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口十萬的城市只有一個人失業，這就是他個人的煩惱……但如果一個人口五千萬的國家有一千五百萬人失業，那就是涉及公共事務的議題了，工作機會的結構已經崩潰了。要正確地陳述問題與找出可能的解決之道，我們必須考量這個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不能只著眼於少數個人的境遇和性格。
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社會學的想象》（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中以失業問題為例，向讀者說明社會科學應當針對的是人的多樣性（the human variety）──構成了所有人過去、現在和未來所生活的社會世界：「我們在各種特定環境經歷的事物，常是結構性變化所導致。因此，要理解許多個人情境的變化，我們需要放眼情境之外」。
從理論上和原則上說，隨著技術變遷和生產率增長，蛋糕越做越大，每個人的生活都應當可以過得更好。但與米爾斯的觀點類似，牛津大學馬丁學院「新經濟思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弗雷（Carl Benedikt Frey）看來，由於種種結構性因素，導致對每個個體、群體和世代來說，時代所施加和置放的壓力都是不均等的與不平衡的。
費雷發現，「在20世紀以前，抗拒危及勞工技能的技術是常態性的做法，而非特例」。取代技術的發展是否受阻，決定因素在於「誰會從中獲利和政治權力的社會分佈情況」。也就是說，以甚麼方式、甚麼節奏采取何種技術，往往與統治階層維護就業和穩定社會的政治考量有關，這同樣是結構性的。
羅馬皇帝奧古斯都（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因為擔心憤怒的失業玻璃工人造反，處決了摔不壞的玻璃的發明者。另一位羅馬皇帝維斯帕西亞努斯（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也拒絕使用可以運送巨大沈重圓柱的機械裝置：「用它怎麽能養活我的子民呢？」類似地，1551年，可以節省大量勞力的起絨機在英國被禁；1589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因為擔心技術革新將帶來失業，拒絕頒發專利給威廉．李（William Lee）發明的針織襪機；十七世紀的許多歐洲城市禁止采用自動梭織機。
很多時候，歐洲的君主們不僅沒有鼓勵工業發展，反而積極地阻礙其發展。例如，神聖羅馬帝國末代皇帝、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在1802年禁止維也納建設新工廠，直到1811年都禁止奧匈帝國進口和采用新機器。他對建造蒸汽鐵路的計劃更是如此回復：「不，不，我不會和這些東西扯上關係，否則我的國家可能會發生革命。」因此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區域，很長一段時間裏鐵路車廂都是由馬拉動的。
自動化時代帶來的結構化、差異化壓力，無論從行業分佈上、地區分佈上還是世代分佈上，或許都更為明顯。
在自動化時代來臨前，美國成年人有一半以上從事藍領和文職工作，這些工作足以支撐只有高中及以下學歷的人群維持中產階級生活。但在過去的三十年中，這些崗位的數量一直在穩步下降，以致很多沒有上過大學的人只能尋求低收入的服務業工作。服務業工作曾是非技術型工人的避風港，但如今它們中的許多面臨著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危險；未來的新技術中許多都是取代技術，會進一步給非技術型工人的工資和就業預期帶來下行壓力。「沒有工作的壯年男性比例不斷上升，而那些只有高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的賺錢能力也在穩步下降。」
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初選的華裔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就表達過對自動化可能引發另一次盧德主義（Luddism）反抗的浪潮：「只需要引入自動駕駛汽車，你就可以破壞社會的穩定……我們將有100萬卡車司機失業，其中94%是男性，平均受教育水平是高中畢業或者讀過一年大學。這一項創新就足夠造成街頭騷亂了。現在我們還要對零售員、電話中心接線員、快餐店員、保險公司員工、會計公司員工做同樣的事情。」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系教授恩莫雷蒂（Enrico Moretti）在《新創區位經濟：城市的產業規劃決定工作的新未來》（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一書中發現，在整個美國，工作的出現與消失分佈得非常不均衡：在創新經濟蓬勃發展的某些城市，每一個新創造的技術崗位都能帶動設立另外五個新工作崗位；相比之下，在藍領工作減少得最多的地區，每失去一個制造業工作崗位就會引起當地1.6個服務業工作崗位的消失。
技能型城市繁榮了，煙囪城市卻過時了。經濟成長的差異分裂了美國的社區，使今日美國各大社區間的差異達到百年來最為嚴重的程度。跟敬陪末座的城市裡做著相同工作的人相比，名列前茅城市裡的勞工，收入是對方的兩到三倍，而且差距還在持續擴大中。用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格雷瑟（Edward Glaeser）的話來說：「我們將可能看到一個發展更不均衡的美國。富有、成功且技能程度高的地區將在世界範圍的競爭中取得勝利，貧窮、技能程度低的地區則將成為絕望的溫床。」
我們面臨的挑戰「落在政治領域的範圍，而不是技術領域。」弗雷認為，如果新技術只是暫時讓民眾收入減少，那麼民眾會願意接受變革；然而如果收入在幾年後或甚至是數十年後依舊未能回升，民眾抵抗新技術的機率便會升高。各種研究數據顯示，在工作消失、社會流動率大幅下降的地區，民眾更可能會把票投給民粹主義候選人──「在歐美自動化帶來的工作風險愈高，民粹主義的吸引力就愈大。如同工業革命的年代，技術的輸家要求翻盤。」與此同時，與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也愈發興起。
哈佛大學政治學普特南（Robert Putnam）主張，隨著工會成員數下降，工會不再代表無技術者，勞工的社會資本也跟著下降。政黨政治也出現了類似的「兩極化的政治」轉變，也就是皮凱提（Thomas Piketty）所提出的「多菁英政黨制度」（multiple-elite party system）的興起──如今教育程度高的菁英會更傾向於投給新左派，而富人會投給右派。
「如果人們能和機器並駕齊驅，就不太可能會憤怒地反抗機器。」顯然，政府如果要避免技術陷阱，擬定和推行的政策就一定要帶動生產力成長，同時又確保技術進步不會導致工人薪酬水平下滑，還要協助勞工適應技術浪潮。
弗雷提出，對於技術變遷造成的社會成本，政府可以而且應該針對承擔起更大的責任：為民眾提供搬家券，協助他們為了新工作搬家並減少轉換工作的障礙；取消助長社會與經濟區隔的土地分區管制（zoning restriction）；並利用稅額減免來提升低收入戶的收入；向因為自動化、數碼化、智能化而失去工作的民眾提供工資保險（wage insurance）；加大投資學前教育和推動教育改革，降低下一代承受的副作用。
「在一個技術創造了很少的就業機會卻創造了巨大財富的世界，主要的挑戰在於財富的分配……無論技術在未來如何發展，都要靠我們來塑造它對社會和經濟造成的影響。」雖然弗雷在《技術陷阱》中提出的問題遠多於提供的答案，但毫無疑問的是，要想在技術變革的時代，真正實現公平共享的、可持續的、有民眾參與的社會經濟發展，針對各種結構性難題，弗雷努力作出了同樣結構性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