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無所事事，便查看最新一期的《美學與藝術評論期刊》（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看有否有趣的美學論文，看到一篇談柏拉圖禁藝術的文章，標題叫〈柏拉圖於治療學：以認知主義再評《理想國》裡模仿的概念〉（Plato in Therapy: A Cognitivist Reassessment of the Republic’s Idea of Mimesis），作者為喬納斯．格萊特琳（Jonas Grethlein）。[1]
柏拉圖對詩人的批評已經是二千多年前的事，當中的細節早已寫進了歷史；到了現代，這個課題多只從美學歷史的角度切入，很少會在分析美學（Analytic aesthetics）的期刊上出現。然而，看文章一開始就引用了尼采批評柏拉圖為「歐洲藝術至今最大的敵人」，加上看到作者提及了現代哲學家對大眾媒體的看法，便感覺，雖然文章講的是認知心理學的實驗於現代美學上的意義，[2] 但從今天中國大陸的影視娛樂生態去看，便發現柏拉圖於《理想國》對詩禁止跟現代人對影視作品的禁止有着某種相似性。
對非研究美學的大眾而言，這篇文章或許沒有多少可參考的價值。但至少，當中的一些論點又好像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又或者，即使並非要透過柏拉圖去理解現代網禁，也能反過來從現今世界的角度去理解柏拉圖的世界。
柏拉圖對藝術的批評：大眾娛樂媒體
近年中國大陸對互聯網的用字管制力度明顯比早年加強了不少，影視娛樂的題材也進一步收緊了限度。只要看過大陸網民製作的影片，會發現字幕裡出現很多格格不入的英文字母。它們用以代替不該出現的字，例如，不可以說「殺死」，要說「SS」。近來這些字母化名詞有進一步擴大範圍的趨勢，有時網民連「神」和「基督」等字都不敢留在字幕上。大陸微博等網站的字經「金盾」（GFW）後消失不見，這是經過一份明確列表過濾的結果；然而，因為影視作品的字幕多是內建於片中，沒有被自動敞閉，界線相對模糊，製作人也必須為自己設限，以免誤闖雷區。結果影片字幕上都充滿了代碼。
影視作品的製作人大概都掌握了那條不可越過的線，而那線不可越過的線，大概是根據《電影管理條例》中的「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和「危害社會公德或者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為自我審查的指引。
作者引用了哲學家亞歷山大．內哈馬斯（Alexander Nehamas）的著名文章〈柏拉圖與大眾媒體〉（Plato and the Mass Media），[3] 說明柏拉圖對詩人的批評，跟現代人對電視和互聯網這類大眾媒體的批評可以是相差無幾。問題是，假如當權者因為擔心影視娛樂會「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甚至「危害社會公德或者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何以不索性立例禁止一切影視娛樂作品，就如柏拉圖當初禁止一切藝術，決意要把詩人逐出理想國？
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中國不能失去大眾娛樂。當權者恨不得人民只關注大眾娛樂。但他們會主張某些內容對人有壞影響，需要立例禁止。事實上，影視娛樂作品向來都不是毫無限制，過如暴力的作品一般不會輕易向兒童發布，只是情況不如於中國，就連說句「殺死」都要變成「SS」。不過，作者同時引用了不少探討了影視娛樂作品對人們精神健康的心理學研究。根據文獻，暴力電影對人的影響其實非常有限，這基本上並非只對兒童和青少年而言的。結果是，人們會否變得更暴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本身的性格和社會環境。[4]
作者後來舉出更多的心理學研究，嘗試證明藝術的好處。最後他的結論是，柏拉圖其實說對了一些東西：藝術確定對人的身心健康有影響。只是，這些影響一點都不壞。例如，虛擬現實可以作為一種心理療法，幫助心理病患者走出心理陰影。不過，這或許都不是我們最關心的議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去看看論文）；我們關心的是柏拉圖（或一些國家）為甚麼特別強調要禁止藝術。
問題的答案似乎是跟政治有關。表面看來，連說「基督教」和「神」都不可以，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假如只是對「伊斯蘭教」等字的禁止還算是有跡可尋）。但只要細心看柏拉圖的哲學（或其後一些哲學家的哲學），便會發現當中的內在邏輯。
藝術囚禁是為了政治，即使柏拉圖亦如是
柏拉圖要把詩人逐出理想國，本身就有很重的政治含意（沒辦法，《理想國》本身就很政治）。就如論文的作者提到，尼采將柏拉圖描述為「歐洲藝術至今最大的敵人」，這除了是一句引人注目的宣稱，其實還內含尼采對柏拉圖政治的一些理解。
首先自然是尼采於《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對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批評。他認為這兩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哲學家把理解世界的方式單一地集中於理性，使哲學和藝術（悲劇）失去了感性的面向。[5]柏拉圖和蘇格拉底所建立的是一套反古希臘神話的世界觀──他們主張理性思辨，認為只有理性的思考才能引領我們走向真理，把詩人連繫到繆斯女神一時所給予的靈感﹑酒神的狂喜狀態，一方面是詆毀了感性對於探求真理的作用，另一方面是透過詆毀感性挑戰古希臘神話的權威。因此，柏拉圖挑戰詩人，認為詩等悲劇因是複製品中的複製品而跟理型世界中的真理相去甚遠，表面看來着眼點在於形而上和知識論上的觀點，但實際意圖上卻不能分離於當時的政治情境。
理解到這點，自然就能從被禁的事物看到權力者的着眼點。柏拉圖在《理想國》基本上是毫不掩飾，正確地說哲學家應當要成為管治者。以理性為中心的哲學影響整個學科發展至今，我們也過於習慣這種思考模式，便可能看不見當中的意識形態預設。尼采對柏拉圖的批評恰好給了我們一個反思的角度。
明白了柏拉圖，或許就理解到政權對「基督教」和「神」這類字眼的避諱。這顥然跟柏拉圖需要間接批評當時的神話體系，從而建立自身對真理的權威，有着不少相關和相似的地方（當然，柏拉圖仍然需要借助希臘神話中代表理性的阿波羅的力量），其邏輯是對政權單一真理﹑單一意識形態的捍衛。
其實，自柏拉圖後這種論述被其後的哲學家反覆使用，甚麼可以用於維護基督宗教。聖奧古斯丁就很反對劇場，因為劇場的誕生源於古希臘人對眾神們的崇拜。他在《上帝之城》把劇場跟瘟疫作類比，指出劇場對個體心靈的侵害，就如瘟疫損壞一個人的器官。[6]在《懺悔錄》亦曾批評劇場荼毒人們的心靈。[7]
同一邏輯，可用作反對神，亦可用作維護神，但這恰恰反映了其背後的政治性。最終，這都是推崇單一意識形態的技倆……
注釋
[1] Jonas Grethlein, “Plato in Therapy: A Cognitivist Reassessment of the Republic’s Idea of Mimesi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78 (2), (Spring 2020), pp. 157-169.； 期刊網頁供讀者免費閱讀此篇文章：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aac.12716
[2] 作者嘗試解釋「從認知研究的角度來看，［柏拉圖〕於《理想國》對審美經驗的見證似乎非常獨到，對當前的討論有發人深省的意味。〔……〕當代的心理療法及其在虛擬現實方面不斷增長的發展，不自覺且以相反的意向地展示了柏拉圖對審美經驗的認知動力學和倫理隱喻的思考進路。」
[3] Alexander Nehamas, Virtues of Authenticity: Essays on Plato and Socr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Jonas Grethlein, “Plato in Therapy: A Cognitivist Reassessment of the Republic’s Idea of Mimesi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78 (2), (Spring 2020), p. 163; Douglas A. Gentile, “Catharsis and Media Viol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Societies 3: (2013), pp. 491–510.
[5]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Other Writings, (R. Geuss & R. Speirs,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0.
[6] Saint Augustine, City of God, Book I: 33.
[7] Saint Augustine, Confessions, Book 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