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平台資本主義》一書原英文於2016年出版，繁體中譯本於2022年面世。時隔六年，作者斯奈錫克在書中的預言很多成真，當年的真知灼見也成為我們今天的數碼日常。趁着繁體中譯本出版之際，本書譯者特別越洋訪問了作者，看他如何重新在後疫情的當下闡釋「平台資本主義」，並觸說他心目中公共平台的想像。
問：譚以諾，《平台資本主義》譯者，手民出社主編
答：尼克．斯奈錫克（Nick Srnicek），《平台資本主義》作者，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數碼人文學系數碼經濟學講師
問：讓我們從頭開始吧。《平台資本主義》一書中有兩個關鍵詞：「平台」和「資本主義」。近來，不少人論及平台社會這現象。那麼，你書中的「平台」是何所指呢？而你對這詞與資本主義關係的理解，又如何與平台社會這概念有別呢？
答：對我來說，平台指的是一種營商模式，把自己作為不同群組之間的中介，（通常）作為基建，讓這些群組可以在其上建立新元素。譬如說，臉書（Facebook）是中介，它連結用戶和廣告商，同時也連結軟件發展商、公司，當然還有其他用戶。臉書同時是基建，人們可在其上建立自身的頁面、公司頁面、apps和遊戲等。
我會說，我的論點與大部份關於「平台社會」的說法相符，但我把自己的論點止限於這些企業的政治經濟學中。我把注意力押在平台的經濟學這窄窄的焦點上，我不會說能全盤觸說這些企業的行為，但至少能點出當中的重點。
問：你在書中提到平台會有壟斷的傾向。為何會如此？在當下的情況，你有否看到數據私有化與資訊公共使用之間的平衡呢？尤其是我們是活在億數富豪能一手賣下Twitter的年代。
答：平台的其中一個主要特性是它能創造出網絡效應，並據此獲益。對網絡效應最基礎的理解是，愈多用戶使用一個平台，該平台對所有人都會愈力有價值。這種動力大力地驅使壟斷情況發生，這也是過去十多年來我們看見如此多巨大而壟斷的企業誕生的主因之一。此外，自1970年代以來對反壟斷之疲弱取態，使這些企業有更多的方式集中力量和資源，供其控制。例如，收購在過去十年間已成為這些企業的主要焦點──有些企業賣下其他公司來在新的市場中獲取資金槓桿，有些企業則賣下其他公司來減省競爭，進一步鞏固他們現存的市場佔有比。
問：在《平台資本主義》中，你對諸如Uber這類精益平台持懷疑態度。然而，在COVID-19期間，我們見證到這些精益平台如Deliveroo和Foodpanda的急速增長。你在疫情期間，有否觀察到精益平台在營商模式上的轉變？此外，你認為這類平台在未來能為生存下去？
答：在疫情封鎖期間，這些公司確是有急速的增長，當中不少公司因而被迫為他們的工人提供類似病假的員工福利（縱然「病假」該只提供及僱員，而非這些「獨立自僱人士」──按這些公司的說法）。然而，我們依然未有察覺這類營商的經濟模式有多少轉變，而盈利對它們來說依然是巨大的挑戰──像Uber依然大量虧蝕，情況危急。最顯而易見的轉變，正是我們對虧大錢的公司可以預期的轉變：它們關閉與生意無關的部門（像無人駕駛計劃），而在成熟的市場中大舉加價。當下，像紐約或倫敦等地，Uber並不比它想要取代的的士便宜，而這價格正正是反映這盤生意的真實成本──以為這類服務已極大地減省成本不過是神話，事實上，它們是靠風險資本的補貼和極度剝削來苟延殘喘。當下的挑戰是它們底能否持續生意，使之盈利，尤其是在叫車和速遞這類高競爭、低／負回報的工業中更是如此。
問：疫情間精益平台急速增長之際，我們也看見自僱工人的待遇日差。你對平台資本主義世代中的勞工狀況有何看法？
答：零工經濟中的工人處境是新的數據世界中其中一個最為顯著又最令人吃驚的層面。平戈的核心特性是作為不同群組的中介，平台如Uber成功地把它們塑造成獨立個體之間的單純而中立的中介者，它們因而以浮淺的說法，確認它們的工人為「獨立自僱人士」而非「僱員」──後者獲有法律賦予的權利、權益和保障。然而，平台與工人之間的僱傭關係是平台的重要調控之一：它決定價格水平、確立工作流程、體現質素和品牌標準，大都本是僱主該作的。平台並非中立中介者。獨立自僱人士的神話正慢慢由政治和法院揭穿。一系列的新條款和法院案例在近年出現，像我們在英國、西牙和歐盟中看到的，它們都一置確認平台工人是僱員。如此，我期盼僱員的工作狀況會很快有所改善──雖說在新自由主義下，以正規法規來確認工人問題總是一步之遙。
問：壟斷和私有化使個體──甚至是集體的──反抗空間日窄，而離開平台等於離開網絡效應。有新的趨勢是走往NFT、區塊鍊和加密貨幣，希望獲取某程度的去中心化。你認為它們是否我們對抗平台壟斷的方法呢？
問：我對新科技如區塊鍊和加密貨幣的生態系統之潛能審慎樂觀，它們或許可以解決某些大型中心化的問題。樂觀在於，加密空間中有不少有心人士──通常是審密地、在媒體目光以外──嘗試把我們現有的數碼經濟去中心化。我知道不少人參與其中，而他們對這方面的項目十分熱心，以科技配合政治的眼光去理解當下的挑戰。
相對地，悲觀的情況每日也能在媒體上看到：騙局、駭客、當機，還有華而不實的以金錢為本的數碼資產。在認真的開發者旁邊，同樣有大量犬儒的風險資本家想要尋找巨利，也有騙徒騙財，亦有普通人不過想要搭加密貨幣的順風車以加強生活中的財務保障。加密貨幣圈是以上種種之總和，而當下，我們似乎沒有可能去分辨真正的發展、騙局和炒作。
審慎樂觀的是要聚焦在做實事之上，同時認清中心化的動力是難以逃避的。中心化出現，不只因為權力和財富集中在中心，同時因為去中心化往往對大部份人來說是低效和難以企及的。例如，試想，叫人去管理自己的個人資料，這事本身已是巨大的科技能力的挑戰。我們在Web 3.0空間中已經看到，當科技及可用性的問題出現，中心化平台就會隨之而來為你減省問題。因此，我一方面對這些新科技的潛能充滿希望，同時我也抱存懷疑，它們未必一定能完全避開命運，回復Web 2.0初期的去中心化和開放狀態。
問：你在書中提及，與其規管企業平台，不如創造公共平台，由人民管有和控制。這如何可以達成？它們實現出來會是甚麼樣子？
答：首要且重要的是，把平台拆解成不少的個別功能。沒有人會誇誇而談去公有化大企業集團如Alphabet ──當中涉及的營實在太多太繁雜，如此公有化沒有多大意義。但我們可以從個體功能入手，像是搜尋、公共交通、雲端研究等，然後我們在公有這想法中加入實質的內容。或許，最簡單的例子──因而是最佳地拉開帷幕的例子──就是公共管有式的Uber。與其讓Uber自行提供服務，我們可以想像在大城市如倫敦，我們自行建立屬於自己的平台去做同樣的事。公共管有式平台的好處是，規管能立刻實施到位。例如，倫敦交通平台可以立刻為司機實行強制最低工資和基本權利與權益。它也可以超脫無腦的盈利最大化，把管理交通的各式目標納入考量：塞車問題、公共健康及污染問題、加強現有公共交通（像巴士）的兼容性，還有無縫接軌其他服務像地鐵，以往是競爭者，現在變成是兼容。結果既對工人有好處，也使整體城市的交通系統獲益。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但我想這已能說明公有平台如何使公眾獲利。
問：我從別處讀到你提到，中國以其國族視野，可以建立有別於平台壟斷的模式。但，我們都明白，中國模式深陷政府監控之中，網民因而變得脆弱與危脆，因為他們都要活在政府監控系統之下。如此，從你看來，國有化平台如何能避免權力中心化？
答：這是一條艱難的問題，也是談論公有平台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公共平台這取向的危險之處，確是能從中國中看到──政府管有的平台無疑會大受政治監控。然而，我想要提出的是，談及公有平台時，它們有可能並不會簡單地變成國家監控的工具。首先，現行社會也有公有的通訊網絡，它們確是受保護，不受政府監控的。例如，在美國，郵政系統是長期存在的通訊網絡，既由國家管有和營運，卻有嚴謹的條款規限政府於何時何種情況能打開一封郵件。事實上，正是條款之嚴謹，使政府難以從其管有的郵政服務中獲取數據，比從像臉書等公司取得數據更難──後者是遠為少保障的。這例子說明解決方案的第一要點：需要有正規的法律框架來免隨不受控的監控──當然要伴隨着問責和公開的機制來確保其合法性。第二要點是──這或許是數碼通訊獨有的──需要在公有平台和國家安全之間設置科技防火牆，像是端到端加密或是察查開源碼，如此，縱使政府想要監控平台用戶，也是不能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