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前言：寫於一直在路上，沿途攝影時的困惑，和從旅行文學中所得的啟發與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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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關於在路上的書寫，很自然就會想到美國小說家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凱魯亞克確實是啟發了不少代人，一下子，大家都覺得自己有必要放縱自我、不顧一切地踏上旅途。
踏上旅途是一種逃避的方式。在二戰剛結束，美國的年輕軍人從歐洲戰場踏上了回家的旅途。戰爭的結束和勝利，固然是值得普世歡騰的好消息。但與此同時，一眾沒有家庭，又錯過了建立人生目標的最佳時機的人，難免一時陷入了價值的失落。他們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一時之間，自我放縱成為了對抗意義失落的手段。
美國的「垮掉」氣氛並沒有持續多久： 戰後的城市重建大規模展開，大部份人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也迎來了經濟起飛。一切好像很快便回到了正軌。
但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對理想生活與人生目標的定義，似乎標誌着一個新的「垮掉時代」。 上一代人掌握大部分資源，世界人口太多，所有年輕人都成了制度中不起眼的角色。在長時間的旅行中，筆者就遇過不少這樣的年輕人。他們對浮華世界沒有期望，好些依賴吸食大麻為生，活得像「垮掉的一代」的藝術家們。很多年輕人把「安穩生活」與「虛度光陰」劃上等號。一位大學同學月入五萬港幣，卻想要辭掉工作，像我一樣踏上無盡的旅途（個人認為或許這是有病的舉動）。
假如旅途只是為了逃避，像「垮掉的一代」般過放縱的生活，或許跟原先的「虛度光陰」的工作並沒有多大的分別？
凱魯亞克曾為美國名攝影家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1958年的攝影集《美國人》（The Americans）寫序，表達了對日常照片中的詩意的震撼。五十多年過後，九十歲的弗蘭克回看自己的作品，卻說：「我從前所拍的那種攝影已經不再了。那是過時的。〔…〕現在有太多照片了。」（O’Hagan，2014）
弗蘭克是對的，現在不只是攝影的人太多，就連不攝影的人其實也攝影（旅遊照片）。同樣的說話，放在凱魯亞克的框架下難道不又是對的？──現在放縱的人也比以前多，有那個知識分子不是某種意義下的嬉皮士？更重要的是，現在有誰不是旅行者呢？
假如凱魯亞克代表了一種旅行方式，弗蘭克代表了一種《在路上》式的攝影角度，同是旅行家﹑攝影家和作家的威爾弗雷德．費思哲（Wilfred Thesiger）所敘述的便又是另一個角度。
費思哲在二戰後開始展開了對阿拉伯半島的探索，在三年間以途步和騎駱駝的方式，橫越有「空曠的四分一」（the Empty Quarter）之稱的魯卜哈利沙漠（Rub’ al Khali），沿途拍下了不少照片：有無盡的沙漠﹑有人和駱駝﹑也有看似原始的沿海城市。或許，假如費思哲還在世的話，他大概也可以說：「我從前所拍的那種攝影已經不再了。」但跟弗蘭克的照片不同的是，因為當年沙漠上的族群已經消失了，阿布扎比（Abu Dhabi）也變了摩天大廈林立的酋長國。
在費思哲回到英國後，他的旅行照片馬上就引起了不少人注意，一些人希望他可以把旅行的經歷寫成書。費思哲起初對寫書沒有太大的意欲，認為要執筆書寫，實在是太折磨自己。結果，花了十年時間，他才寫下《阿拉伯沙漠》（Arabian S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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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思哲是英國最偉大的旅行家之一，即使到了今日，仍有不少人要踏足魯卜哈利沙漠，把費思哲當年的旅行路線原原本本地走一次。（在互聯網可以找到相關的影片） 費思哲的旅行方式跟現代人（甚至是當時的人）的非常不一樣。他曾說過，旅行是一種苦行，目的是為了讓人遠離舒服的「文明」世界，讓人活得像一個真正的人。（參見Maitland，2011，第十八章）
但為甚麼要旅行？在《阿拉伯沙漠》的第一章裡，費思哲提到了自己的童年。 因為父親的工作，他生於埃塞俄比亞的首都：亞的斯亞貝巴（Addis Ababa），直到九歲才踏足自己的祖國大英帝國。但回到英國後，他就覺得自己跟整個所謂的「文明世界」格格不合。他就像一般的英國貴族子弟一樣，讀伊頓公學（Eton College），但在他跟其他孩子說到自己見過的非洲動物，同學們都指責他謊話連篇。這一切都使得他再次回到非洲。
幾十年後，同樣是關於埃塞俄比亞的故事，幾乎所有孩子們都視之為聖典。「費思哲爵士…」一個孩子問：「在你自己隻身前往可怕的達納基勒國家，會見那個喜歡收集敵人睾丸，把它們掛在自己頸上的年輕統治者時，感覺是怎樣的？」費思哲聽後，說：「他看上去很是歡快。」（參見Stewart，2007）他們所指的，是費思哲二十歲時回到埃塞俄比亞後，穿越達納基勒沙漠的旅程。
在非洲的歷險中，費思哲獵殺了幾十頭獅子，面對猛獸衝刺的施襲，他似乎也不太畏懼。或許，真正令人害怕的並非猛獸，而是在達納基勒的遊牧統治者 ── 這些人以收集敵人生殖器為榮耀，為殺戮而生，難道不比只為求生的動物可怕？
在旅程結束不久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便爆發了，他加入了當時的蘇丹國防軍，協助阿比西尼亞人抵抗意大行的侵略；戰爭結束後，便馬上起程到阿拉伯半島，準備要橫越魯卜哈利沙漠──一片在當時只有兩名英國人曾經成功跨越的荒蕪之地。
假如費思哲早出生十年，他很有可能就是第一個橫越魯卜哈利沙漠的英國人了。事實上，從《阿拉伯沙漠》的內容可見，他一心想要成為地圖上沒標示的地方的第一個發現者。
這樣的旅程固然是極為危險和刻苦。基本上，他們一行人都要佩槍上路，在晚上不敢熟睡；要時刻控制喝水的節奏，又試過連續四天沒食物。如此玩命的探索，或許沒人會預料到，這樣的一個人最終會比大部分人都活得長，活到九十三歲。
他在書的結尾中曾經如此寫過：「一些人認為，當他們以物質世界的安全感，取代沙漠的艱辛與貧窮，就能獲得更好的生活。我並不相信如此。」但對我來說，真正值得讓人反思的，不只是他這種旅行背後所代表的反文明意識，而是其他。他在《阿拉伯沙漠》1991年再版的序言中，曾寫下了如此的一段：
當我在1977年，首次回到自1950年離開了的奧曼和阿布扎比，該地區發現和生產石油所帶來的改變，使我感到幻想破滅和怨恨 ── 我與拉希德人所度過那五年的美好歲月，那傳統的貝都因式生活，都被引入的汽車﹑直升機﹑和飛機完全摧毀了。當我到達阿布扎比，看到原先是一片空曠的沙漠的地帶，已蓋滿了高樓大廈和煉油廠。整個城鎮都象徵着我所恨和拒絕接受的：在那一刻，它意味着我那次回到阿拉伯的，最終的幻想消散。
不過是事隔差不多三十年，整個城市已經變成了他口中所說，充滿「物質世界的安全感」的地方，失望的他曾稱阿布扎比為「阿拉伯的惡夢」。我想，這段往事才是讀《阿拉伯沙漠》的重要啟發。世界一直在改變，美麗的傳統正在被所謂的「現代化」與「文明世界」所侵蝕。
作為一個熱愛攝影的旅人，對我來說，旅行的意義或許是要在美好事物消失之前，都嘗試把它們記錄在照片裡。或，即使不拍照，都應該把它們認真地欣賞一遍。
參考資料
Maitland, A. (2011). Wilfred Thesiger: The Life of the Great Explorer. New York, NY: The Overlook Press.
Stewart, R. (2007, November 02). Rory Stewart on Wilfred Thesiger, the ‘last explor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