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本地三位作家推出新作。可洛《幻城》、梁莉姿《明媚如是》和曾繁裕《後人類時代的它們》這三部小說／集，不約而同指向虛構與真實的對話，日復日的荒謬與我城困局，甚至延展到人類作為種族的一種，何去何從。去年12月2日，水煮魚文化於九龍城書節期間，舉行「與荒謬對稱──可洛、梁莉姿、曾繁裕小說新作對談」，在《字花》編輯關天林主持下，三位作者談現實的荒謬，更談虛構與想像的力量怎樣反抗荒謬。
可洛：一切從戲劇開始
三位作者雖然都獲得不少文學獎項，但寫作之路的起點各有不同。可洛從一篇劇作獲青年文學獎戲劇組冠軍開始，「今次我寫作的《幻城》，是作為一種抵抗，這和我最初得文獎的作品，其實有對話的地方。那份劇本的主題是不滿考試制度，當時地球人口過剩，再沒居住空間，考試成為淘汰多餘人口的工具，除去不及格的人。而劇本寫不同主角面對這場考試的心境。」
劇本的意念源於當年自身對教育、考試制度的不滿，《幻城》則從虛構城市出發，延續他一直以來對制度的思考。他相信大家閱讀幻城的時候會找到很多貼身、熟悉的事物。當他仍是中學生時，他會在週記習作中向老師投訴種種現象，如學生不准長髮和染髮，但為何有些老師又照做無誤？他花幾個星期的時間，在週記的呈交與發還間，和老師針鋒相對。最後，老師仍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我發現原來我一直都在做這件事，文字是很微小的工具，挖掘現實諸多問題，可能是教育或考試，到現在演變成關於一座城市的營造。我不知道那種抵抗的力度是否足夠，但當城市猶如銅牆鐵壁，那得看會不會有人以螺絲刀撬開隙縫。」可洛如是說。
梁莉姿：以寫作的奇幻解決愁悶
梁莉姿的寫作同樣始於校園和寫週記，但不是為投訴而寫。她形容，最初的寫作動機「不純」。「我一開始創作小說既非純文學，也不是嚴肅走向。中一那年，我由中文小學升到英文中學，所有科目以英文教授，連數學也因為英文教學而不及格，當時只有中文表現良好。中文科的週記習作是一種自由寫作，我開始創作短篇故事，然後老師會貼堂，同學會讀過會讚好。加上初中我喜歡和我母親到圖書館，因此接觸一些奇幻、偵探推理的作品。於是我寫作篇幅介乎三、四千字的小說，列印給同學看，他們會追看。於是在別人對我創作的欣賞中，突然間重獲價值和成就感。」
於女校讀書，她說校園生活嚴肅，規矩繁多，學生只能過得很乖或過得很悶。寫作對她來說，奇幻故事一來解決愁悶，二來進入與現實截然不同的世界，可以離開校園那種睡覺給老師罵醒的生活。
從壁報板連載小說，到今天出版《明媚如是》，有兩個轉捩點，使她走進嚴肅文學之路。有段時期她沉遊內地後宮青春類型小說，卻意外由閱讀郭敬明的作品，接觸一些內地有潛質的作者，他們書寫鄉土風格的小說，令她獲啟發，仿作一篇關於其每天由將軍澳擠進港鐵車廂，到石峽尾上學的作品。作品獲該屆青年文學獎季軍。自此，她開始對文學書寫產生興趣。
然而中四那年，她意外得知一位學姊不滿其作品，「她說我文筆雖好，卻不是文學。我便決定要寫更多文學作品。其實這兩個轉捩點並不單純，而是我從寫作獲得意義，寫小說於我，並非在於我怎樣一直影響小說，而是在我寫小說的過程中，小說如何改變我。我寫第一本小說時，我以為小說可以給我一個答案，但現在我發現，創作小說後的沉澱，不是為找出答案，而是問更多的問題。」
曾繁裕：文學由情感開始
《後人類時代的它們》作者曾繁裕笑言和可洛有淵源。從參加徵文比賽獲獎，知道可洛的存在，又記得他曾在電視節目上，介紹電影。他心中默默覺得對方是值得仿效的人。
而他的文學，由處理自身情感開始。「好像《少年維特的煩惱》便是日記體。我當時寫日記，又因為暗戀女生，當日有特別事情發生，就寫下來。慢慢創作上經過文學獎肯定，不如用現實把虛幻變換出來。如果現實只可以複述自己的事，那麼虛構可以置入別人的故事、或者扭曲故事，甚至預視將來的事。從不同處境配搭想像各種可能情況，幫助自身梳理困惑。」
他又指，即使過去以散文奪得文學獎，但是人不出名，散文難吸引讀者，於是改為寫小說。「豈料寫小說也沒有人看。」他笑說。他的第一本小說獨立出版，回望青少年時代的欲望與躁動，而第二和第三本小說校園色彩較濃厚，因為當時他在中學任教，見證不少荒謬的事實，值得以文字留存其中，引人反思。新作《後人類時代的它們》則思考現代人類文明與科技發展的關係，猜想人類滅亡可能不因為天災，而是自己存在的價值漸漸消失，由機械人取代。
《幻城》裡尋死的女護士
三位作者雖然都屢獲文學獎，但作品針對現實的荒謬，進路各有不同。關天林回應，可洛從獲獎劇作到創作《幻城》，都有一種寫作風格與關懷，誇張地道出現實的問題。他以《幻城》其中一篇小說〈想死〉為例，女主角是一名護士，但她愈來愈想自殺；而幻城又有一個部門嚴禁市民自殺，而男主角在那部門工作。「與投訴會考制度相比，關注的主題愈來愈大和沉重。」關天林說。
可洛說，他構想的幻城是一座看不見天空的城市。那裡的人只會看見天花板和水管，「天花板之上又住上另一批人，而幻城正不斷興建。當我住二十層，我以為我一直都住在這裡，實情是每天我都比昨天住得更要矮。城市空間很壓抑，沒有出路，〈想死〉的女主角想，那些人的去路在哪裡？尋死能否成為一種方向？」
他續說，「想死」不一定指「斷了氣」，而是有時每人都經歷過一種接近死亡的快感，如同人們在機場遊樂場玩過山車或跳樓機，他們可以為此付錢享受瀕死。他認為尋死的體驗可能是一種人內心深處的舒壓處。《幻城》正是以文學，表現當前人們的生活到底是怎樣。
《明媚如是》裡的地底工人
「我想《明媚如是》最初是個諷刺的名字。兩個月前香港國際黑盒劇場節，有部劇作名為《美好的一天》，邀請十九個本地人分享自己的遭遇，有人提起雨傘運動時被拘捕，有人分享自己職業故事。原來人們的痛苦已經夠多，但城市美好的一天又過去了。即使社會中一口螺絲釘很痛苦，但大家都會繼續前行，陽光如常。」
當世界不為一個人內心的痛苦而停下，梁莉姿說，《明媚如是》從不同階層的小人物出發，書寫他們的故事；而所有故事都在2015年開始寫。那是雨傘運動後的一年，她仍記得雨傘時期，世代之爭、立場之爭，場域內外的落差教她不解。「為甚麼我們覺得理所當然，黑白分明的事，那麼多人會認為是錯？當時我大學二年級，主修中文系外，還副修文化研究，對於大敘事和小敘事之間的微小個體，他們怎樣存活？
而她又不全然覺得學院就是對，不覺得那些人必然悲慘與卑微。有一年她到花蓮的原住民村落擔任義工，有這樣的啟發：「其實悲慘的人不會覺得自己悲慘，而是我們以高的地位俯視才覺得慘，他們的生活沒問題。」
陽光下，書中有篇故事〈雙雙〉的主角，卻是一直藏在地底工作的工人。「我曾經在港台字幕組實習。港台任何一個節目，都想利用鏡頭語言讓大家了解某一個族群，〈雙雙〉的男主角係在地下工作，源於港台輯名叫《地下世界》的節目，有集採訪水務署，及在下水道工作的工人。我看了許多次，節目針對他們工作的細節，令我寫小說時有豐富資料，當時也覺得這份工作有趣，最後慢慢沉澱出這部作品。」
梁莉姿自言性格強勢，任何事都會勇於表達自己。而入讀大學後，擴闊交友圈，令到不少故事當中的角色猶如真實個案，從他人性格及過去生命中不同事件怎樣交織，她尤其好奇。回望前作《住在安全島上的人》，她說與《幻城》較相似，由設定出發，看城市當中的人的生活，由一點到織出一張網。
而寫出像地底工人的故事，她則解釋當交流生時，喜歡上美國畫家Edward Hopper的作品，以一個畫面構建一個故事在其中。於是她嘗試寫小人物教事，不為解決問題，而是緣自己的理解，以自身的虛妄貼近那些人生，不同人物的想法。
《後人類時代的它們》楔子與棋子
關天林又問到，曾繁裕《後人類時代的它們》立足於人類文明時代，想像一個完全沒有人類的世界，到底怎樣參考及取材？他亦「劇透」，小說有個楔子，記下一個平凡而喜歡下棋的人的一生。他形容，這就好比是人類文明到機械人時代的最後一瞥。
曾繁裕說，現實上的取材中，有件事相當震撼他，令他來了靈感。「我受學院訓練，重視邏輯和連貫，要做很多資料搜集，也不時上網看有甚麼新聞。李世石與Alpha Go人機大戰新聞，李世石只贏一局；後來Alpha Go和另一名棋手柯潔對決，最記得柯潔有局突然下子中途情緒失控，傷心地離座。我很同情他，也覺得圍棋不止於勝負，還有個人境界的追求，那一瞬間，見到柯潔的背影，頓覺這是全人類文明的一個困境。」
他續說，那種困境是無論人類文明所有思考成果有多豐富，當來到一個冰冷的世界，都毫無作用。二戰時納粹大屠殺、蘇聯史大林大清洗、毛澤東推動的政治運動，一個時代一代人物累積我知識，原來敵不過一種冰冷無情的決斷。他記得哈拉瑞的著作提到，人類幾十年後會漸漸被機械人取代，將會出現名為「無用階級」的東西，那些人類只可以在虛擬世界中找到自己價值。
「科技發展的過程，像人類創作一些東西摧毀自己。就像最近基因編輯嬰兒，不斷衝破道德，到最後發生更大的衝突。一個嬰兒甚麼病也沒有，但如果技術只由富人掌握，階級仍然沒變。當人類滅亡，機械人怎樣看待自己？它們應該覺得自己很無聊。它們會模仿人類，雖然有點反智，人類自視為萬物之靈，但走不出人類的界限，例如人類不可以扮狗叫，我想機械人應該也有類似的自尊。」
荒謬現實 小說摺疊
而關天林則問到，既然每個作家都有其關懷，世界的荒謬數之不盡，又有沒有發現自己寫作完成後，外頭已經有更多荒謬的事情發生？
可洛先從自己生活經驗出發，談及人類日常習慣和適所的現實，存有種種荒謬。他提到自己居住的社區附近，近年愈來愈多天橋建成，掩去天空。「最初我覺得很礙眼，但幾年後這些天橋都變得不起眼，與四周環境融合。而荒謬是大家一開始認為這些事物不可以出現，慢慢卻由我們適應它們。小說於我，就像要重新找回一些麟角、尖銳，刺痛人的感覺。」
他提到《幻城》有一篇故事，正是源出於現實新聞。那新聞報道一個小女孩遭含羞草刺傷，家長投訴後，政府部門把含羞草除去。一宗新聞在《幻城》內變成女孩為保護盆栽，在城市流浪的小說，他認為新聞一般受篇幅所限，有時間性，但小說可以把現實進一步發揮，猶如一種有彈力、張力的物料。當小說把現實荒謬加以摺疊、變形的時候，反而可以覆蓋更多地方。
「這不是追上追不上的問題，而是我們怎樣重新發現一件事，把它延展到更複雜的關係當中。新聞的種種荒謬奇事滿足不了我。」可洛說。
梁莉姿覺得，趕不上現實的荒謬本身已是一種荒謬。她擔心有一天自己從寫作到出版一部小說，但讀者已經難以感受當中的時地人情。和可洛一樣，她過去住在將軍澳也是「橋城」，七年沒有回到故居，她說有一次到將軍澳，發現童年記憶中的社區全然變了樣。「又例如最近豪華戲院傳出清拆消息，這是我經常看戲的地方，所以我有種焦慮，怕讀者不知道我記憶中的事物。」
她也提到，《明媚如是》有些小說同樣源出於社會現象。她記得近年香港的中學生輕生潮，年輕美好的生命為何會自行了斷？透過資料搜集，她意外發現香港的自殺率偏高，但是最高的年齡組別，卻是屬於長者。她更加不解。
「長者都快死，為甚麼也要急著結束生命？而新聞除了不夠彈性，還有它必須要定性的局限，於是長者自殺的新聞，比不上年輕人輕生潮那麼吸引。緣新聞和最近的議題出發，我去理解一個人的生命，到底生活中那麼多微小細碎的物事，要積累到何種地步，才會壓垮一個生命。關於那些存活在灰色地帶，在主流聲中很容易因不願思考而遭忽略的人，我想用作品探挖出來。」
而與《幻城》和《明媚如是》不同，《後人類時代的它們》針對現實的荒謬上，時空跳躍幅度最大，關天林問，跳到較遠的位置思考，會否因此也有更多現實指涉。
曾繁裕自言受學院訓練，從學術論文開始思考社會，發現現代生活改變速度過快，快過人類所能適應的速度。「荒謬與人生煩惱由此而來，尤其在香港，這種差異更大。很多人會思考為甚麼，但更多會進入消費主義邏輯，形成自我中心，漸漸成人類共同困境。」
他說，荒謬可以以學術思考，也可以以小說表達。《後人類時代的它們》處理的不是人類，而是歷史上生滅過程是否重複出現，形成一個又一個小風波。他覺得小說嘗試處理的是怎樣以技術處理荒謬，或荒謬怎樣影響我們生活。「技術發展與人類出路之間，有沒有甚麼啟示？」
關天林認為，從三位作者分享的經歷都能看出一個共通點：個體與龐然大物之間的對抗，以及對抗過程中產生的無力感。「那是一種荒謬又必須接受的物事。他們以小說觸及個人的回憶，拯救將被遺忘的城市人物，捕捉邊緣群體的聲音。虛構某程度上是種更加激進的形式，那是因為他們以小說重新理解現實。」
他們面對龐大的荒謬之城，然後走進去。關天林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