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啟章二〇二一年新作《香港字》這部小說，去年十月底面市。當時我即時去誠品書店訂貨，十一月初就已經拿到手。但這幾個月來，數次拿起，都覺得難以靜心投入一口氣讀完。作為董生的忠實讀者，我也一早知道，董氏小說，不論厚薄，都不是那種讓讀者輕易讀完，釋卷一笑的消閒讀物。
近日淒風冷雨，疫情又起坐困空城，離愁別緒蔓延此地，正適合在家讀此書，讀到這樣一段，不禁心頭一緊，難以呼吸：
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在風雨交加的澳門外海，馬禮遜的妻子和兒女，登上返英的船隻英格利斯號。他獨自回到空無一人的家中，望着子女坐過的椅子，想到今生可能再無見面之日，悲從中來。（124頁）
讀者不禁會問：「香港字」、「情書」又和第一位自英國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有甚麼關係？這種三股交纏的敘事結構，這正是讀此書的挑戰所在。實際上，這本書雖然只有三百多頁，以字數而言在董生小說作品中不算最多，但其中內容結合歷史、傳奇、神話與現實，甚為繁複，雖然這種三文治，或曰三及第式的夾雜復調敘事結構，讀來有種夾生飯的感覺，但對於考據型讀者來說，還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在此，且容我試著舉出幾處例子，說明《香港字》與董啟章其他作品相比之下，有何獨到之處。
歷史：香港字型 含英咀華
本書標題中的「香港字」，英文是Hong Kong Type。Type在英文裏可以表示是字型、印刷、打字、還有類型。如果要再深究，所謂的香港字，也就是一種獨特的類型存在。實際上，這種字體在歷史上真正存在過。在小說中探索關於香港字歷史的，是六篇〈晨輝遺書〉的第一身敘事者，少女賴晨輝。她外祖父戴富在上環開印刷舖，母親戴子晴是家中幼女，性格文靜內向，後來嫁給自小相識，年長七歲的賴XX，生下一兒一女，但在女兒六歲時在美孚家中跳樓自殺。在小說開初，晨輝自殺未遂，在醫院病床醒來，精神恍惚，備受照顧，在父親安排下幾乎與現實隔絕，無法繼續在中文大學中文系的學業，只能定時回校和導師仙老師會面。晨輝在日式蛋糕店兼職時偶遇中學時的美術老師費（應該讀「悲」而不是「廢」）銘彝，經過老師介紹，為費老師友人容姐主持的香港字印刷展覽項目擔任研究助理。在小說中，晨輝和前男友阿宏分手，和蛋糕店結識的男生阿來（雙重人格者，另外一個人格自稱阿修）發展出一段感情。在開展研究助理工作過程中，晨輝得到字靈幫助，極為順利地考證出關於香港字與十九世紀初來華英國傳教士的一段歷史，馬禮遜開始嘗試中文印刷，提倡鑄造中文或字，經過倫敦會傳教士多方努力，六十年後第一副中文鉛字製成，並被用於印刷理雅各與王韜合作翻譯的《中國經典》，甚至還被用於印刷出版王韜創主理的《英華時報》。在探究歷史的同時，賴晨輝也被字靈附體，以其外祖父之養父戴福為敘述聲音，寫出了一篇遲到一百五十年的情書，對象是戴富的生母幸兒──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董啟章一九九五年寫成的短篇小說《永盛街興衰史》，其中也有一位同音的「杏兒」，是小說敘事者的「疑似」祖母，但也和敘事者「我」的女友有時候彷彿合而為一。
簡而言之，以上是本部小說的三線敘事結構。如果再寫得詳細一些，便要冒上劇透風險了。我一直相信，文學作品書評，目的在於吸引讀者開卷，而非越俎代庖提供大綱，所以本書情節曲折幽深之處，我想還是留待讀者──發掘吧。
讓我們再回到歷史部份。正如《永盛街興衰史》以及後來衍生出的《地圖集》乃至《V城三部曲》所示，董啟章的小說創作往往體現出與所謂的「大歷史」對話的意圖，在《地圖集》中重述的香港地名歷史，如雪廠街、西洋菜街等，往往是作者的神來之筆，意在啟發讀者對歷史的線性宏大唯一敘事方式進行反思。但與以上作品不同的是，這部《香港字》對歷史的態度，則採用了近似歷史學者研究的態度，旁徵博引，參考書目中收入52部中文著作，其中包括小說中提到的《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而英文著作則達到19部之多，作者包括James Legge（理雅各）、Walter Henry Medhurst（麥都思）、Samuel Wells Williams（衛三畏）等著名傳教士與漢學家。值得一提的是，參考書目中還收入英文期刊文章11篇，網路資源4篇。單從參考書目而言，說這部著作是一篇哲學碩士（MPhil）論文都不算過分。這也是《香港字》此書在董氏著作中的獨特之處。
作者對於歷史考證的自信，可見於〈附錄一：關於香港字〉，文末對兩段與「香港字」相關的中文文獻如此評價：
這兩段文字不但過於簡化，而且錯漏百出，但我不必在這裏加以糾正。詳細史實可參見本書相關章節的記述。最重要的是，這是在中文印刷業界中，第一次正式提及「香港字」這個名堂。可想而知，這種活字在當時具有獨特的身份，其歷史淵源得到特別的重視。亦可推論，在更早之前，很可能在十九世紀末葉，「香港字」一詞已為中文印刷業界人士廣泛應用，作為識別這種活字的名稱。我不是歷史研究專家，暫時無法找到更早的證據。如各方高人得知相關的材料，懇請不吝賜教。
對於熟悉V城系列敘事風格的讀者而言，以上這段文字與「安維真」的戲說歷史，自疑身份的輕快文風相比，極為不同。董啟章在V城系列總序中，曾特意說明其中作者並不統一，嘗試極為大膽，總體而言採用了一種「未來的考古學」的方法：
對應「城」的空間特質，V城書寫者在時間上採用了「未來的考古學」的方法，讓證據與假設互為表裏，事實與想像互相增益。「未來的考古學」是一種瞻前顧後的方法。它把未來當成已然的事實，把過去變成未發生的可能。在期待和懷想的雙重運動中，時間去除了那單向的、無可逆轉的、無法挽回的定局性，成為了潛藏着無限可能性的經驗世界。「未來的考古學」並非預早宣佈結局的宿命論，它是把結局當成新的創造起點的辯證法。由是觀之，V城四書是為未來而作的考古學。此「未來」並不是某一個特定的時間，也不會有一天成為「現在」或者「過去」，而是一個永遠開放的實現的過程。
與以上這段作者自序相比，《香港字》附錄中的作者總結，一方面可以說近乎謙卑，極為誠懇，但另一方面也因為研究紮實，而自信滿滿。對於香港字的歷史考證，作者極為認真，也感謝自己太太從大學圖書館借來各種參考書籍，讓自己可以安坐家中，盡情享受考據寫作的樂趣。而作者也特別聲明，在香港版畫工作室協助之下，此書「封面及章名頁之字體，取自十九世紀以香港字印刷的書籍」。可見，此書與董氏其他小說相比，更為重視史實考據，也更在意於辨明真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