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愛與哀愁:讀《情動於中:生死愛慾的哲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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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愛與哀愁:讀《情動於中:生死愛慾的哲學思考》

  看過Pixar動畫《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的觀眾,相信都會記得兩位重要的動畫角色。阿樂(Joy)短髮爽朗,身段輕盈,身穿鮮黃連身裙,自信滿滿,笑容滿面。阿愁(Sadness)圓圓胖胖,全身深淺藍色,戴着一副超大眼鏡,總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還會動輒坐在地上大哭。卡通片的主旨在於,人生不可能日日喜樂,憂愁哀傷總會伴隨其中。帶着這樣的常識,再閱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通識教育課程叢書中的這一本關於人類情緒的著作,相信讀者會有不少得益。

  情感研究(affective studies)已經成為近年人文社科學術討論中極為重要的主題之一。《情動於中:生死愛慾的哲學思考》為中文讀者提供了更廣闊的分析思考角度。作者黃沐恩現任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研究興趣為情緒哲學和科學哲學,書中部分內容由作者在香港恒生大學講授的GEN2025「認識情緒」以及在香港嶺南大學講授的PH1525「情緒哲學」的課堂講義改編而成。全書共九章,標題分別為:情為何物,怒不可遏,悲痛莫名,醋海翻波,毛骨悚然,泛惡欲吐,鄉關何處,恥罪交纏,安知魚樂。從標題可以看出,此書探討的是愛情、憤怒、悲哀、嫉妒、恐懼、嫌惡、羞恥以及快樂這八種情緒,而題為「鄉關何處」的第七章,則探討情緒是否社會建構的問題。作者行文淺白易入口之餘,更加有跨文化跨民族深層次多方位的比較視野,非常值得借鑒深思。筆者認為,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問題,分別是:一、情為何物:愛究竟是需要還是依賴?二、情從何來:情緒究竟是身體狀態還是社會建構?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本書第一章便以此為題,分別探討柏拉圖(Plato)的哲學中「應該愛誰」與弗洛姆(Erich Fromm)心理分析中「如何去愛」這兩個問題,探討愛情究竟是何種情緒。柏拉圖著作《饗宴》(Symposium)中提出愛的起源在於要實現人生最大的目標,尋回自己的另一半,重新合二為一。正如書中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所說:「我們本來是完整的,而我們現在正在企盼和追隨這種原初的完整性,這就是所謂的愛情。」(4)但是,古希臘哲學家和二十世紀心理學家未有深入探究的,是情從何而來?換言之,愛情究竟是先天生理抑或社會建構?情緒究竟是一種身體狀態,還是一種社會建構綜合症?在情感研究領域,這是兩種不同的理論假設。

  詹姆斯—蘭格理論(James-Lange Theory)強調生理反應(physiological responses)發生在情緒形成之前,而另一套關於解釋情緒形成的理論是情緒二因論(Schachter-Singer Two Factor Theory)強調對生理反應(physiological responses,例如興奮感、心跳等)由於環境影響會出現不同的解讀方法。在第七章〈鄉關何處〉中,作者引用了沙克特和辛格的情緒二因論,兩位學者在1962年實驗研究基礎上,提出認知激活理論,認為情緒喚醒的決定因素不是生理喚醒,而是對生理喚醒的認知解釋認為情緒涉及身體的興奮狀態(body arousal)和理性的標籤(labeling)兩個部份。當刺激物出現,身體會隨機高度警覺,但興奮狀態並非情緒。只有當我們的理智利用身邊的環境因素去理解興奮狀態,並將它標籤為某特定情緒,我們的情緒才出現。(202)關於情緒的標籤過程,心理學家詹姆斯艾維爾提供更為詳細的闡述。首先,他認為情緒是社會建構綜合症,當中包括對於刺激物、諸種身體反應、面部表情和主觀感受的信念與判斷。因此,被標籤的不止於身體的興奮狀態,而是由判斷到身體反應到主觀感受的整個過程。

  為了闡明情緒二因論,該書舉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分析愛究竟是需要還是依賴。例子來自當代日本人獨有的情緒,日文稱為Amae,沒有中文或者直接對應翻譯,源自動詞Amaeru,指依賴他人的行為。Amae則指與這些行為相應的情緒。莊遜(Frank A. Johnson)將之翻譯成indulgent dependence,即溺愛式依賴感;黃恒正將之翻譯成「依愛」,意即因着依賴他人而產生的愛的感覺。作者認為,「依愛」能將Amae跟溺愛與依賴細微的相似與差異之處表達,是目前為止最好的翻譯。(217)依愛有兩個特點:一、它是被動的希望別人主動體察自己的需要,即不是我告訴你我想要X而你為我做X,而是我希望我不用明言我想要X,但你依然能察覺到我的需要而主動滿足我。二、它常常包含不合理的要求,但這種不合理的要求卻被視為正面的和可貴的,這從Amae的字根Amaeru所演化的形容詞Amai(甜)得到印證。(218)依愛之情如果得不到滿足,就會出現種種負面情緒,比如:因為無法理直氣壯地依愛而衍生的脾氣,「乖戾」(Suneru),還有依愛被拒絕時產生的恨意,「忌恨」(Uramu)。這兩種情緒在二戰後日本青少年中蔓延,產生種種社會問題。(223)

  由這例子,筆者想到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討論日本民族特性的重要著作《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1946年出版,有多個中文譯本)。《菊與刀》一書實用目的極強,對即將在二戰中落敗的日本進行研究。書中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從恪守本分,報恩負恩、情義道德、自我修養、兒童學習等幾個方面探討日本國民性格模式,借用靜美之菊花與鋒銳之武士刀這兩個意象,比喻日本文化的雙重特性,解釋日本人愛美卻黷武的矛盾性格。如果把這兩本書結合起來閲讀,也許我們會更加能夠理解日本國民性格中的雙重性(duality)。

  此書封底有一句話耐人尋味:「我的快樂不同你的快樂,你的哀愁不同我的哀愁。」作者意在闡明情緒具有身體性,也具有理性,兩者在基因與環境之間相互影響。其實,雙重性在我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愛情本來就是快樂哀愁共存的過山車式體驗,熱情和痛苦并存,才是人生的常態。活地亞倫(Woody Allen)電影《愛與死》(Love and Death,1975)中,有一段看似複雜的台詞:

To love is to suffer. To avoid suffering, one must not love, but then one suffers from not loving. Therefore, to love is to suffer, not to love is to suffer, to suffer is suffer. To be happy is to love. To be happy, then, is to suffer, but suffering makes one unhappy. Therefore, to be unhappy one must love, or love to suffer, or suffer from too much happiness. 

筆者試譯如下:「要愛就要受苦。不想受苦,你就不要去愛,但你就會因為未去愛而痛苦。所以,要去愛就要受苦,不去愛也會受苦,受苦就是痛苦。要得到快樂就要去愛。要得到快樂,也等於說要受苦,但受苦又會讓人不快樂。這樣看來,你如果要不開心,就要去愛,愛就會要受苦,或者你太開心的時候也會痛苦。”」

  此書封面圖片來自克林姆(Gustav Klimt)的畫作《死與生》(Death and Life,1915)。右側人體豐盈飽滿,各色各樣,緊緊相擁,生機勃勃,而左側暗處死神手執鐮刀,靜待收割。生死之間,只差一綫,芸芸衆生,殊途同歸。最終遁入空門,法號弘一法師的民國才子李叔同先生臨終時留下四字:悲欣交集,可以為每個人的一生總結。此時再看《玩轉腦朋友》,更能體會其中意趣。阿愁海藍之傷心失望,阿樂鮮黃之樂觀積極,混合起來便構成了一片綠意盎然的生命之樹,告訴我們——人生本來就是悲欣交集,不如擁抱情緒,carpe diem,過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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