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夢之後一段很長的日子，我才鼓足勇氣告訴張婉雯，在這個奇怪而短暫的夢中，我就只問了她一句：你是不是生了隻狸貓？
別的人在面書上，盡是鋪自己的生活照，到哪兒旅遊，在哪兒吃過好東西，參加過甚麼活動；如果有子女，尤其是還年幼的，更多的是小朋友們天真可愛的模樣。但上一次見她（應是今年年中去看電影《筆覊天才》遇上她並承她購票相贈的前一次），知道她懷了孕，然後知道她誕下BB，但幾年下來，從沒在面書上讀過她寫自己的兒子，更不要說貼照片了。上了年紀的人心裡總是多疑，真有一刻心想，難道婉雯生了個見不得人的孩子？幸好，漸漸的她偶爾也提兒子一下，也有一兩張她陪小孩的生活照，雖然都是遮遮掩掩，側側膊，那我才安心，膽敢向她提出我的夢。
那一次見她是二○一二年四月，我和江瓊珠在結束了的數碼電台主持一個讀書節目「周末書會」，其中一集請了張婉雯來做訪問，幾個月前，二○一一年十一月，她得了台灣第二十五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新人中篇小說首獎。訪問後我在面書寫了一段：
和張婉雯乘車到電台的途中，我們自然談到她去年參加《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經過。小說獎的評選過程相當慎重，初複選由《聯合文學》編輯和知名作家擔任，經複選選出五篇作品，再交五位名家決選。所以當張婉雯說她之獲得中篇小說大獎是出於幸運，我就認為並不盡然，幸運成分不一定沒有，但不會連續出現三次吧。
張大春去年曾公開宣布，不再擔任任何徵文比賽的評判，他提過一句，近年他讀到的參賽作品，大都很「爛」。相信這也是中篇小說決選評審之一楊照在評審會中所說的意思，他說參賽作品「大多都使用同樣的模式寫作：找一個很神奇、奇特的點，然後從這個點開始發揮，『好像找到這個點，小說就成立了』。他們不在意如何為人物與情節發展關係，甚至連如何使用語言把各個不同元素組合在一起都不講究。」另一位評審東年則認為，「台灣作家注重形式、技巧卻不講故事，造成書寫的不自然」。張婉雯的得獎小說〈潤叔的新年〉貫徹了她歷年的寫作風格，沉潛細膩，人物關係、性格的推展近乎不動聲色，氣氛與情節相緊扣，作者的刻意經營僅於此窺見。沒有炫目的所謂技巧，更沒有就小說主角的殯儀仵工背景而搬巧弄奇，感動人心的是其中緩緩滲出的人情世故。如果說西西寫殯儀化妝師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尚有一點曲折，〈潤叔的新年〉是把可能的一點煽情也消滅於萌芽狀態。這樣子的小說，我跟張婉雯說，在香港不用指望得到甚麼徵文的首獎。我慶幸台灣還是有目光深邃，珍視文學傳統的評論家。正因如此，這次張婉雯獲獎我是特別的高興。
到電台見了江瓊珠，張婉雯提起，我們二人都與她的兩個第一次有關。她第一篇公開在文學刊物發表的作品，就是登在我編的《素葉文學》上，而江瓊珠是她第一部小說結集《極點》的發行人。但她說，收進《極點》的一篇小說，是在書出版後才在我們的雜誌登出來，但我怎也記不起有這麼的一回事。回家一查，的確，書出版於一九九八年七月，而這期雜誌是一年後的一九九九年八月才出版。按理說，已經出書的作品我們是不會拿來重出的，要麼，我喜歡這篇小說喜歡得不得了，要麼我把她的作品擱了一兩年才登，而不知作品已結集出版。我希望是第一個可能吧，否則我就是太懵懂了。
在相約的車站與張婉雯見了面，我按例問她最近忙嗎。她說都差不多，然後指指自己的肚子，這我才發覺，她的腹部輕微隆起，是有身孕了。我刻意壓低意外震驚的表情，自然不敢告訴她，我完全不知道她已經結了婚。有一刻我曾閃過一個念頭：張婉雯到底結了婚沒有？但立即想到，不會沒結的，她是個基督徒。
其實，張婉雯首次發表在《素葉》的是一首詩〈自控〉，刊於第五十六、七期合刊，一九九五年一、二月出版。小說〈公園〉，以筆名初生發表於第六十五期（一九九九年八月），而《極點》則是一部散文和小說合集。現在想來，張婉雯的小說用的也是一種散文筆調，屬抒情散文一路。當然，抒情也可以很激情，但張婉雯的抒情總是幽幽展現，點到即止。我喜歡的正是這種風格，散文如是，小說也如是。就如〈公園〉開頭一段：「那段日子，我還真喜歡獨自坐在公園裡，坐上一下午……公園逐漸在我無秩序的腦海中形成了，陽光的溫暖和氣味也一點點的回來。那時我十七歲。」當「我」在公園坐著的時候，有一位鄰校的男教師經過，說要請「我」去「喝一杯」，「我」拒絕了，最後：「當我知道自己考上了大學，我也同時知道小公園的生涯將要結束了。我將要步入另一個社會，和另一群人相處，那是一個更接近成年人的世界，需要較大幅度的調整與妥協。我告別了中學和小公園，一直至今天。然而，每次當我經過這個或那個小公園的時候，我總會想起那些氣味、那些聲音，和那段屬於我的、年輕的、孤獨的日子。」多麼輕巧而引人遐思的開頭和結尾，我們不都有過十七歲的「陽光的溫暖和氣味」？不都有過「屬於我的、年輕的、孤獨的日子」？我知道一開始就喜歡上張婉雯小說的原因。
然而所謂「沒有炫目的所謂技巧」卻說得浮泛，寫小說又怎會沒技巧？炫目若得其所，那又如何？張婉雯的小說技巧極潛藏，有刻意的鋪排，然而推展近乎不動聲色。如本集中的〈離島戀曲〉其中一段寫：
佩欣不知道福福聽見一些她聽不見的聲音。牠朝遠遠的左邊看去，甚麼也看不見，卻分明聽到兩個人在吵架。聲音遠著呢，而且是熟人的，不妨事。福福只輕輕地嘀咕了一下，便守在佩欣的旁邊回家去了。
終於，全叔也聽見沈先生和沈太太的吵架聲了。
福福是一頭狗，狗能聽到一些人類聽不到的聲音，以「熟人的，不妨事」為鋪墊，由此帶出沈先生和沈太太的吵架。場景的轉換手法嫻熟，如果拍成電影，我們不難想像鏡頭的推移，以及背景音響過渡的流暢自然。還有一段：
飛蛾得到釋放，果然飛走了。牠飛著飛著，飛到福福的頭上，福福把頭搖了搖，牠便飛到蔡偉業房間外的大樹上。牠安靜地伏在那裡，翅膀上的圓形花紋像一雙大眼睛，看著窗內的蔡偉業。
小說其中兩個主角深宵在家裡說話，飛蛾給燈光吸引撲到窗前，給窗紗所阻，掙扎一番，最後飛到另一家。兩個場景由飛蛾牽引，再一次順利過渡。張婉雯用的是很傳統的全知觀點，她以上帝之耳，聽到人類聽不到的聲音；用上帝之眼，在深沉的黑夜看到飛蛾由一家飛到另一家，以至於飛蛾「翅膀上的圓形花紋」。小說情節就是在婉轉流動的畫面、聲音、動作中鋪展，若化為影像，一定看得人賞心悅目。
小說中留學紐西蘭的英杰回港度暑假，住在契姨美好家，認識了美好以前的學生佩欣，佩欣讀的時裝設計，打算到紐約、倫敦或東京深造，最後向英杰表示：「如果紐西蘭有時裝設計學校的話，我可能會到紐西蘭的。」英杰沒有明確反應，沒有結局，就是小說的結局。雖然後事如何，還有許多可能，令人不無感慨想到的，自是天下間許多感情，都在我們不經意間溜走了。驀然回首，我們竟驚覺，小說開頭其實已預示了它的結尾：
蔡婆的孫女佩欣在樓上的露台晾衣裳，看見英杰騎著單車在樓下經過。她把剛洗好的手帕向著陽光一揚，英杰的單車便從手帕下溜過，然後遠去。
我就是喜歡這種不經意的刻意。但有些細節，一不留神或者常識不足，很易會忽略過去。如美好回到三十年前開辦現已停辦並將交回政府的小學，在圖書館裡撿出一部書，「拍走封面的灰塵，是謝冰瑩的《女兵自傳》，白色的封面，上面畫有一枝蘭花。她把書放回書架，嘆了口氣。」《女兵自傳》成書於一九四九年，到六、七十年代在台灣仍甚流行，香港不少學校也用作「勵志」讀物。美好看了這部書為甚麼嘆了口氣，讀者可自行解讀，但單單是這部書，便可反映出學校的時代背景，再不用多餘的說話。還有這一段，我讀了不禁會心一笑：
余美好吃了感冒茶，晚上精神好些了。她覺得肚子有點餓，便坐在床沿上，在黑暗中摸著拖鞋。客廳只有微弱的燈光；美好出了房間，只有廁所燈開了，屋裡沒有人。飯桌上放了一個倒轉的筲箕，美好打開一看，湯碗裡有飯，很多蕃茄，菜心的花沒摘乾淨。美好微笑起來。
不知道年輕讀者會怎樣理解最後兩句。英杰為患病中的美好預備了食物，為甚麼沒摘乾淨的菜心會令美好笑起來？一個立即想到的解釋，自然是笑英杰像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辦事情總是「做啲唔做啲」、「天一半地一半」。兩個細微的動作（摘菜心和微笑）便暗藏兩代人的差異。我的笑，想到的多少少。時下年輕人不知有多少還會自己買菜洗菜煮菜的，去雲吞麵鋪吃碗麵加油菜，那些菜如有菜花，都是未摘的，因不會花人手在這上面。洗菜懂得摘菜花的，要麼是像我這類「老餅」，又或者，有「老餅」父母。小時候阿媽就教落，菜花要摘去，因裡面有蟲。這說法現在想來不大科學，菜花有蟲，洗一兩次便會洗去，反而我常從菜葉上發現小白蟲。說有蟲，只是嚇小孩，摘掉菜花，我相信一是為了好看，去酒樓吃炒菜心，就不會有菜花，因酒樓畢竟要顧及食物的賣相；二是為了好吃，我相信菜花會有點苦，不宜留。我洗菜必摘菜花，吾妻採折衷主義，花未開的，不摘。然則，美好的微笑，與其說是訕笑，會不會也是欣賞的笑呢？英杰為德不卒，到底是個「聽教」的孩子，保留了一點傳統的「美德」。總之，這一「笑」，含意相當豐富，是小說家的大手筆。
還有一個細節，其中趣味相信是我「獨得」的。〈玫瑰誄〉寫徐百強來到已故妹妹任教的女子中學，與校長商討借學校的地方給妹妹開追悼會。「從來不信上帝的徐百強，帶着一瓶紅酒、一罐錫蘭紅茶葉、一盒比利時巧克力，用柳枝蓋籃盛着，和太太二人親自拜訪無垢書院校長馮修女。」送給修女的禮品裡有一瓶紅酒，驟看似不大合理，細想才明白這是故意的一筆，所謂無酒不成禮，沒有酒，多名貴的禮物籃總像缺點甚麼，修女即使不喝酒（教規似乎並不反對修女喝酒的吧），也可用來款客，或轉送別人，放上一瓶酒，可見徐百強的老練世故。但我所說的獨得之趣不在此，而在接著的幾句：「他（徐百強）就留意到馮修女身後的矮櫃上放了好幾個糖果餅乾罐，食物似乎是省不得的。」女子中學修女校長室裡，看來必有一罐餅乾的，是嗎？伍淑賢的《山上來的人》裡，就不止一次提到校長室裡的餅乾，如：「（校長）說著給我遞來一小碟曲奇。我餓，拿了一塊。」小說的後段又有：「校長也沒有留我的意思，卻像上次般，從櫃頂拿出一罐曲奇，打開蓋，一陣香草味，裡面有五六款，示意我自己挑。」校長室裡有糖果餅乾曲奇，真有趣，難道女仔人家，吃點甜頭甚麼都好商量？
另一個別具心思的細節是：「教堂內，莉莉亞坐在前排，一邊聽著詩班練習，一邊翻閱追思禮的紀念冊。冊上的中英文都是她親自寫的。她翻到最後一頁，從小提包裡拿出眼鏡；那一版有一個分號被植成逗號，她前後改了三次，總算沒錯了。莉莉亞鬆了一口氣。」分號是個很難用得正確的標點符號，莉莉亞用上了，顯示她的學養；校對改了三次，可見她的眼利和認真，呼應了小說中她比較挑剔和注意細節的個性。
張婉雯關注動物權益，集裡有兩篇應該算得上動物小說。〈打死一頭野豬〉裡確有一頭野豬給打死了，被打死的其實還有「白痴仔」羅志峰和他的南亞裔好朋友阿稔。〈老貓〉就索性用貓的身份去寫。以前學太極，師父教我們動作要如貓，就是無論多大的動作，如轉身蹬腿跳躍，都要像貓那樣，輕柔而連貫。張婉雯的小說正是這樣，狠、準，但不費勁。
說狠並不在於言辭的強悍，而在於刻劃人情的精準，兩者兼備的卻可見於《陌路》：
「謝謝你們幫忙。」這句話是利貝嘉的男友說的。他的名字叫傑。
「你婆媽甚麼？」利貝嘉笑道，「我們的交情容不下你插嘴。」
大家都笑了。
利貝嘉是小說主角夫婦的朋友，個性豪放，常轉換男友，也離過婚。兩主角和傑幫她搬家，傑以賓代主多說了一句，立即給利貝嘉搶白一頓。「我們的交情容不下你插嘴」真是力發千鈞，氣勢何等凌厲。張婉雯人如其名的溫婉，文中冷不妨來一記潑悍，若說文如其人，未免把小說藝術看得太簡單。
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之後，二○一三年張婉雯以〈明叔的一天〉再獲《中國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我覺得，她是以生活瑣細呈現人生受現實宰制，即使面對生關死劫而波瀾不興的富有香港小說特色的筆法，再次考驗台灣評論家的閱讀趣味。她發個短訊告訴我獲獎，我說，不是已得過獎了嗎？她說，是另一篇。是我糊塗，之前已在媒體上讀到有關消息，但把〈明叔的一天〉和之前〈潤叔的新年〉搞混了，以為是同一篇作品，不明白何以又翻出舊聞。這兩篇在內涵和手法上有類似，是張婉雯最擅長的格局，但她的小說面向並不限於此。在本集裡，我們還可以讀到她（如前所言）對民胞物與的關懷，對現實的回應（如佔領運動），以至以老人境遇縮影社會現實；〈使徒行傳〉與其說是反映（基督）教會現實，毋寧說是權力束縛理智和感情的透視。
在語言上，張婉雯的文字一般都恪守規範，〈明叔的一天〉用上了不少粵語，是照應人物的個性和生活脈絡，一路下來的作品也不乏「本土」用詞，如〈玫瑰誄〉中的「倒也覺得沒甚麼對不住死者了」、「便又回到無垢書院教書」，「對不住」和「教書」不難改成「對不起」和「教學」，不改，也可見她對「鄉音無改」的堅持。
這部小說集題為《微塵記》，我想到一首洋人的（曾經）流行曲Dust in the Wind，曲中反反覆覆唱著一句「我們都是風中的塵」。人間，佛家亦稱塵世，指凡俗的世界。人處塵世，是亦如塵，隨風飄揚一陣，無論揚得多高，多遠，仍復歸於土。小說中的微塵，紛紛擾擾，有的搖搖墜落，有的仍要在風中飄一會，飄到哪裡由不得自身決定，縱使有時竭力決定自己的方向。若有副題，似可作：An Elegy，一闋輓歌。Elegy雖多為悼亡之作，也可哀輓已逝的事物或感情。吾國之輓歌一說亦作挽歌，為役者勞動時以抒發勞苦的呼號。《微塵記》文字幽婉，語調時近憂悒，其豈亦輓歌的流亞？然而勞苦者之歌，不就是魯迅所說的「杭育杭育」派？魯迅認為勞動者在苦役時每哼出「杭育杭育」的抑揚頓挫歌調，若配上文字，就是詩歌以至文學創作的起源。文學抒發性情，得其正者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讓人吐一口烏氣，也給人帶來慰藉。人若微塵，然會得折射光線，讓人知道陽光之所在。微塵此記，我掩卷細味，雖不免感到人性的脆弱，也隱然窺見在風中飄揚的一些強橫的姿勢。
和張婉雯面對面認識，彷彿是很久遠的前塵往事，上網查一查，原來也不太久，才不過六七年，是二○一○年二月六日青年文學獎公開講座「作家對談」活動，對談的是張婉雯和我。談過些甚麼，自然無從憶記，但記得和她一起坐小巴下山，在車上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話。張婉雯很溫柔，但有點嚴肅，不是讓人可以放心開點玩笑的樣子。她要我寫序，我當然樂意，但心情和當日在小巴上一樣，未免戰戰兢兢。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