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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第二十二期「爛人絮語」】「生活之藝術」:周作人的「頹廢」與「凡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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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第二十二期「爛人絮語」】「生活之藝術」:周作人的「頹廢」與「凡人」觀

  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以「擺爛」作為生活的原則,並且備受推崇。此人並不是那種早早被認為是走偏鋒卻表現卓越而成名的異士,而是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核心人物、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首任系主任周作人(1885-1967)。如果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最傑出的作者,其弟周作人可以說是最具影響力的評論人。然而周作人「我就爛」的威力,也非同凡響。周氏的「擺爛」性格,可以透過抗日戰爭期間他的生活行徑反映出來。

  盧溝橋事變之後,作為當時文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周作人選擇不理會文化界一眾人士的私人與公開的勸阻,放棄退到大後方抗戰,選擇留在被日軍佔領的北平,在日軍佔領政府的教育部從事編纂教科書等的工作。在二戰期間,周作人幾乎沒有正面就戰爭問題表過態,作為「留平四教授」之一,周氏當時只發表過一些關於生活的小品文,幾篇關於漢文學的傳統文章暗地裡諷刺日本沒資格支配中國,還有少數支持汪精衛政權的言論。與此同時,他帶代表團去日本參加了大東亞文學會議,還到訪了母校立教大學、參拜了靖國神社,並且去了日軍醫院,慰問受傷的日軍官兵。在戰後接受漢奸審判時,他卻稱自己是為了要保護北大的藏書而選擇留在北平。作為昔日新文化運動重要代表人物與《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以他的身份,在中國文化界抗日氣氛極為濃厚的時刻,居然以如此消極的方式面對日本的侵略,實在難以想像。然而,「我就爛」並不只是周作人在特別時期而被迫選擇的生活方式,而是他人生的寫照。伊藤德也在《「生活之藝術」與周作人:中國的頹廢=現代性》(「生活の芸術」と周作人──中国のデカダンス=モダニティ,2012)中論及周作人有關「生活之藝術」的思想,其核心觀念就是「頹廢」。

 

「生活之藝術」與「頹廢」

  從伊藤氏的專著可以得知,二〇年代初期中國文化界都出現「為人生的藝術」與「為藝術的藝術」之間的論爭。「為人生的藝術」的「人生」其實就是社會,這種思想強調文學的社會功利性。主張這種思想,創作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大本營是北京的文學研究會。而「為藝術的藝術」認為藝術的內在價值,唯一真正的價值,不在於迂腐的、道德的、功利的教導。這衍生出上海的初期創造社,其成員強調作家內心的要求,因此創作不乏頹廢傷感的元素。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周作人面對兩者的對立,曾提出過將兩者渾然一體的「人生的藝術」概念。「人生的藝術」指出,藝術有獨立於社會的美感,對社會沒有直接的用處,但正正因為獨立於社會才會對社會發揮出一種獨特的「無用之用」。到了二〇年代中期周作人從英國性心理學家藹理斯(Henry Havelock Ellis)提出的現代人頹廢論中吸收了「現代人的悲哀」等重要的概念,發展出自己的「生活之藝術」論,當中的核心是對藝術和生活、即是對形式和過程的關注。

  周作人從藹理斯的頹廢論所共鳴的頹廢者,其實並不是那些沉溺於生活倫理的享受,放棄理想、久坐不動的人。藹理斯所說的頹廢者,是極度世故的人,他們有着激烈的「求生意志」,在不可預知的境遇中掙扎和痛苦。周作人從中發現了「現代人的悲哀」,並對他表示同情。其實,「頹廢者」一詞是對「現代人」的另一種稱呼。周作人其後在西方文學作品中大力發掘這樣的現代頹廢者,並將波特萊爾、愛倫・坡、王爾德等人的多部作品翻譯成中文。不過,可能因為自己太不習慣他們的表達形式,無論是文學還是生活,周作人最終也沒有學習他們的表達形式。相反,他對頹廢者的表現形式走向了一種原則性的、內化的理解,即「生活之藝術」論具有頹廢者(即現代人)的生活技術的特徵。

  至於現代人的生活技術的特徵為何?周作人認為「生活」是由生物學的生命觀來定義的。按照這種觀點,人作為生命體是有目的的,即個體的維持與後代的存續。而主宰前者的是吃喝的慾望,後者是性的慾望,這兩種慾望都驅使着作為生命體的人類過着有目的的生活。這是「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礎。周作人對這種生物學的生命觀是極其堅定的,他堅持表示反對壓抑和消滅本能。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對不道德的行為或自由的放蕩不羈進行了批評。他提出的是理性的禁慾,或者說是節制。歸根結底,就是把過程細分化、複雜化、延伸化,以達到動物個體維持和後代生存的目的。這可以理解成一種頹廢形式化,「生活的藝術」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把這個過程作為一個審美的過程以豐富和充實(品味和享受)。

  例如,周作人喜歡把茶作為一種飲品,因為他認為茶是「無用之物」的典型。這樣的茶不單單是解渴的飲品,而是「為茶而茶」的飲品,是品味飲茶過程的飲品。他所說的「無用」並不是說它沒有社會功能和意義,而是有一種「無用之用」的兩段式或者悖論式結構。另外,周作人又經常提到對於生殖「無用」的「愛之術」的重要性。「愛之術」,簡單來說,就是一種精緻的、被細分化的情愛技術,亦即是房中術。它也是對性交過程進行細分和延伸的一組技術,簡而言之,是一種節制的審美形式。福柯詳細論述的同性戀技術,從周作人的論述看來,是一種徹底的「愛之術」,一種徹底的頹廢形式,因為它完全脫離了生殖。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雖然描繪了多次理想的喝茶意象,但始終存在的是「友人」的身影。他並沒有將他獨自享受着茶的味道,並以此為樂的情景理想化。此外,他論及的「愛之術」,也總是在與異性的交流中進行。而自慰是一種徹底脫離了生殖的頹廢形式,從來沒有被周作人重視過,跟同性戀一樣。

  如此一來,我們可以對周作人的「頹廢」觀作一個概括,即強調部份對整體的主導的頹廢形式之美。藹理斯的頹廢論所說的整體與部份的關係,其實也可以應用於結果與過程的關係,甚至是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在頹廢形式下,過程和手段主導着結果和目的,就像部份主導着整體一樣。此時,過程和手段就是目的。這些現代的頹廢形式在空間觀念上可以被社會化為對整體和社會的反叛(個人主義),在時間觀念上可以被社會化為對目的和結果的反叛(過程主義)。雖然可能會導致社會的不健康、腐敗、墮落,但是,並不意味着頹廢形式本身就立即不健康、腐敗。而周作人的「生活之藝術」滲透着「頹廢」,其中部分是整體,過程是目標。在這裡,「為藝術而藝術」以及「為生活而生活」都被追求得淋漓盡致。在「為藝術而藝術」中,藝術只是一部份,卻被賦予了與藝術、社會、宗教等整體相同的價值。而「為生活而生活」,使得只是一部分的日常生活與人類生活的整體具有同樣的價值,包括對日常生活和死亡的超越。從這裡可以見到禪、和菓子等日本生活文化的影子。以「生活之藝術」作為原則,周作人避開功利文學(革命文學),寫了大量的散文和讀物,具有很強的知識性,以滿足自己的歷史和民間品味。這樣一來,他就將頹廢形式付諸實踐了,以「自我目的性」的自我表達、日常生活和歷史事件為方向。

 

「凡人」

  網路迷因「我就爛」除了「頹廢」,也包含「承認自己平凡」的面向。周作人的「生活之藝術」中也有相關討論。周作人常以「凡人」自居,但又跟他的「頹廢」觀一樣,這並不意味着他是個一般意義上的普通人,也未必是一個卑微的稱號。他對「平凡」和「平庸」有自己的見解,並據此自稱「平凡」。而且,他在某些方面還為自己是個「凡人」而自豪。這樣的平庸,幾乎等同於周作人心目中的「生活之藝術」的主體特徵。

  他所說的「凡人」具有甚麽性格呢?這可以從他認為的「凡人」的反面來說明。作為一個文人,他把「天才」、「先知」、「詩人」放在「凡人」的對立面。而他作為一個文弱書生,又把英雄放在「凡人」的對立面;他作為一個傳統士大夫式的通才,卻又把「專家」(「評論家」、「藝術家」等)放在「凡人」的對立面。他的「凡人」具有「群眾」、「人民」、「平民」所不具備的個人主義式的主體性。周作人所描繪的「生活之藝術」的故事,雖然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社會的每部份都發揮作用以達至社會和諧的故事,但從「凡人」的意義來說,原則上這又是一個關於個人主體性的故事。這裡的「凡人」的核心概念相對於尼采的「超人」中的「權力意志」(周譯作「求勝意志」),叔本華所說的「生命意志」(周譯作「求生意志」)。「凡人」的「求生意志」重點在於在世俗世界中追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而「凡人」的主要技術是「常識」。

  此外,如果說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斷言現代社會是通過制定細分化的法律來規範道德,其方式不言而喻;但周作人卻夢想建立一個由每個人的節制來管理的社會,並批評了道德依靠法律制裁的方式。但他完全沒有否定各專業領域的頹廢(専門化、自律化),而是準備了一個被稱為「常識」的、凡人都能用的界面,採取了與各種前沿社會文化形態相銜接的策略。因此,「我就爛」這種表面上表示放棄的行為,可以從周作人的「生活之藝術」論與「凡人」觀中找到相關的歷史依據,而闡述「現代的生活之藝術」以及「凡人」的主體性的思想實踐(praxis),可以算作哈伯瑪斯的「未完成的現代性」(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在世界實施所應參考的重要個案之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後不久,周作人寫了一篇題為〈凡人的信仰〉的文章。這是他作為一個「凡人」在日本佔領區的壓迫下生活了八年後的思想內容總結。此後,在十二月被當作「漢奸」逮捕之前,他寫了一系列的自我總結。自二〇年代一篇名為〈《自己的園地》序〉的文章中斷言「凡人」的價值高於天才和「先知」的覺悟者以來,二十多年,周作人自己的「凡人」在呈現各方面的同時,似乎也保持了一致性。至於有關他對日軍的附逆行為,合理的解釋是,他在獨特的境遇中,不由自主地將「現世」的「生命意志」(或者「求生意志」)服從於「宏大敘事」。在五四運動時期論述空間極度自由,所有人都大談理想主義的情況下,周作人說起「生活之藝術」、「頹廢」、「凡人」,可以得到無數人的青睞。而到了四十年代,周作人秉持着「生活之藝術」的態度,在淪陷區寫下一些生活小品文和「漢文學」理論,雖然在中國整個抗日運動的背景下顯得默默無聞,但卻明顯地表現出一種文化抗日統治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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