（ex-centric）的前─人被扔出現代性的故事主線後，在那裡耗盡生命。殖民秩序在那裡是一種殘餘，存在於一個耶穌會傳教的遺跡之中。
〈流放者〉的敘述者，從認為自己也是這群混雜成員的組成部分，描寫一種社會經濟秩序，這種秩序由非連續性和即興創作、不當行為和無責任感以及盲目的開放性構建而成。現代性不能在此生根，這種情況日復一日被重演。所以小說中的工程師盧瑟爾無論做什麼，當地的橘子就是不够甜，無法生產出滿足城市市場標準需要的酒。沒有人倖存到年老，沒有女性，這是邊緣現代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