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都茶餐廳〉書寫的時代是香港面對全球化的市場及後九七特區管治，「夾雜」前後殖民時期，在後殖民時代接踵而來的香港本土文化的挑戰，本土文化固然改變及重構。按陳冠中的脈絡，我們可以知道香港人的「金都」引申出來的Can-Do精神，就是要展示香港人本土的埋頭苦幹、獅子山精神的延續，而我認為更需要着眼的是：「有得做，如果茶餐廳都死，香港真係玩完。」這一句的意涵我認為超出了Can-Do精神的本身，「有得做」是粗疏的決定，硬着頭皮，正是「頂硬上」態度，好像Can-Do精神的不屈不撓，其後論述的「如果茶餐廳都死，香港真係玩完」，這直接指向了當代香港人現實面對的景況，若將「金都茶餐廳」作為「香港本土文化」，而「真係玩完」化成一句疑問：「香港本土文化真係玩完？」就是本文旨在探討：在後九七時期按比較文學學者阿巴斯所指涉的「消失的政治」為根本，Can-Do精神其實可以是甚麼的指向？陳冠中所指出的香港文化，有哪些是正在消失？又有哪些是被形塑？當然，本文將主力聚焦Can-Do精神的新論述，從而提供新的思考模式去觀察當時寫此一文總結的當代精神文化，而當代的香港本土文化作為簡單的引入。
一、〈金都茶餐廳〉的香港本土文化
按學者亞巴斯論述後九七的政治空間是屬於消失的狀態，「本土意識」隨後九七的變動漸漸消失，而陳冠中亦在〈金都茶餐廳〉中力顯消失中的政治。一如陳冠中在文末的總結，那些昔日的香港本土精神，如「男兒當自強」的刻苦耐勞，「天無絕人之路」的自我正面勉勵，甚至「獅子山下」不屈不撓、最佳拍檔等，這些昔日的精神置放在文末是讓我們再思以前的本土精神，及至金都茶餐廳的每一人，如何對這些本土精神進一步的改變。作為後九七所需要面對的文化轉向時代，本土文化固然會有所改變，除了老生常談的茶餐廳文化之外，茶餐廳亦是反映出平民文化的香港，那個年代，茶餐廳就是作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中西合璧的茶餐廳可以看見香港人當時遊走在東西文化之間而建立屬於「香港的」文化，例如餐牌後來有了中英對譯，甚至是有本土特色的奇趣翻譯。這種文化是展現香港的混雜性，我們可以看見茶餐廳的緊密鄰舍關係，「不趕客」而樂於與客人搭訕的香港人相處文化。
同時，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複雜性，當時遊走港英身份背景，如同男主角爸爸是「肥白英國鬼」，而他媽媽是「廣東人」，主角他本人就是兩處生成的「混血兒」。又從中揭示，香港本土文化消失的過程，例如「電影減產」其實是當代面對中港合拍片的合作崛起，「中國崛起」的現象打壓了本土的電影製作。那時，香港本土文化就是正在經歷消失再重構的建立，是遊走香港本土文化及後九七的香港文化之間。
二、 重新詮釋Can DO精神
讓我先從用粗俗的解釋作始：與其我們強調的是Can-Do 精神，倒不如引用文中「much ADO」的精神。若阿杜翻譯成ADO，而「ADO」解構成「A-DO」，意指一個人做，我為MUCH化成「乜柒」，整句解釋為：「乜柒都一個做」。從這個嚮導論述似乎對評論文章沒半點關係，正因如此：
如問：「香港本土文化真係玩完？」
下一句答：「乜柒都一個做。」
可以引申出來的是：那時候的人不知道如何解答後九七時期的文化身份轉變，亦不知道如何面對香港文化的轉向，同時不知道自己可以怎做，就只能夠深化：「獅子山精神」。那些不屈不撓不是甚麼高尚品格，而是「乜柒都一個做」的那種無奈、掙扎和妥協的意涵。而這是我對〈金都茶餐廳〉最後一個問題的答句：
「Do牾Do先？」
我會立刻作答：「乜柒都一個做。」
三、香港作為方法
陳冠中以香港作為方法立論，當時「金都茶餐廳」處於四通八達的全球化商廈之間，如何面對這種文化、時代上的改變。利用空間去訴說全球化下香港文化的掙扎是否能夠「鹹魚翻生」：「金都茶餐廳」顯然就是原本香港下層社會的文化再現，屬於平民的聚處，一眾主要出現的角色顯然為茶餐廳的平民特色深化，尤其再次建立金都時「絕不走高檔」作為理念，是市井平民的文化象徵。若以「再建金都茶餐廳」作為方法，內在的Can Do精神是否如此樂觀積極？按呂永佳〈茶餐廳與後殖民──讀陳冠中《金都茶餐廳》〉中所指涉關於Can-Do 精神的定義，我認為是過分樂觀：內裏所言及金都茶餐廳內的小市民發揮Can -Do精神：「是智慧與時並進、又是變通、打不死的精神。」我卻相反認為陳冠中書寫的金都一切發生的並不是「反抗意識」，而是在別無他選下，唯有盡做的無奈。這種無奈的情動（affection）來源在於前後九七時期持續的移民潮，其後所遺下的「金都市民」是否如此極具反抗意識？我認為主角選擇留在香港及後面對的種種生活無奈的變遷，並沒有為他帶來積極的反抗意識。
四、為何是「盡做」？
金都茶餐廳是香港文化的再現作為方法，它身處「正門向美麗都大廈側門」、又有夜總會、時鐘酒店、馬會投注站，四處隨全球化的變遷，加上後沙士時期的中港高度合作，例如洋文Can Do 都被背離而成立JIN WEN，但香港作為方法並非只是去解構香港本土文化的位置，而引申出來確實是後九七的文化重構的疑問，即是市民如何面對改變，建立一個新的香港文化？我認為陳冠中隱若將答案收藏於文中，換句話說，若「Can-Do 精神」後生成的「乜柒都一個做」的態度，而進一步解釋的是在那個沒有選擇的時期之下，仍要找出生機，就在「夾雜」之中「乜柒都盡做。」其一片段足以解說：甚有頭腦的白頭莫在重新營運「金都茶餐廳」的會議上高呼：「各盡所能」，是向在座不同身份背景的香港人指示：甚麼都盡做。為甚麼是理解為「盡做？」基於主角「我」揭示了這些對成功重新營運金都堅定的立場，他是抱持不看好的心態，稱這些互相支持的群體是「烏眾之合。」坦白而言，大家都是存在未知，甚至沒有信心，只是硬着頭皮，無論如何都要「盡做」但他們心裏的信心是多少？顯然在座一同籌劃的人也未能給予答案，只是剛好這是時期，經濟市道的影響，大家都沒有甚麼可以做，就只好做做看。
盡其所能這種Can-Do的精神只是我所詮釋的「盡做」，包含着無奈、未知、擔心、恐懼和勉勵自己的一點期盼意識。我明白打不死精神可能是指涉金都茶餐廳又再「翻生」，能夠隨時代而變。但要思考一個核心，就是金都茶餐廳本身的「主體」（或理解為主人家）是歸ADO及老婆所有，而ADO最後都是放棄金都，因為沒有能力翻生亦沒有翻生的意慾，而其老婆甚至離棄金都茶餐廳，而美其名其他顧客重振金都，但的而且確是本身創立金都茶餐廳的人先行放棄，所以，真的如斯積極嗎？縱然對金都翻生有所寄望，但也不至於歸類為反抗精神，因為他們展露對金都茶餐廳的前途是「未知」。儘管白頭莫一再強調「絕不走高檔」也要發揚港式茶餐廳文化，與人民站在一起，又甚反對美式速食文化的侵略等，這些都被主角認為是「廢話」。主角作為中英身份認同的混雜，時常被認同為「鬼佬」，他不斷宣洩的意識其實是就是讓他混雜性的身份背景來為這些本土文化衝突，作出新的切入點和解說，主角「我」的存在是十分重要，似乎他會拋出問題，亦隱約為問題作答，這些是「廢話」並無不妥，因為若要如同呂永佳所闡述的「香港人是與時並進」豈不是與白頭莫「反全球化、反速食文化、只顧發揚港式茶餐廳的精神」有所衝突？所以這些廢話理所當然地指出白頭莫作為繼續再建香港文化的先鋒者，是存在「盡做」的無奈、在絕處互相勉勵的「空頭支票」。
固然，金都茶餐廳作為再現香港本土文化，呈現當時的掙扎之外，我認為主角「我」都是其中一員，主角是作為再現當時市民的主要意識。值得留意，所有問題都是主角「我」一人發問，然後主要作答的也是主角，這顯然是陳冠中將金都茶餐廳的來龍去脈及去向交托在主角身上，所以，他的答案更值得留意。關於重建金都茶餐廳，其實主角也是硬着頭皮的和應者而已，因為他的混雜的身份背景，似乎要為重建金都茶餐廳一事提供更宏觀的角度而作出意見表述，然而在一場激烈的全體同意人人集資重建金都茶餐廳背後，其實主角走出茶餐廳左度右度般再思，他對於重建一事其實是「腳軟」，即使根本上沒有信心的底子，再深入思考當時處境，「搞餐飲，好易玩完。」這正正反映出當時核心的社會意識：無奈，只能盡做。
最後，作者陳冠中亦是展現「盡做」。寫於2003年的作品，經歷了金融風暴及沙士疫症，陳冠中在文中先後兩次強調及追問：「DO牾DO？」在如此的困窘之中，後九七的香港文化和香港人本身的身份認同亦受改變，到底香港人何去何從，DO牾DO？這是給予讀者的反思，至於甚麼是答案，就以上申述而言，陳冠中是隱若作答，就正如他所書寫的文字，以「粵語」入文，或我更政治正確一些，是廣東話入文，盡力將廣東話的本土語言留在書寫之中，例如「樣樣順風順水」、「三十六文」、「冇王管」；利用口語、英文作為主力的書寫語言，也是展現出當時香港本土文化在於中西之間。此外，利用普通話作為陪襯，是為香港本土文化走向作為暗示，金秀雯要去上海，離棄了金都的香港文化，沙士之後中港加強合作，這些暗示就是本土文化已經被削弱，並且新的香港混雜性又重新建構出來。
五、結語
總括而言，〈金都茶餐廳〉一文所引發的本土文化就是混雜的中西，亦同時暗示中港合作後後九七的香港本土文化是轉向樂觀還是悲？至於Can-Do精神所彰顯的「盡做」是不是我們現在所作的精神呢？這裏基本上沒有答案，就像文章沒有給予肯定的答案。我們知道香港的本土文化會有新的建構，但是是甚麼模樣，誰也不知道，就如金都的最後命運是何如？文末沒有交代，沒有人知道，這種未知就是當代的處境。
參考書目
陳冠中。〈金都茶餐廳〉，《香港三部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
陳冠中。〈香港作為方法〉，《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
呂永佳。〈茶餐廳與後殖民──讀陳冠中〈金都茶餐廳〉〉，《香港文學》第251期（2005）：頁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