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世紀才過了五分之一，但已足夠讓當下哲學家呈現出與上幾代前輩人物截然不同的面貌，這主要表現於哲學書寫的文筆方面，大眾化、電子化的閱讀習慣，似乎催生了一種講求精煉，甚至精緻（也許還得比班雅明或布希亞更精緻）的文筆，而阿甘本與韓炳哲就是風格各異的典型例子，與阿甘本旁徴博引的風格相比，韓炳哲甚至更簡約主義，基本上是對當下社會本質進行一針見血式的批評，然而充滿藝術家氣質的韓炳哲拒絕運用純哲學的抽象術語或比喻，而更傾向於用實物或感官的比喻，來解釋一些精神文化狀態。著名的《透明社會》、《倦怠社會》，還有今年由台灣翻譯的《數位狂潮下的群眾危機》，都可以看出這種寫作風格。
韓的筆觸不單實在可感，其論說方式也比阿甘本直截了當得多，如此簡潔，如此充滿寓意深長的格言式句子，也讓兩三頁一章的文字洋溢着詩意。韓炳哲的思想源泉主要來自海德格，海德格對於存在、技術等概念的省思，加上社會學、影像理論，或文化研究的相關論述，都被他一一拼湊在文章裡。細心的讀者，會把這些理論寶物串連起來，去描繪出韓炳哲的理論大廈﹕這種點描式寫作看似沒有一種線性邏輯在背後，再三細讀下，你或會覺得那種論述是由幾條交疊的曲線構成，這些曲線的關係或許並不複雜，有點像一宗典型謀殺案中幾個涉事人物互相糾纏一樣。韓炳哲的文字也許像一部推理小說一樣，你輕鬆地閱讀着這些關涉嚴肅事情的文字，讀後似乎覺得有話想說但印象又不怎樣深刻。
韓炳哲在《數位狂潮下的群眾危機》引用自己闡釋過的概念，這些概念中以「透明社會」最為關鍵，因為它所指稱的那種社會特質的確與數位革命掀起的媒體變化有關，數位媒體的透明特性改變了群眾的形態。必須說，雖然中譯本書名有「群眾」，可是中國大陸譯本的書名，卻是《在群中》。我們回看原文（德語）就簡單得多了，叫Im Schwarm，譯成「在群中」也不算錯，但Schwarm（英語對應詞是swamp）與群眾的「群」不同。它是一個量詞，主要用來形容一大群昆蟲如蜂群或蝗蟲群，表面上無褒貶之義，但所指的是一群聚集但蕪亂的獨立個體，一個Schwarm隨時可以化整為零，也可以突然間因為某種原因而聚集成軍，就像蝗？蟲一樣來去無跡。
書中序言甫開始即提及麥克魯漢對電子媒體的評論，又說電子媒體掀起的群集化是一種影響我們認知、感受、思考及群居方式的範式轉移（Paradigmenwechsel），大有一種電子媒體決定論的語氣。第二章更討論到這種新趨勢如何影響人與人之間的尊重﹕韓炳哲說Respekt的本意是「回首看顧」，因為「遙望」是有距離的感染力（Pathos des Distanz）的。但在電子媒體革命下，距離已被取消，觀看變成了偷窺「奇觀」（Spektakel），社會由是變成醜聞社會（Skandelsgesellschaft）。
說到這裡，不過是展示韓炳哲觀察到的外顯效果，接下來就是對於群眾如何變成數位時代的群集（可稱為「數位群集」［Digitaler Schwarm］）。韓炳哲採用「群集」（Schwarm，swamp）而不用「群眾」來形數位行動者，是因為「群集」缺乏形成「群眾」不可或缺的特質。當勒龐在十九世紀時著述社會心理學著作《烏合之眾》時，勒龐所指稱的「群眾」（mass）是一種無主體意識、易受煽動、具破壞性的負面事物。沒錯，群眾中的成員沒有主體意識，因為有一種具目的性的靈魂或內在精神匯集他們並指導他們的行動，這也是馬列主義政黨所要動員的群眾。「數位革命」打破了個體服膺的意識型態，高舉電子媒體呈現的個性，然而這又不同於傳統上所指的個性。個體不再是對抗命運的英雄，也不是為共同體理念而犧牲的烈士，他只是一種自戀、自觀的個體，他顯現的形式是匿名的，也以平凡之輩之一員顯現自己的個性。
韓炳哲所定義的拓樸結構（Topologie）似乎解釋了媒體如何從空間上形塑出工業化社會群眾與數位群集各自的特徵。在工業革命時代，群眾會聚集於體育場或露天圓形劇場這些空間裡，從空間核心輻射的精神力量（如希特勒演說的廣播）感召他們，數位群集的個體則是散居的，不是聚集的，他們的媒體核心是每個人各自的手機屏幕，使他們變成凝視熒幕的繭居族（Hikikomori），而這些電子媒體的屏幕無法像廣播媒體一樣在空間上「聚集」一群人。
廿一世紀開始時，全球化資本主義改變了全人類的生活方式，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抗變成分散式的反全球化鬥爭。當時哲學家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曾認為互聯網可成為將來反全球化鬥爭的新形態，他們高度樂觀地以為互聯網可以讓全球民眾從全球化資本主義「帝國」內部撼動這個「帝國」，以為「生命權力、共產主義、合作與革命，已團結於愛、樸素和純真當中」。韓炳哲認為，他們沒有發現數位媒體對人類感官、溝通、群居方式的衝擊，事實上摧毀了人類團結的能力。另一方面，透過「數位媒體」號召的群集，是驟合驟散的行動，雖其爆發性不可預測而對當權者來說有危險性，但也缺乏長久組織的能力，往往更易淪為soundbite或抹黑謾罵，只會破壞人際關係，並稀釋民主政治賴以成立的人際溝通和信任。韓炳哲將施密特在《政治神學》卷首的話「主權者即決定例外狀態之人。」改成「主權者即支配網民抗議聲浪之人。」意味主權主宰了數位化聚集行動的風向，中國政府現在就做着主導風向的工作。
討論數位群集的自戀、抹黑以及各種反傳統又不可預測的行為時，似乎又回卷首提及的「尊重」，而韓炳哲看到「尊重」和許多傳統人際關係就需要的框架或藩籬一樣，都在資訊透明化的趨勢下逐漸消逝。「透明性」（Transparenz）曾被視為一正面詞語，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也強調「透明度」（glasnost），可是在數位媒體主導的社會中，「透明度」從民間期盼官方決策民主化的其中一個要素，變成在人際關係中切割私隱、自尊以及各種個體防護網的利器，反過傷害現代社會中的個體。
說到這裡，更關鍵的問題，反而是「數位媒體帶來了怎樣的感知經驗或感官體驗﹖它怎樣改變了人對其他人以致世界的認識﹖」為解答這一問題，韓炳哲一方面循海德格的套路去展數位化出現以前世界的原貌，另一方面借鑑了羅蘭‧巴特的《論攝影》講述視覺再現是怎樣的一回事，不單如此，他從媒體理論家傅拉瑟（Vilém Flusser）對「非物質生活」的憧憬，思考數位革命怎樣把人重塑成「離地」的資訊獵人。韓炳哲對於羅蘭‧巴特和傅拉瑟的討論，基本上展現了視覺媒體的變化怎樣轉過來弱化人類在視覺（連帶聽覺、觸覺等）方面的能力。
人或動物的觀察力，本身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書中第六章談一匹名為漢斯的馬，牠被吹捧為一匹懂得算術的馬，事實上牠只是從現場觀眾對不同答案的面部表情或肢體動作猜度正確（或者應該說：馴飼員會給牠美食）的答案，這意味着動物也懂得注視對方，但數位革命令人們注視屏幕的時間比其他人要多。如果數位的「透明性」意味着任何沒迴轉餘地、不假思考的語言溝通都不用承擔後果，「缺乏注視」就意味着人際溝通時所需的觀察能力正在弱化。說到這裡，彷彿承認一片手機屏幕就能改變人類溝通及認知過程中的觀察能力，其實亦涉及到海德格的「技藝」、「實存」、班雅明的「光暈」等人們知之甚詳的概念。
在海德格對技術的反思中，這位對現代哲學影響深遠的哲學家認為，技藝就是回歸手與物緊密接觸的原初狀態，這「技藝」（Handwerk）就是手（Hand）的勞作（Werk），而韓炳哲則深受海德格的影響。除了強調「技藝」的原意外，他還討論「圖像化」對「真實」的影響，說到這裡，也不得不提海德格那篇討論梵谷繪畫農民皮鞋的文章，海德格認為梵谷的藝術意義在於，呈現出真實的「物」（皮鞋）。
韓炳哲卻在數位媒體身上看到了截然相反的特質，即與真實世界的危險、時間、命運、生死無涉：「數位媒體不知何謂年齡、命運與死亡。時間被凍結在數位媒體內，數位媒體即永恆的媒介。」論者常說：我們活在非真實的現代世界。這關涉到班雅明所說的「靈光」，班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就指出，複製生產的藝術品沒有靈光也沒有本真，但羅蘭．巴特卻視相片為某種靈光閃現、有生命的物件，視之為飽含內在奧祕的實物。而數碼照片與羅蘭‧巴特筆下的攝影照片不同之處在於，數位照片不像會消亡的有機體，沒有一張會衰老（或褪色）的底片，永遠呈現出同一個在場與當下，因此也沒有閃耀或綻放的特別時刻。
韓炳哲不單像海德格那樣重視實物，還推崇傳統實物的媒介（例如一份報紙、一張照片），視數碼媒介為「去媒介化」的「透明」中介。這裡的「透明」除了抹掉距離、私隱、靈光、內在屬性，甚至消除一切協調功能，急躁地要求直視對象，不容斟酌餘地。無論在民粹主義訴諸情緒的直接爆發，抑或是（網上）數碼照片的無私隱、無距離那裡，都可以找到共通點。順帶一說，韓炳哲甚至在《精神政治》中直接批評數位時代一切媒介皆淪為data。
的確，韓炳哲這種套路與布希亞的超真實性（hyperreality）截然相反，布希亞稱一切「真實」為「超真實」，而且世上並沒有擬仿或被擬仿的對立，甚至因而得出「沒有海灣戰爭」的犬儒論斷。韓炳哲卻要擁護真實、實物、本真，即使在布希亞眼中，這種「真實」也只屬於擬仿，根本就沒有「本真」的真實，何來失落？
海德格的套路反映韓炳哲對「真實」的執著，這種「真實」的厚實亦源於施米特所說的「大地之法」或「大地秩序」。由城牆、疆界和要塞組成，是艱苦勞作、刻苦忍耐的農民賴以生存的「道」，他們強調手部觸感、親近實物，也承受氣候、天災等危險。而開創遊牧學的德勒茲，或布希亞等後現代主義者，則代表了一群「離地」、「不即物」的人。一旦我們脫離了物，不再倚重真實，也許也逐漸喪失與生命形態的連繫，成為宅居於精神空殼的幽靈。
此所以本書最後一章乾脆名為〈精神政治〉（Psychopolitik），以宣示與本書同年發表的另一部文集《精神政治》的誕生。韓炳哲認為「精神權」（Psychomacht）是繼傅柯的「生命權」（Biomacht）以後一種新的權力形式，而隨着數位媒體的出現，「裸命」已不足以描述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存境況，因為數位化潮流將監控形式轉移到精神層面。雖然，事實上，AI尚未普及，所以目前還未發展到作者所認為的情況，而更偏於交替使用生命權與精神權。按韓炳哲的意思，大概阿甘本的「裸命」還不是最壞的情況，因為那只剩下「純粹存在」的「裸命」仍是「實存之物」，比這更恐怖的情況是數位革命將人降格為純粹精神的「幽靈」，只剩下一瞬間的「顯現」（presence），缺乏「實體」，猶如奧登的詩〈布魯塞爾的冬天〉所寫的：
它缺少自稱「我乃實物」的品性。
對於數位化社會下的人類景況，韓炳哲無疑是觀察入微的，唯一不足之處也許在於只能就剖析現狀的本質。他精緻、細膩，有着典型都市人在數位化世界中緬懷「存在」的輕淡憂鬱，但沒有預言家或理論發明家的莽撞與狂放。可是他又像鏡子，人在裡面瞧見一張臉，一個幻影，他的文字也反映出我們心境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