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羽的第一本小說集《煙街》已於今年初在台灣出版。這本書的出版地雖然不在香港，書中刻劃的地方也不一定是香港，但讀者仍能在其中尋覓到香港的踪影。究竟作者以甚麼方法來呈現香港？這樣的香港又有甚麼特別之處？
作者利用異地來襯托香港的方法，呈現香港的生活和文化特色。《煙街》提到的兩處異地，一是日本，一是台灣。前者所佔篇幅雖然不多，但香港人一般稱日本為「鄉下」，可見重視程度並不低。至於台灣，應該是作者在《煙街》描寫的重要場景，當然不能忽略。
一、日本
〈在裡面〉的主角阿靜和阿傑都喜愛日本，他們除了在家看日本綜藝節目，當然少不了到日本旅行：
喝日本生啤酒，抽日本香煙，吃拉麵吃壽司吃海鮮，看寺廟看高塔看大海，坐巴士坐火車坐免治馬桶，跟著網上評論去隱世小店，又在Instagram 裡放照片與粉絲分享。在京都金閣寺前閒逛時，他甚至想到，如果這空氣能帶幾箱回香港就好了。但事實上，在那裡他一句話都聽不懂，但他能認定，這就是快樂，比在香港任何一處都快樂。（33）
最後兩句都強調「快樂」，那麼到日本旅行的「快樂」是甚麼呢？有吃有喝有景點有打卡，可是缺乏生活的細節，換言之只有個大概，沒有一絲獨特的感受，這還可以說是「快樂」嗎？或可以說，這種日本認同感是相對空泛的。為何香港人對日本沒有很深刻的感覺，但仍稱之為「快樂」？
作者未有具體敘述日本，並不是不知道如何描繪日本的風貌，其目的就在表現對香港的重視。作者越是肯定這樣的日本，認定「這就是快樂」，便越是不能忘懷「不快樂」的香港；表面上看似認同日本，其實是反襯作者對香港的珍視。
相比之下，作者描寫的香港生活雖然是上班、做飯、坐在客廳吃杯麵等無甚趣味之事，但都是很生活化的，就連平凡如喝醉酒的場面都寫得如此細緻：「同桌黃色領帶的忽然吐了出來，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沾滿了西裝與地毯。阿傑吃了驚，差點也吐了出來，他把喉嚨的異物感壓下去正想幫忙時，想起身上這件是他唯一一件西裝。有幾個人架起黃色領帶把他抬到廁所，紫色領帶捲起衣袖扶著黃色領帶，但袖子卻不斷掉下來，內內外外沾滿了嘔吐物。」（47–48）本三言兩語便可帶過的畫面，作者有意用聲音、色彩配合飲宴場景，非常醒目，而且不只是人物行動，就連衣服袖子都顯出動態，寫來具臨場感，這些不就是生活的質感嗎？相反，時間久了，手機內的富士山照片不見了，花費無數心思繪寫的《漫畫深度圖解日本 京阪神旅遊究極攻略》也不知所踪了，當初「快樂」已經淡然消失，不無惋惜。
〈亂流〉是另一篇提及日本的小說。有趣的是，〈亂流〉除了敘述實地到日本旅行之事，還借著綜藝節目《跟拍到你家》來「旅行」。這樣的旅行已帶虛幻之感，更特別的是，作者聚焦在「夢想」，雙重的想像是否更顯日本的不真實呢？「這個節目最精彩的是，當製作人最後問及受訪者最近想要完成的目標，抑或問及他們的夢想時，他們總是可以立即給出一個答案。不是賺錢，買樓，去旅行之類的港式答案，而是學好一門手藝，或是向家人再見並且道歉，或是與朋友們一同創業等等。」（153–154）作者細緻列舉日本人講求心靈慰藉和需要時間達成的「夢想」，目的就在呈現日本人的實在和貼地，但作者沒有以大篇幅說教，也沒有明顯批評香港人的價值觀，而是通過不夠十個字的「港式答案」，引發香港人反思文化認同的問題。這樣的批判力度，是否要比直接控訴強力得多呢？
從旅行的日本到夢想的日本，從人情的香港到物質的香港，作者未必就此認同日本或香港，也並非要二選其一，更多的是遊移在兩者之間，這樣或許能為讀者提供多一些角度，去思考日常忽略的細節。
二、台灣
如果日本是（虛擬）旅行，台灣則是移居。〈製圖〉是其中一篇將場景設置在台灣的小說，而這篇小說最有意思之處是「在台灣重建香港」的意圖，而重建的便是香港文化。
〈製圖〉的馬哥來台灣後開了一家專做香港人生意的港式茶餐廳：「燒賣魚蛋碗仔翅」代表香港的街頭飲食文化、「整家店都按冰室風格裝潢，馬哥親力親為做了餐牌、地磚，買了港式的桌椅，還有看起來隨時變成血滴子的吊扇，地板鋪滿令人頭暈目眩的巴洛克瓷磚」代表香港中西混雜的文化、「音響放著海闊天空之類的懷舊金曲」代表香港的粵語流行曲文化。（215–216）
由飲食、裝潢、音樂等形成的香港日常生活，應該能在台灣建構屬於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可是這些都只是外在和表面的，作者更在意的是語言。語言象徵的是一個團體、一個族群、一種文化。語言是內化的，難以掩飾。
如果從語言的角度來討論，應當先談〈製圖〉的姊妹篇〈為甚麼靠那麼近〉。這兩篇小說的男主角名字同樣是阿嵐，阿嵐的台灣妻子也是薇希，阿嵐也是位移居台灣的香港人。除了這些細節的關連令兩篇小說產生互相補充的關係，兩者還有順時序的情節連繫，而這些情節便與語言有關。〈為甚麼靠那麼近〉表現出香港人在台灣的語言「問題」。「問題」用引號標示，作用在突顯其不確定的特質。
〈為甚麼靠那麼近〉的薇希多次希望丈夫教她說廣東話，但又多次被拒絕，直至一次阿嵐才說了一句「翻唔到轉頭」。這句《春光乍洩》對白是小說中唯一的廣東話句子，用得實在貼切，這不只是電影人物的感情狀態，還指向阿嵐人生的抉擇；這不只是阿嵐無法逆轉的人生，還指向香港人難以改變現狀的宿命。
作者筆下的阿嵐來台後不願意輕易地說出廣東話，原因是廣東話是屬於香港的，在異地說母語，有種失落香港文化的意味，也有種失落香港的感慨。即使阿嵐身處在已有不少香港人定居的台灣，那只是建構和想像出來的香港，仍然不是香港，所以阿嵐守住屬於香港的語言，是為了守住自己的身份，而這份信念是如此難得的，也反映了移居異地的香港人的難言之隱。
可惜這種堅持和決心，隨著時間推移而慢慢消減。〈製圖〉的阿嵐在台灣生活了一段時間，娶了台灣妻子後，已經逐漸受台灣語言影響，「應該講成煙街，松山講成鬆山」，（220），但他並沒有完全脫離香港。他在自我調侃之時同時感到不安：「我的口音不是我的。」（222）作者藉著阿嵐肯定的語調，呈現香港人在台灣處於兩種既疏離又親切的文化之中，正於曖昧的身份問題之中勉力掙扎。
總括而言，作者念茲在茲的是香港，當中包括了批評和讚賞。不論是日本還是台灣，其實都不及香港和香港文化來得珍貴，作者不是在〈跋〉說過堅持用「煙」而不是「菸」嗎？不過，作者選擇以生活在他方呈現香港的文化，這又會否是一種敘事策略，讓香港成為香港人永久的精神原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