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何杏園、李昭駿、譚穎詩
整理：何杏園
自從張婉雯參與動物權益運動後，我們談到她都幾乎是先想動物，忘了她未曾停止過寫作，在最活躍於為流浪動物爭取權益的那段時間，得到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張氏上一本小說集《甜蜜蜜》在2004年出版，今年，出版第二本小說集《微塵記》，彷彿終於記起小說裡那些微小、平白、日常得如你和我的人物，要把他們聚集在一起。談到寫作和社會運動，張婉雯多次強調要有「真誠」的態度。在「真誠」幾乎變成笑話和將要失效的城市裡，身為作家，還如何持守這種態度？
不願負責任的偽善者
張婉雯筆下的人物背景變化相當複雜，縱使她自己會以「小人物」來概括他們，但當我們看到那些人物的身份包括知識分子、街市開檔的老人、藍血精英等等，便知道她對社會上不同的身份的觀察之細微。
張氏的小說不只一次出現教會的代表，例如牧師、傳道人、修女，但在他們口中出來的信仰都非常浮泛，教義變成一句又一句的口號，「他們會去關心人，但大概沒有想到，自己只為了自說自話，或達到一些目的，而從來沒有真正關心別人。我也是一個基督徒，但我已經很久沒有上教會了。離開教會後我反而感到更快樂。在我看來，很多中產教徒都是為了逃避思考或生活上某些問題，希望得到一套規矩，一些生活的指引，才選擇回到教會。」小說沒有站於道德高地，用力地鞭韃、批判，因為她認為這些並不是壞人，他們絕對沒有作惡，她著意呈現這種悲哀，「他們原應為自己的生活負上很大的責任，但最後選擇利用宗教來逃避，這是就沒有真誠地面對自己，是偽善。」
另一種被張氏形容為「偽善」的族群，是一些小說內的「精神貴族」，例如〈玫瑰誄〉中的女性角色。談到這些「精神貴族」時，我們都談得特別起勁，大概是我們都對這些從名校出身，有學識、有能力，而且懂得不少精緻的生活情趣的人充滿好奇。「他們都是社會上的精英，有好的品味，但遇到問題，便憑著本身的能力和制度的優勢，搶先離開這個地方。」在張婉雯眼中，他們工作的能力很高，但自省能力遠遠不足：「他們也沒有做壞事，只是不願為這個地方負上更沉重的責任，是自私的精英，這不是壞心腸，但也是一種偽善。」從另一方面看，這類人所代表的良好品味和生活情趣，亦隨之離開這個地方，這也是張氏覺得惋惜的。
走出安全網的勇氣
在這十多年間，香港經歷了一次比一次激烈變化，成長於八、九十年代回歸以前的張婉雯，自言年前的佔領運動令她對社會，和一直參與的社會運動，有全新的看法：「坦白說，佔領運動確實令中年人如我醒覺。從前一直參與動保運動，都不過是在安全網內，以『抗議』等安全的手段表達意見，經歷過佔領後，說實在的，這種手段已經再難找到突破。」
《微塵記》開首的三篇短篇小說，都是以佔領為背景，但都不是以情緒主導，少了同情和激憤，反而是退得較後，多了自省。「那都是在運動完結、冷靜下來以後，才寫出來的作品。純粹記錄事件的角色已經有很多人擔當過了，也一定做得比我好，反而能夠關注事件中不同的人的反應和心態，這才是小說應該做的，並且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東西。」
〈拘捕〉的主角是一名哲學教授，在佔領現場，他將要被警察拘捕，在被捕前，向執法者說：「是我過往的沉默賦予你們這種權力。因此，現在我願意接受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結果，被你們拘捕，以作為制裁。」這是他的自省，也是向學生的懺悔。從文本的提示看來，主角的年紀和背景與張婉雯相近，問到這是否也暗示作為中生代的悔咎感，她一臉坦然地說：「我在大學裡教書，面對年青人，確實有點歉疚。我這代人在香港最光輝的年代成長，不需面對很多困難或競爭，享受了因幸運所帶來的好處後，有同代人會指罵現在的年青人為『廢青』，但完全沒有考慮兩代人之間的先天條件已極不相同，這是毫不合理的評價。所以我對待學生會相對寬容，他們其實需要體諒和希望。」
坦誠面對自己才是出路
〈拘捕〉和〈陌路〉的第一個預設讀者是作家自己。「主角要面對的是自己，我也是首先寫給自己看。」〈陌路〉裡的太太在走出來抗爭時，希望得到別人認同，行動的目的有部分已變得自我中心和想滿足虛榮心。「這有點自我投射，當我參與社運時，少不免有時會有這種心態，每個人也有不真誠的時刻，但我認為必須要向自己坦白，只有坦誠面對自己，才是出路。」
看張婉雯的小說會看到她對社會的一種無力感，她坦承自己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那些「理想」是永遠無法達到的概念，她只能在小說中坦白自己這一面。張氏拿自己喜歡的作家魯迅和陳映真來說明這種無力感的矛盾：「他們的生命有無力感很強的一面，但他們會透過積極的行為，去克服生命深處的無力感，這種矛盾也貫穿了他們的一生，也構成他們的文學面貌。」
我們會好奇張氏作為一個參與社會運動多年的人，會否想過用文學代其他弱勢發聲，或把文學作為社會抗爭手段的一部分？她馬上否定這種想法：「要是文學也要變成抗爭的手段，我想我會無路可走了，文學反而更像一個療程，用來治療心中的無力感。」文學不是抗爭的手段，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文學永遠都在邊緣發揮作用，它最大的能力是提出問題，而絕非提供答案，答案要自行尋找。當文學作為抗爭手段時，我覺得已簡化了文學本身。現時的社會傾向把問題過分簡化，往往非黑即白，忽略了灰色和渾沌才是最大和最真實的部分，文學就是要反映這些灰色地帶，只是大家都不願面對這些真實。我寫小說的方向就是在反映這種渾沌和灰色。」
當上面提到以往的抗爭方式再難突破，而文學也不能作為手段時，張婉雯提出要後退，從領導者的角色退下來，回到社區和群眾中，真誠地去關心和了解每個個體的想法：「要改變社會，我不相信革命，因為革命只會成就另一班獨裁者上台，到社區培養實力，面對面的接觸，把自己的理想、提議逐一教導和解釋，才能提高公民質素，令原本傾向盲從的能提出自己的意見。」當一個人被群體所代表時，其個人獨特的背景便會消隱，就像〈明叔的一天〉中的明叔，他可以是千千萬萬個盲從建制的老伯的一分子，外人就只能看到他選擇了哪種生活的方式，忽略構成他這個個體的理由。但文學所要關心的，是明叔作為一個個體，屬於他自己的背景和困難，而非一種群體或概念的形象，「對個體沒有尊重沒有關懷，是不能夠寫出好的作品來的。」
把主體性還給動物
在寫作和社會抗爭的路上，動物議題一直是張婉雯關注的重點，問到她在書寫動物的時候以甚麼心態和策略呈現牠們，她強調：「我會讓動物在我的小說中若無其事地出現，我不要牠們成為他者。只要把牠們視作日常生日的一部分，便不須用甚麼特別的態度看待牝們。人類不須特別待牠們好或不好，只須在有需要時互相關心，平日不要過度介入，最好是還原牠們原有的生活方式。」
〈殺死一頭野豬〉裡的野豬，似乎不及主角阿稔的少數族裔身份受注目，黎海華在分析評價這篇文章時，最大的篇幅都用於討論阿稔的形象，和野豬如何作為一個隱喻，呼應阿稔患有精神病的父親的狀況。張婉雯的用意明顯不是要把動物作為隱喻去寫，這不是能夠還原動物主體性的寫法，「我也會擔心讀者在讀的時候，會忽略野豬這個個體，但後來黎海華告訴我，在讀過我這篇小說後，她比平日更留心城市內野豬的新聞，漸漸明白到我寫的不是一個喻體。我想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張氏在評價動物小說時與她寫人物的想法非常類似，她認為好的動物小說要令動物有主體性，還原牠們作為個體的獨特性，而非作為「群體」或「物種」出現，並且要有互相尊重的表現，「我不是要去寫『動物小說』。就算以『保育』的角度去寫，也是一種把動物視作『群體』的思維方式。我不像內地動物小說作家黑鶴等人，我根本沒有他們的深厚體驗，這是我們生活在城市的局限，我必須坦白承認。」
* 轉載自《字花》第65期（2017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