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現代人眼中，海盜似乎有一種浪漫、熱血的形象，單從各類影視娛樂，則可見證海盜歷久不衰、時時變動的身影。另一邊廂，彷彿帶有古老意味的海盜，卻仍然於廣大的海面上肆虐，除了惡名昭彰的索馬里海盜，諸如東南亞等海域上依舊有不少海盜出沒，劫掠貨船。
海盜一方面在熒幕上大放異彩，顯得肆無忌憚，另一方面卻又潛伏於暗角，伺機而動。為何海盜會有這樣模稜兩可的身分？海盜的嬗變如何導入我們今日對他們的理解？不妨就從海盜的遠古起源說起，借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法制，檢視海盜對法律的挑戰，了解他們變幻的影響力。
海盜之名：全民公敵
海盜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早於古希臘時代已有記載。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就曾在《論法的精神》中宣稱：「第一批希臘人全部都是海盜。」有趣的是，以好客之道聞名的希臘人，竟然會打劫遠道而來的客人。按照 Auguste Jardé 於 The Formation of the Greek People 的說法，海盜行為是會受到譴責的，但只限於打劫公民的情況下，如果對象是外地人，海盜行為則是合法正當的，與打獵、捕漁等謀生方法並無二致。
然而，到了古典時代，海盜行為則已受法律懲治，與持械行劫及土匪行為同等，為人唾棄，海盜退至希臘、羅馬司法權的邊陲位置。及至古羅馬時代，就有政治家將海盜稱呼為「全民公敵」（common enemy of all），後來更演化成「人類公敵」（enemy of the human species）。為何僅在海上進行不法勾當的海盜，竟會獲得如此嚴厲的污名？這種解讀，又將為後世帶來甚麼影響？
在 The Enemy of All: Piracy and the Law of Nations 中，Daniel Heller-Roazen 就闡述了海盜於法制上一直演變的身影，從而展示了其演化過程。古羅馬律法以鉅細靡遺著稱，其中就把敵人區分成兩種，一種是私敵（inimicus），另一種則是公共領域上的敵人（hostis）。前者只屬私怨，是兩個羅馬公民之間的鬥爭。後者 hostis 一字，按照語言學家邦弗尼斯特的研究，則與外地人相關，而且會視對方為擁有與羅馬公民相同權利的人。如此一來，這種敵人是與自己具有同等地位的。當統治者向另一國的統治者宣稱，就等同一個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戰，國邦內所有公民都與對方的公民成為敵人。這種正統的戰爭受法律約束，是整體對整體的公共鬥爭，各有權利，也就可以進行宣戰停戰、簽署和平條約等法律行為。
沒有國邦、政府的海盜，則難以在這套法律下被承認。海盜被視為不法的敵人，因為當人民變成海盜之際，他也同樣抛棄了自己的權利與義務，處於法制之外，無法計算在內。海盜所作的勾當，既不屬於公民之間的私敵層面，也非國族之間的公共層面，因而落在尷尬的位置。同時，因為搶劫會橫越諸個國界，也不受法律規管，可視作危害所有國家的安全，沃爾夫（Christian Wolff）就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擁有制裁他們的權利，而藉此權利，國家可以從他們當中去除這些人類物種的野蠻怪物。」海盜行劫，並不針對僅僅一人，不能算作普通罪犯，偏偏他們也不能從屬於法律規定下的對等敵人。無可歸類的海盜，就此被貶作「人類公敵」，人人得以誅之；比起傷天害理，問題倒更是在於他們浮動而超出法制分類的身分。
海洋與領土
除了海盜法律上的身分以外，海盜賴以為生的海洋同樣衍生出不少問題。作為古典時代中最為系統化的法制，古羅馬律法對物件也有仔細分類，其中將不可為人所擁有的物件分作幾類，其一是屬於神聖法下的物件，如寺廟、神殿，只能從屬於神祇，其二是屬於羅馬人民的公共物件，其三則是既不屬神也不屬人的自然物件，由所有生物（包括動物與人類）所共有。
古羅馬《查士丁尼法典》中的「學說彙纂」，就收錄了一位法學家的表述：「按照自然法，以下這些物件是共有的：空氣、流水、海洋，以及因海洋而計算在內的海岸。」除卻空氣以外，顯然這些物件都是以海洋為原形的，相對的當然是陸上建國的羅馬帝國了。陸地上可以精確測量的國界，面對無法掌握的廣闊大海，中間就只有一條游移不定的界線──海岸──可以決定法律的界限，從而劃定自然與人各自的領域。
不料，這一個分界也誘發了不少後續的法律問題。海岸是公共地方，抑或如海一般不能為人所擁有？海岸線又如何界定，何處屬人，何處屬自然？法學家各有解法，但在「學說彙纂」中，答案可算一致：「海岸延伸至冬天潮漲的最高點。」直至 1973 年，這一套理解依然是法國用以決定地中海沿岸海岸線的方法。因此，古羅馬的法學家並不是以領土去下定義，反而是從海洋看向陸地的視角，以浮動的海水決定界線。然而，當潮水退去，季節不是冬季之時，領土與海洋之間就會開出一方未被法律定名的土地，於這一個問題上，法學家又認為只要人能夠在這裡立起建築，就可以暫時索取擁有權，而這又與城市的永久擁有權不同，建築物一倒塌，海岸又一次變得無人擁有。
海洋的法律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海與地之間的界線，正是一道門檻，可以被跨越，同時也可復歸。對於水手而言，把貨物從陸地移動到船上，就等同將貨物從一個可以確認貨物擁有權的地方，移至一個無法聲稱所有權的領域。對於海盜而言，他們就可以活用這一道法律界線，轉移一些再難以指稱誰屬的貨物，隨後將之插入到另一處的經濟活動之中。如是，海盜正是橫跨界域的人員，管理門閾，對於四面環海的羅馬而言，是教人頭痛又不可或缺的存在。
於海上游移的海盜
海盜被稱作「人類公敵」，各國政府彷彿亟欲根除，正如 1856 年歐洲七國政府代表簽署巴黎條約，結束克里米亞戰爭時，也同時簽署了《巴黎會議關於海上若干原則的宣言》，處理海戰時國際海事法的重要問題，宣言第一項就開宗明義：「私掠將被廢除，而且維持如是。」然而，將這個問題帶上國際層面，其實正正標示出一個事實，海盜的身分實在游移不定。
在《奧德賽》與《伊利亞特》當中，主人公奧德修斯看似英雄，但他戰時的行為着實與海盜無異。如前所述，古希臘人認為，搶掠外地人並不算作壞事。到了中世紀，兩個詞𢑥漸漸就分了家，海盜（pirates）依然為自身利益出航，另一個詞 corsair 卻又悄悄現身，表示那些獲政府支持、搶掠敵國財產的私人船隻。行為上，兩者可說並無分別，後者不過是某國政府為了打擊外敵而調配使用的傭兵類人員。只要得到政府授權的信件，就能以船隊橫跨國境，登上敵國的船隻搜掠。單單是獲得授權，竟就使同樣的掠奪行為顯得出師有名，甚至合乎法律。前文提到的沃爾夫，就勾勒出這種私掠船的特性，正是「以私人的手段，發動公共而非私人的戰爭」。
相對於正當發起的戰爭，私掠船的戰爭大有不同，Peter Earle 就指出那是「無始無終的，是一場永恆的戰爭」。永續而常駐，全面而普及，私掠船並無休戰的概念（私人無法簽署和約），也沒有人能採取中立的位置（一切民眾均有機會受害）。因此，與私掠船相關的戰事，漸漸與由國家掀起的戰爭有了分別。另一方面，由私掠船所引起的問題也無日無止，弊多於利，促使各國終於在 1856 年決定嚴格廢除私掠行為，簽署《巴黎會議關於海上若干原則的宣言》。美國曾一度反對宣言內容，不過數年之後，南北戰爭爆發，美國又要求英國及法國將南方邦聯的私掠船視為海盜。漸漸，私掠船就不再為歷史所容。
雖然私掠船被正式取締，傳統意義上的海盜卻依然在海上肆虐，劫掠依舊發生。即使許多人認為海盜悄悄息微，他們的影響力卻顯然未止於此，這些「全民公敵」、「人類公敵」始終潛伏於暗角，更在現代的國際法之中刻劃了不可忽視的位置，更確切地說，他們恰恰在法律上標明了，人類與人性的反面。
人類的反面
問題倒是，何謂人類（humanity）？如何看待整個物種？今日我們耳熟能詳的人類概念，歷史原來並不悠長。所有關乎人權、人道主義的理解，其實統統植根於這一個位置：人類作為一種普遍概念。
按 Heller-Roazen 的研究，古羅馬的律法有兩種指稱人的詞𢑥，分別是 persona 和 homo。對於古羅馬的法學家而言，persona（或 persons）所指的是法律框架下，一個人所擁有的頭銜、權利和特權，比如人作為擁有者、繼承人、被告等的身分，與其名號、法律地位相關；homo（或 human being）所指的，僅僅是那一個人，他的物質構成，基本上與法律無關。由此可見，當時並未有泛指人類的概念，又或者那只是在法律出現之前，凡人自然就共有的元素，因此也無法收入羅馬法三大分支自然法、國際法與自然法的其一。
後來，至 1612 年，經院哲學家 Francisco Suárez 因為基督教的緣故，在著作 On Laws 中論述人類物種的統一性，藉以建立將所有人類收歸於一的共同體，這才首次有了泛指人類共同體的理解。及後，1749 年，沃爾夫又認為，正如基督徒都會愛鄰人如己，國家也應愛護其他國家，即使雙方互相敵對，他就將之表述為「人類的義務」。另一位法學家瓦特爾也認同這種理解，認為國家應該相互幫助，遭遇天災、受強敵以不法之名入侵等情況下，其他國家應當予以援助。於是，到了十八 世紀末，人類（humanity）的概念已經進駐法律理論的中心位置。
不過，隨着這個概念的設立，也誘來反面的結果。Humanity 一詞，變成了辯術的有效工具，因為被駁斥的一方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非人（inhumanity）的一方。正如法國大革命後，羅伯斯比爾於 1792 年 12 月 3 日國王路易十六的審訊上發言，要求國民公會視路易十六為「法國的叛國者、人類的危害者」。及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協約國也將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屠殺，稱為「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危害人類的罪名，首次進入國際法律的史冊，並於紐倫堡國際軍事審判法庭中用以起訴納粹德國。
隨着法律演變發展，人類的概念逐步紥根，成為正當理由，變為國家之間公共衝突的重要詞𢑥，本來退居邊緣的海盜卻又因而重回舞台，成為「人類公敵」的代表人物。如是，海盜正好表述了一個詭異的位置：一些非人的人、被撇除於大眾以外的小眾，一直迫使人與非人的界線在不同的計量中重劃又重劃；人類，總是與自身有所分歧，範疇的劃分正是問題癥結。
於液態的線上游走
海盜載浮載沉，在歷史的洪流中起起落落。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人們以為海盜行將息微，隨着私掠船被廢止，科技發展使航行變得安全，廢除奴隸制度使海盜難以靠販賣人口糊口，海面變得相對安全。然而，海盜並未死絕，反在全球化貿易盛行的今日，再一次揚帆而出。
今日約九成的貨物，均是以海路運輸的，在海盜眼裡顯然是無盡的商機。在阿拉伯海、東南亞海域以及非洲西岸及東岸對外，海盜劫掠事件隨年倍增。自 1984 年起，美國的國際海事組織每月均會公佈海盜事件及持械行劫船的數據，1984 年全球共五十宗事件，於 1995 年後則大輻上升，每年逾一百宗，2011 年高峰達 544 宗，不跌反升。然而，這些事件鮮會受到媒體報導，因為海盜出沒之處，不是富庶國家的海域，而且搶掠的貨物相對並不昂貴，也不如從前的海盜那樣意氣風發。海盜的行為也悄悄轉移，在網絡發達的年代成為「盜版」，指稱資訊的不當傳輸。
海盜的形象一直轉變，在液態的線上游移，甚至成為了大眾娛樂的一部分，牽繫許多人的想像。「人民公敵」的污名似乎已經不再存在，甚至早已浪漫化成自由不羈的代表。但是，這並不意味海盜的危險性經已消散，他們只是潛行到法律的條文之中，從古希臘開始一路上划，於文明發展的邊陲與人並肩而行，默默提示人與非人的界線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