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書名讓我想到的是余華的《十個詞彙裏的中國》，但後者是透過諸如「革命」、「魯迅」等辭彙去讓讀者見聞中國的文化，而前者的本書則是則是在Covid-19的疫情下，以污名、人權、公衛倫理、WHO、CDC、中醫藥、道德模範、隱喻、標語與旁觀他人之苦為題，寫作出本書。
污名的理據在於高夫曼所提出的Stigma並非因於事物之本身，卻是來自於社會觀點的標準區劃，而這裏所談的有關Covid-19的問題也正是在於「武漢肺炎」與「新冠肺炎」之稱。根據書中提到在二〇二〇年的二月十一日後，中央要求西錒及部會對於溝通統一使用「武漢肺炎」的名詞，固然地在世界上有各種疾病是以地區為名，舉例來說日本腦炎，但是早年的命名沒有考量到的問題使將造成的地區性歧視，因而，在二〇一五年後WHO的疾病命名準則才會試圖使得疾病能夠中性化。而這也是在台灣的政治處境中我們必須要警醒的，而這也是本書的最大嘗試：去政治。
在人權的議題上，則是討論到「公私」領域之劃分中，誰在裏？又誰在外？「這說明了以『公共』知名的關注裏，劃界的那把尺，不一定只會參考醫療科學的標準，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式因素都可能影響決策，而全都高舉『公共衛生』的防疫大纛。」然而，即便是如同「醫療」、「疾病」等議題上，在當代社會難免受政治影響，例如仿效美國CDC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而設立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二者的差別在於英文中的「Center」分別為複數與單數，也就是說，聯邦機構中的各地皆有權責去處治州中的疾病，但是後者卻因集權的特質由上而下的垂直領導，導致並非水平整合而使得在成效上不如前者之有效。
可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防疫中心，納入了經費、人力與資訊，但內部怎麼分配？資訊如何收集和上報？收集之後何時採取行動？缺乏其他獨立機制監督其運作、制衡其決策，亦無透明的糾錯機制。唯一能夠監控它的，是更高的政治層級。但是，那個層級的透明度，比疾控中心還不見光。」
疾病固然是細菌或是病毒所造成人的健康減損，但是沒有任何事物在現代社會中是能與政治脫鉤，例如中國的醫師吹哨者李文亮最初還因將疫情警示中國社會而被檢討，即便事後追封其之榮譽表揚，但人早已英逝。而除了李文亮之外的醫師，也正多有因中國中央為避政治動盪而欲掩蓋消息甚至禁止醫護人員配戴口罩，導致更多暴露在高風險下的醫護人員因病傷亡。
各國都出現這樣的例子，但是將這些人予以追封是否為正道？原先意旨在於對於特定人的行為予以表揚的舉動，卻形塑出了一個道德標準，反倒以此標準成為國家或社會對於其他人要求、強要的規則，就此是否成為原先美意的逆反？即，「⋯⋯這看似一種國家賦予的榮譽，實際上卻是由社會協助國家也國家認可的標準來監督、糾正人的理念和行為。⋯⋯」
而這種道德／政治要求，更可見於標語上，標語原先是用作為戰爭動員之用，從美國的山姆大叔到中國民國的「小心共匪就在你身邊」等語。這些都是用在政治上的軍事動員上，在面對疾病問題時，疾病也被軍事化，故而在防疫的公共衛生問題上也變成「大作戰」，各式各樣標語例如：「我ok，你先領。」等等。在著作中我們固然都可以看到在作者的分析下，純粹地以議題本身所屬的範疇，例如醫學，來審視特定議題。在撰寫一部作品時固然可增進該特定領域的了解，並多了一層認知，但是在現實上若仍堅持如此地去政治化，我認為反倒是不切實際，甚至正是一種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的彰顯，進而會忽視具體議題在抽象脈絡中所產生的因由，也將曲解特定主題的意義。
另一個有趣的是「中醫」的議題，中國民族主義方興之時，習醫的孫文與魯迅皆以貶斥的態度面對之，認為德賽先生的西方醫學才是真正的醫學。然而，時過境遷的中醫卻反倒成為中國為了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復興。換句話說，即便是名為醫學的學科，在學科的定性上也都會是政治的。韓國的去中化中把原先的中醫定名為「韓醫」，而台灣則有掀起正名為「漢醫」的聲音」。
裏頭在隱喻與末章的「旁觀他人之苦」中，多有引用蘇珊桑塔格的論述，但在後者中我認為正是誤解了桑塔格的省思。作者提到旁觀已是一種倫理行動，「見證的過程，至少是一種陪伴的形式與力量；如果眾人都願意見證，那就會是一種公共性的形式與力量。」、「在一個歷史隨時可能消失、人所面臨的結構性苦難不受關注的時刻裏，旁觀已是一種艱難的倫理與情緒勞動。能夠做到旁觀和記錄，就已是重要的生命見證。」然而，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所批判的正是與本書作者倡籲的恰恰相反。
報導與攝影所帶有的框架，在所呈現的事實之後也遮掩了其他的事情，像是他人災禍的事件、影像所惹起閱聽人的感受可能有憤怒、憐憫、興奮等等。然在已電視民主化空降在每個人客廳中的今天，尤其新聞重複的性質使得具有衝擊性的影響反覆地入目，進而使得閱聽人感到麻痺，伴隨着這些影響而來的情緒也會因為不行動而萎縮，進而所有人都習慣了這些影響──與其所帶來的情緒，甚至會因為有這些情緒就認為自身有道德感情。
然而，這卻不過是種偽善，桑塔格說：「我們的憐憫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以及我們宛如真切的無能為力感。甚至可以說，不論我們懷抱多少善意，憐憫都是個不恰當，甚或隱含侮辱的反應。」在與我們具有距離的所有災禍，即便我們帶有的道德義憤也無礙於這些事物與我們的遙遠距離。旁觀他人痛苦而產生的道德情緒使得閱聽人認為自己已經做了點甚麼，反倒正是桑塔格所批評的偽善，但這卻是作者評價為正面的「倫理與情緒勞動」，似乎代表着當我們直面所有的苦難所具有的勇氣，就具有道德行動的正價值。
旁觀他人之痛苦之所以被批評，係因僅有「旁觀」──即便感到憐憫卻無所作為，反倒認為已有道德行動。而我們所需要的，是在見證苦難後，做得更多。去觀看各種苦難相片的獵奇心理，桑塔格形容這如同色情一般的驅力使我們產生慾望去窺看，於是我們就可以問，這樣的旁觀本身是否真具有其倫理性？
或許作者是在反駁對於他的批判中有着「除了研究與寫作還有做些甚麼？」的質疑，但是卻誤用了桑塔格。然而，這並不代表研究與寫作沒有作用，言語既然是行動的一種型態，寫作當亦同為行動。這樣的行動已然遠超旁觀，故而即便不為旁觀有所辯護，應亦無所影響。簡而言之，面對如同疫病一般的災難，我們不能僅僅是旁觀，而需要在旁觀之後更有所道德行動，而這樣的行動是包括言語與寫作，我們不能不去旁觀，也不能只有旁觀。不能對社會與世界冷漠，也不能僅以觀看認為即足，我們需要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