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當代哲學家阿甘本曾經寫一篇文章〈甚麼是同時代人﹖〉，討論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我的世紀〉，談到詩人（我們特殊的同時代人）能夠在我們共同的時代（或世紀）的黑暗中看得出那種黑暗，這種視覺能力卻不是非詩人的我們能夠做到的，然後引用視覺神經醫學的研究說明，我們看到的黑暗實際上只是光明的缺席。阿甘本據此認為，由於我們看不見時代的黑暗本質，所以我們是不可能直達我們的時代的。阿甘本接著指出「時尚」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我們所覺察到、所跟風的時尚，永遠是它已經過時的時候才給我們察覺到的，且不用提女孩子看時裝雜誌的時候，那些「時裝」實際上已經不是在「當下」「流行着」的東西了。
據此可知，「時尚」是某種愛好消逝的證明，正如我們可在近年來在台灣譯成中文的《時尚與死亡的對話》中讀到，「時尚」與「死亡」同樣是「衰敗」的兒女，也同樣喜歡無常。本書作者里奧帕迪（大陸譯作萊奧帕爾迪）是意大利浪漫主義時代的代表詩人，體弱多病，我們卻可從其著作中，看出深刻的哲學觀念。他的《札記》（Zibaldone）厚實纍纍，一點都不像他那短促的人生。在他眼中， 世上一切都在消亡。在台灣最近出版他的對話錄中譯本《時尚與死亡的對話》中（這是他其中一篇對話的篇名），萊奧帕爾迪以西方傳統柏拉圖式對話體裁，展現他對萬物生滅的想法。
萊奧帕爾迪出生於浪漫主義席捲歐洲的意大利，天生體弱多病造就了他那傾向沉思世界的詩歌和文章。這些對話和短文結集，原題為《道德小品》（Operette Morali），與厚甸甸的《札記》相比，它們是以詼諧、諷刺的方式道出萊奧帕爾迪內心的悲觀想法。
在萊奧帕爾迪的詩作裡，孤寂者的形象往往躍然紙上，他通常漠然站在山崗上（或世界的高處），因為看着世界轉動而感到傷感。他的一首代表詩作〈無限〉（L’infinito）寫於晚年，透過直視無限的視野，反映出無盡的孤寂感﹕
〈無限〉
這孤寂的山丘總教我感到親切
而籬笆一直延伸，遮擋我
極目地平綫最遠的距離。
但我佇坐凝看，外面仍有一片無邊的
空間，有一片超越人世的沉寂
和最深遽的謐靜。
在我靜思的時候，我假裝內心
不被嚇倒。當疾風經過
我聽見草木窸窣，就把它的聲音
與無限的沉寂對比。
我記得永恒，那些夭逝的季節
還有當下生活的時間，和它的聲音。
就這樣，我的思想全然淹沒
即使在這片大海覆舟，也感覺甜蜜。
這首詩是典型浪漫派的形而上詩歌，看似簡單又不容易解讀﹕首先，它關注無限空間的視野，一轉而為超越人世的沉寂（suvramano silenzi）和最深遽的謐靜（profondissima quiete），從草木窸窣與無限的沉寂對比，然後又把永恒、過去的時間、當下的時間，與聲音作對比。永恒是寂靜無聲的，而當下或往昔都充滿了喧鬧和繁華。人的時間，萬物的生滅，一切開始與結束，終於會被人世外的沉寂，或最深遽的謐靜所吞噬。那人為甚麼還要沉思，還要讓思想淹沒其中，而不是讓軀殼淹沒在生活中呢﹖詩人沒有提出這個問題，然而即使是一個普通人，只要是上了年紀，也會緬懷人生的不同階段，對比不同的時間和當下，還有這些時間中發出的喧囂。
有時候，我們透過辨認出不同的時尚，來分辨別出不同的時間。正如阿甘本談到時尚的時候，指出它並非屬於當下，萊奧帕爾迪也透過死亡與時尚的對話，指出時尚總是慢吞吞的，它不及死亡快捷。然而兩者都有個共同點，那就是「她們」都是由「衰敗」所生，甚至可稱為姊妹。在對話中，「時尚」總是想高攀「死亡」，說自己是死亡的妹妹（雖然死亡忘了，因為她是記憶的頭號敵人），而且提醒後者說大家都喜歡無常，喜見萬物分崩離析。
接着時尚稱許死亡自始至終都在侵襲人類生命，覆滅國家民族；而時尚只是讓世界日新又新，喜歡「鬍子、帽飾、家具、屋宅之類」，又或者借一些關於美的風俗和觀念來折磨人類（在皮膚上印下烙鐵、用緊纏的繃帶和其他小技巧壓縮兒童的頭顱，用極緊縛的胸衣讓女人窒息等）。在一輪嘲諷當時歐洲和其他地區的風俗後，時尚坦言自己雖然興起及廢棄一切風尚，卻無法廢除「人皆有一死」這個風俗。
對話中，死亡本來要求時尚服從她，輔助她的事業，但時尚力陳她會向大眾介紹一些與死亡相關的風俗和禮儀，而且更會廢除尋求長生不死的時尚等，於是最後死亡決定聽候時尚差遣。時尚提及的那種長後來生，或長生不朽的時尚，就是人希望活在親友記憶中。
用這篇對話對照他的詩作〈無限〉，我們能夠探知萊奧帕爾迪對於時間、記憶和死的看法。事實上，長生不死是不可能的，人盡可能讓自己繼續活着的方法，就是讓依然在生的人們繼續記得他，因此記憶能讓一個人作為思念對象存在的要素，而在〈無限〉中，詩人透過尋找生命中不同片段的記憶，來直面永恒或無限的沉寂。
〈自然哲學家與形上學家的對話〉中的討論以長生不死開始。開始時，自然哲學家聲稱發現了長生之道，又說生命是善的，並指手中之書是他長生之道的理論創見，但形上學家卻認為前者的「創見」「毫無益處」，並聲稱偏愛短命之道勝於他的學說，然後，就大談生命就像物質的本體，而生命中的快樂就像物質表面的顏色。讀到這裡，約莫知道萊奧帕爾迪生平的讀者，都會懷疑這是作者影射自己短命多病，然後又會想到，傳統哲學都將生命長久視為幸福，即使重視快樂甚於生命長久，短命既不一定就有更多快樂，長命也不一定就有更多痛苦。然而形上學家又聲稱，世上有那麼多人想死亡（自殺），而熱愛快樂才是所有生物天生傾向，即使人熱愛快樂的生命，也只是因為人愛快樂而不是愛生命的緣故。形上學家又指出，我們之所以熱愛生命，無非是這個既強大又有活力的「生命」，而不是那個自誕生起至死亡的「生命」。
這篇對話令人想起叔本華的悲觀思想，叔本華同樣讚美生命中的意志，但也認為生命中惟一的幸福並非擁有更多快樂，而是減少痛苦。在對話中，形上學家又舉出一個「蠻族習俗」和自己的看法，指出追求快樂勝於長生﹕這部族每過了不快樂的一天，就會往箭筒裡扔一顆黑石頭，如果過得快樂的話，就扔白石頭﹔形上學家的做法是，把箭筒裡的黑石白石分開，然後丟棄所有黑石頭，只留下白石頭代表自己的日子。這與其說是短命之道，不如說是將悲痛的日子當成不存在。
如果這篇對話是對生命本身價值的質疑，那麼〈魯伊希與其木乃伊的對話〉，則假託荷蘭十七世紀著名解剖師魯伊希（Frederik Ruysch）實驗室內那些木乃伊的說話，質疑人們對死亡的恐懼。這些恐懼當中最常見的一種，是認為臨死一刻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然而死亡既是一切感知和意識消失的瞬間，這痛感就不存在，接下來「木乃伊」說出了一句更近乎叔本華的話﹕「將它視為愉悅會合理一些﹕因為泰半人類的喜悅都遠非令人快活的，而是某種倦感所形成，在倦感中不會有痛。因此，人類的感官在瀕臨消逝之際，就會感受到倦感往往能帶來的喜悅感。」以「倦怠」取代「快樂」，令當下讀者想起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引用2019年諾奬得主、奧地利劇作家漢德克（Peter Handke）的〈關於倦怠的實驗研究〉，來討論何謂功績社會的倦怠。韓炳哲要談的「倦怠」，是導致人與人之間失去連繫意慾和能力的倦怠（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終章提及的loneliness也有這種特質），而萊奧帕爾迪所提及的倦怠，則是已經歷生命一切苦樂並棄之若敝履的那種倦怠。這也解釋了萊奧帕爾迪的信念：人是偏好死亡的。
〈人類的歷史〉甚至更明白地表示，世上的活物傾向死亡，對存有感到厭煩，選擇摧毀自己。這已非關生命中快樂相比痛苦的多寡，或生命中的痛苦與死亡的痛苦孰大孰小。在這篇文章裡，人最初的苦惱源於自然環境的局限，或一切環境的相似性，一切事物虛假、不完善、不完整。由是之故，天神決定造出山脈、丘陵、河流及一切壯麗的自然景觀，可以人類很快又感到厭煩了。於是天神決定以洪水、疾病、勞役等痛苦懲罰他們，當然，天神也懂得「棒子加蘿蔔」的道理，祂也賜給人類新奇美食以滿足口舌之慾。而這個故事，又涉及到〈死亡與時尚的對話〉所探討的問題﹕時尚。
萊奧帕爾迪其他文章或對話大概都圍繞着類似的問題。作為書中首篇，〈人類的歷史〉似乎是提綱絜領式的，其他對話所討論的主題似乎可在這裡找到在「人類歷史」（這不是史學的歷史，而是人類作為存在者的「歷史」）中的位置，而人類對世界和事物的厭煩似乎是歷史的起點，也是一切快樂和痛苦的源頭。文章最後提及愛神，人因為有愛棲居心中，所以才能成為最快樂的凡人，也是詩人自己惟一能感到寬慰的事情。他的詩〈致席爾維婭〉是惟一充滿美好陽光的詩篇，詩中的席爾維婭「有時憂傷，有時歡欣，／正好踏上青春的旅程？／靜寂的房間和周圍的街道，／蕩漾着你唱不完的歌聲，／那時你坐着專心做女紅，／對美好的前途滿懷信心」。而詩人正在渡過美好的童年。可惜的是，這些快樂卻又那麼稀少，而且只存在於過去，當下的世界又是那麼黑暗，人們往往被時尚蒙蔽，頭腦清醒的人只能在死亡一刻才能找到平安。在萊奧帕爾迪已經活在一個宗教開始消亡，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時代，世上沒有救贖，眾生只能等待死亡。這活脫就是現代人（包括生活在抗疫疲勞之下的我們）的生命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