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從未現代過》開始，法國當代哲學家拉圖（Bruno Latour）將那個哲學焦點，從以存在、語言、符號這些人類世界中心的概念，轉移到整個自然世界。沒錯，他的《巴斯德的實驗室》（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反對科學家那種高高在上地對抗病菌的姿態，貫徹他在早期著作《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1979）中，以人類學角度對科學實驗的審視。當然，人在自然世界只是一個渺小的存在，也許拉圖並沒有採取一個宏大整體或渺小個體的視角，而是試圖摒除一種視角的出發點。這種取態，必然要求去除一切政治立場。而拉圖對於「去政治化」的表態，就清晰地表達在《面對蓋婭》（Facing Gaia）那種重建氣候體制（climactic regime）的主張，以及在更近期的《著陸何處》（Où atterrir）中透過新氣候體制的立場回應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對氣候的態度。
一直以來，自然就意味着人類社會以外，古希臘哲學視「自然」（physis）為城邦「律法」（nomos）以外的世界，彷彿與人類社會無關。隨着近世自然科學的興起，人類認為能透過征服及利用自然改善自己的生活，而現代人將對大自然的研究推進到認知能力的極限：地球就是人類可觸碰觀摩的大自然極限。上世紀六十年代，嬉皮士運動視人類為自然的一員，這時候，英國科學家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和美國科學家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提出了「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一般人對此假說的解釋是：兩人認為地球是一個整體的高級有機體並名為蓋婭（古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這項假說與嬉皮士的冥思不同之處，在於它撼動了科學研究的前設，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問題。事實上，洛夫洛克認為「蓋婭」本身遠比一個包容你我的巨大有機體（有點像古希臘巴門尼德的「存在」）複雜得多。
曾幾何時，自然從來與人類社會衝突、人類歷史上的政治鬥爭沾不上邊。施米特（Carl Schmitt）在《政治性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中提出過一著名的論點：政治性（political）就是「排除敵人」。假定兩幫人爆發內戰，兩個國家互相征討，或世界各國分成兩大交戰陣營，政治性就是內戰或戰爭的動因，國際衝突（不管是以軍事、經濟抑或網絡資訊手段）不過是其延伸。這時候，如果在交戰雙方的地界上發生了毀滅所有人類的地震和海嘯，最終誰勝誰負？勝利者自然是大自然，或吞噬了所有人生命的大地，或者大自然沒有勝利，輸家是所有涉及災難的人類。所以當瑞典那位環保少女在國際氣候會議中說出「How dare you?」的時候，人們不應該將這項挑戰視為環保份子的烏托邦式幻想，而是應該感受到，我們認識的氣候問題，不僅是關注厄爾尼諾現象對受影響地區人口生活和經濟生產的影響，而是即使大自然（或大地）從不向我們這些狗咬狗骨的人類宣戰，它的活動就是維持或中止我們存在的要素。
晚年的施米特似乎想到了「自然」和「律法」之間古老的糾結關係。二戰過後，他轉向思考國際關係的時候，寫了一部大作《歐洲公法體系中的大地之法》（Der Nomos der Erde im Völkerrecht des Jus Publicum Europaeum），當中提及「大地」與孕育人類古老「律法」的關係，他說「大地是一切律法之母」，並認為古希臘詞語「律法」nomos源自nemein，即「分配」。換句話說，人類律法源於對被征服土地（不管從自然抑或原住民那裏征服）的分配。這些論述帶出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人類既是自然界的一員，人類透過建立律法去正名自身與大地建立關係的同時，掠奪大地的成果。
而《面對蓋婭》就試圖整理洛夫洛克的理論，連帶討論晚年施米特等人思考的一些問題，並建構一種新的氣候體制（nouveau régime climatique）。這部著作本是他在吉福特舉行八場討論「自然宗教」的講座。拉圖還試圖重新定義人對自然的理解。傳統哲學的形而上假設：一切存在者都是「主體」，每個人是主體，每個生命是主體，在這些主體以外，自然像包圍各主體的「真空」或
「以太」。我們可以引身到一個衍生問題，激進的動物權利論者只是把權利主體擴充到部份非人類的生命如貓狗牛豬羊等，事實上，他們沒有質疑對於主體及主體本身享有權利的假設本身，因
此不算真正激進派。從拉圖認為主體是由行動者共存時的行動證成過來，如果真有一蓋婭存在的話，她的主體也就是由你們以及自然界一切生命的行動本身建立起來的！換句話說，大自然就
是一切人和動植物的行動建立起來的。
西方政治哲學傳統就經常講在成文法範圍以外的自然法，想像人類生存在沒有國家的「自然狀態」下應該怎樣，不管那自然狀態像洛克所說的和平狀態，抑或像霍布斯所說的戰爭狀態，大自
然都好像缺席了一般！我們也從來沒有想過與自然訂立類似盧梭「社會契約」的規則。但如果我們想設法建立這些契約的話，我們對自然的本性又毫不瞭解。法國科學哲學家賽荷（Michel Serres）
曾經寫過一部著作《自然契約》（Contrat Naturel），探討所有在自然界的行動者互相訂立契約關係的可能。拉圖就先討論賽荷的想法，從賽荷書中所引用的伽利略那句名言「地球還在轉動。」開始提問：地球／大地真的在動嗎？或者它是反過來的慣性客體嗎？自然真的如我們想像般是個活力的主體或者是個充滿惰性或為慣性驅使（inertie）的他者嗎？
賽荷認為地球不是在轉動，而是被激動！中世紀的機械觀點認為地球像撞球一樣被打得四處滾動，伽利略一反此傳統，提出地球自轉的假說，現代科學卻恰好指出地球是活躍、敏感、有限、
脆弱的。伽利略的科學革命曾經將人類從「有限世界」帶到「無限宇宙」，現在我們又一下子回到這混亂，有如何糞水坑般的地球。地球上凌亂的運動，如地心吸力、板塊運動等，統統不是甚
麼科學家所宣稱的「法則」（rule/law），而是行動者交互影響的結果。
賽荷把行動者的行動比喻為戰爭中交戰雙方的行動，《自然契約》第一章就名為〈戰爭、和平〉。他拋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戰爭中勝者為了獲取戰爭榮耀而發動暴力的話，我們可以說人類
為了戰勝一條河流而發動的工程為暴力嗎？阿基里斯拖着赫克托的屍體向特洛伊人示威，跟我們慶祝自己「拉直」了一條經常泛濫的河流，有甚麼分別？拉圖的回應是比較兩個文學段落，其一是托
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塔魯提諾（Tarutino）會戰前夕的描寫：俄軍統帥庫圖佐夫（Kutuzov）跟據哥薩克人探報，認為發動戰鬥無助於戰勝拿破崙，但仍發動戰鬥；另一篇來自約翰．麥菲（John McPhee）的《掌控自然》（The Control of Nature），裏面有一段描寫水利工程師計劃防止阿查法拉亞河「攔截」旁邊的密西西比河，否則會在後者附近有人居住的地區引起泛濫，於是動用了美國陸軍工兵部隊建造堤堰。相形之下，庫圖佐夫是個作出遲緩反應的行動者，而密西西比河則是被美國工兵部隊主動宰制着，卻仍桀傲難馴的自然力量，即使工兵部隊命令這條「無法無天」的河流順從，決定「威迫它」、「縛綁它並監禁它」，也無法一下子令它就範。不過說回來，密西西比河本來就沒有甚麼行動，它的「激動」全是工兵部隊建造堤堰的行動結果。
洛夫洛克的理論被視為另一場的「哥白尼式革命」。拉圖說，雖然洛夫洛克和伽利略一樣從地球用望遠鏡望向星空，可是洛夫洛克的視角是從星空另一顆星體「自由落體」到地球，不像伽利略
從地球「落體」到某一個星球，而且洛夫洛克的地球是充滿顫抖、騷動，被各種「行動」的張力拉扯得不似球形，這也是現代地質學等學科的發現，改變了我們對地球的認識。拉圖認為，地球
上的人們，從日常經驗中很難辨認出日心說和地心說的細微差別，卻能感覺到很容易推斷出洛夫洛克這個新地心說的結論。
然而，對拉圖來說，這場革命更重大的意義，也許在於破除人們對大自然的一些形而上慣性想法，例如行動者與系統、個體與整體的對立。幾千年來，人類文明從佔有田地發展到佔用一部iPhone，其實就是人類征服自然、運用地球（資源）的歷史，爾後我們把被改造過的自然稱為文化，意識上建構了「自然／文化」的對立，人類的法律也是為了捍衛人類征服自然、佔有土地的成果而設立的。但真的是這樣嗎？難道人類能自外於自然的轄管嗎？
拉圖接繼自己在《我們從未現代過》對自然與人類關係的思考，不單破除「自然／文化」的對立迷思，也破除傳統哲學中的主體／客體關係，還有大家對於自然「惰性地」存在的認知。既無所謂人類與自然之別，那人類對歷史的視角也應該改變，因為人只是一人形的行動者。所謂「人類世」（地質史上人類文明的時期）的說法也許亦無意義，因為人類只不過是大自然的其中一個行動
者。
不過，如果我們開始擔憂氣候變遷的話，我們還要問：從甚麼時候開始，人類不想再為世界末日而擔憂？為此，作者重新思考人類對宗教或末日論的輕忽，及其導致的後果。全書最後討論德國
浪漫派畫家腓特烈（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風景畫作《德累斯頓的大藩籬》（Das Große Gehege bei Dresden），以風景畫家的視角深入那處於陸地和河流之間酷似地球的地貌，提出人類應該要摒棄視自然為一理性整體或可分割成屬於自身土地的慣常想法（法學家施米特據此提出法律就是對土地的分配）了。如果看過《德累斯頓的大藩籬》這幅畫作，亦明白拉圖此說意味着要重新
思考人身處自然中的固有位置，腓特烈本人最著名的畫作，就是一人站在山巔上看前方雲靄，大有君臨天下之氣勢，但也是以人為中心看自然世界的狹隘視角。我們必須從感官上改變人對其主體位置的設定，否則，我們就無法瞭解我們居住其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