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現代文學理論中出現一個術語「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讓研究者們專心文本細讀便可，不要猜度作者的用意，否則便會陷入盲從作者亦步亦趨的困局。所以法國後結構主義者傅柯（Michel Foucault）有此宣告：「作者已經死亡！」當然，在Foucault此句中「死亡」應該只是修辭意義上的。但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裡，作者真的已經離世，所謂的意圖謬誤，對於研究李白杜甫莎士比亞但丁的學者而言，應該不是問題。所以文學研究者行内有此笑談，說研究古典文學作品比研究現當代文學作品更加方便，因為作者已經作古（冒犯地説一句「conveniently dead」），不會現身與研究學者切磋對錯，免去很多筆戰可能。但對於現當代文學研究者而言，如何在作者（研究客體）在世在場的情況下，仍然能夠保持或營造歷史距離感，也是要認真處理的一個重要問題。
美國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文化理論家、批評家Fredric Jameson 有此名言：「Always historicize！」筆者深以為然，文學史研究的關鍵在於historicize──回到歷史現場。從文學史研究角度開展文學團體研究，一般來説需要回答這幾個問題：此團體如何誕生？怎樣運作？此團體創作了哪些文學作品，有甚麼風格特色？此團體對某地的文學發展有何貢獻？舉例説明，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基地丁帆與劉群兩位教授以中國現代文學社團史為主題，聯袂主編兩輯學術研究著作，其中第一輯對以《新青年》為核心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語絲社、南社、臺灣櫟社以及施蟄存、劉呐鷗等文人為核心的文學團體開展研究，第二輯八種著述研究對象包括新月社、狂飆社、以《七月》《希望》為中心的胡風派文藝社團、延安地區的文藝社團、臺灣創世紀社，也有臺灣一廈門的菽莊詩社等。在這十五部著作中，劉群教授以新月社為研究對象主編的《飯局．書局．時局──新月社研究》（2011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書題點明新月社成立源於飯局聚餐，非常有趣。此部文集内容分別從新月社成員組織、新月書店出版歷史，《新月》月刊出版内容等方面論述。可惜的是，這兩輯共十五部著作卻未有對香港文學社團及刊物開展研究。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中國現代文學還是從世界文學研究的角度而言，香港文學社團發展歷史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與研究意義。因此，王家琪博士得到何福仁先生充分信任，交托編寫的這部《素葉四十年：回顧及研究》，就更值得重視和推薦。此書分為三部份：緣起篇、回顧篇以及研究篇。第一部份「緣起篇」 ，收入素葉出版社及《素葉文學》簡介，以及分別發表於七、八、九十年代的三篇同人自述（周國偉、鐘玲玲；何福仁；許迪鏘）。第二部份「回顧篇」收入何福仁、許迪鏘、鄭樹森和淮遠的訪問，以及西西、杜杜、辛其氏、俞風和適然的撰文紀念。第三部份「研究篇」基於王家琪以《素葉文學》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分為：總論《素葉文學》雜誌內容；第一章純文學同人雜誌的生產模式；第二章《素葉》的文學創作。每個部份，都對三個問題提供了立足於不同歷史語境，呈現出各異立場角度的回答。
第一問：素葉團體如何誕生，怎樣運作？
對此最直觀的答案可見諸於正文之前收錄的珍貴相片，第一類是旅游紀念，展示素葉同人們八十年代去埃及、地中海、黃山、北京等地旅行，一九九八年去維也納、二〇〇四年去京都旅行的風采，第二類是本地留影，合影場合包括美術編輯蔡浩泉‘82展，一九八三年西西生日、之後不同年代與文學界友人的各種飯局、最後一張是二〇一五年素友在公園小聚之合影。
第一部份起首提供了兩段條理分明的簡介，在此摘抄第一段，已可以説明素葉之發展歷史、名稱之意、成員陣容、出版宗旨，以及近四十年來出版數量：
素葉出版社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成立，一九七九年四月出版第一輯叢書。取名「素葉」由西西提出，一方面源於李白流傳的出生地點：吉爾吉斯的碎葉城，又稱素葉水城；另一方面諧音「數頁」，以示素葉出版的書由於成本限制，只能是數頁而已，並取其樸素之意。出版社的成立最初由周國偉倡議，他聯絡了大學同學何福仁，首先找來張灼祥加入，並邀請更多朋友，創立成員包括：周國偉、何福仁、張灼祥、西西、鍾玲玲、辛其氏、許迪鏘、康夫、梁耀榮、周麗英、杜杜、淮遠、梁國頤、張紀堂。兩三年後又有曹綺雯、俞風、黃襄等人加入，大部份成員曾經參與《中國學生周報》、《大拇指》、《四季》或《羅盤》詩刊。素葉專門出版本地作品，特別是從未出書的作者，唯邀約對象不限於同人。出版社的成立，是有見於大量優秀的香港文學作品僅在報刊連載，缺乏結集出版的機會和渠道，不利於尋找、閲讀和研究。素葉同人每月出資若干，作者及編者均是無償工作。扣除印刷成本後，銷售所得的收入撥入出版下一輯叢書的經費。叢書通常一輯四本，印數一千，每輯皆包括小説、散文和詩等不同的文類，至二零一四年結束為止，總共出版七十五種素葉叢書。
此段簡介説明素葉是一個同人組織，由來自不同職業的文學愛好者集資經營。關於這一點，在三個部份各自可以找到來自三個年代的回答。
回答之一：文學團體
在第一部份「緣起篇」 ，收入何福仁發表於一九八五年的回憶文章，其中這樣描述素葉出版社誕生的一刻：「一九七八年某一個冬夜，我們好幾個熟人聚集在張灼祥家中，開始為一個小小的出版社命名。我們各有本身的職業，不一定相同的職業；不過大家都喜歡文學藝術，平素的話題就以文學藝術為主，雖然，這方面的看法，也未必完全一致，幸好不完全一致。」[1]
回答之二：「飯聚」組織
第二部份回顧篇中第78-81頁，適然寫於2019年10月的一篇短文《有關素葉的事》中，有這樣一件趣事，有個陌生人得知適然是素葉的作家，很有興趣地問了一個問題：素葉是個怎樣的組織啊？適然如此寫道：
「心裡張皇，神色應該是自如的──君知否，有人把閣下的問題作大學功課的啊。
而我的回答並無輕率，我覺得自己是認真的──是個吃飯團體吧？大家見面，都在吃飯。」
回答之三：大學功課
這份大學功課，就是王家琪博士在中文大學中文系讀碩士期間完成的畢業論文，也正是此書的第三部份研究篇。作者這樣描述論文的研究對象：
「範圍包括在《素葉》上刊登的所有文本，而以素葉同人的寫作為主，兼及他們結集出版的書籍（主要是但不限於素葉出版社）。《素葉》呈現的内容包羅本地與外地、日常與旅行等内容，不自外於中原，出入『本地』與『世界』兩種極端尺度而不排拒任何一端，有專注抒寫情感者，也不乏介入當前政治議題者；既述説瑣細的家常生活，也超脫一己化入異域。當我們說《素葉》是香港具代表性的同人文學雜誌，並不是要削足適履地把《素葉》標簽為『本土』的，反而是要看見其開闊的視野和豐富的内容才是最能夠代表香港文學的特質。」[2]
在此論文中，王家琪指出研究文學雜誌的困難在於「尚未形成理論化的研究方法」。由此，她借鑒文學社會學研究方法，從七個方面對《素葉文學》開展研究：歷史（history）、印刷樣式（format）、流通渠道（circulation）、編者（editor）、常見投稿者（regular contributors）、目標讀者群（implied reader），以及内容（content）。由此，以下兩個問題也獲得相應解答。
第二問：《素葉文學》的創作有何風格特色？
《素葉文學》的四葉標志以及月刊封面，均由素葉叢書與雜志的美術顧問蔡浩泉設計，其主力的圖騰公司製作，「十六開，每期大概二三十頁，封皮與内頁用紙相同」，「早期為褐色牛皮紙，復刊後改用米白色紙張，單色印刷」（1-2頁）。從此書中展示的第1到68期封面書影可見其低調風格。許迪鏘在《編余》一文中，提到1980-1984年期間《素葉》因為封面樸素，還被某大書店拒絕寄售：
這個時期的《素葉》是用帶黃的牛皮紙單色印刷，有一趟我和何福仁拿着新出的雜誌到一家大書店寄售，書店負責人說：「你們看，那些免費派送的書冊，都有彩色封面，你們的雜志放在這裡，很容易會給人拿走不付錢，還是不要了。」[3]
王家琪後來對許迪鏘的專訪中，好奇問及此事，並知道這是皇后大道中的中環商務，當時負責人的意思是《素葉》要賣錢，卻是黑白的，不會有人付錢。根據王家琪對何福仁先生的專訪（二〇一九年七月廿七日在土瓜灣何先生書房進行），當時在《星島日報》擔任美術顧問的蔡浩泉的設計功夫十分了得：「阿蔡很厲害，有時候趕起工來，就直接在製版的膠卷上畫圖，拿起界刀三兩下子就搞定。而且，因為他也寫作，很能掌握文章的内容，拿起稿件看一下，就能畫出配合内容的插圖。」（26頁）當然，香港讀者中仍然是有知音賞識。在第三十七期《致讀者》分享了一則趣聞，位於金鐘的高檔百貨公司西武的無印良品專櫃在櫥窗展示了幾本《素葉文學》。當時素葉作家逛街發現，後來才知道負責擺設櫥窗的西武店員居然是《素葉》的粉絲。
王家琪在研究論文中，對《素葉》創刊號到最後一期内容進行縱向觀察，整理出數個内容特點，筆者總結如下：一，該雜誌未有發表任何創刊宣言，「顯示出刊物低調實幹的風格」（112頁）；二，稿例上沒有對來稿作出任何題材或風格上的要求，僅限制稿件長度，以配合雜誌有限的篇幅（113頁）。三，版面方面，基本沒有劃定欄位，但有少量連載系列（114頁）；四，非常重視翻譯，經常不吝篇幅組織大大小小的翻譯及外國文學介紹專輯（116頁）；五，從來沒有任何商業廣告，只有少量文學出版廣告，基本上完全自資（116頁）；六，提供開放的園地，沒有特定的政治色彩（118頁）。
根據王家琪的觀察歸納，《素葉》文學作品呈現出香港文學七十年代的「生活化」特色（137頁），寫作風格「語言平實、感情真摯」（138頁），「散文及小説的確以題材上敘寫本地個人生活、語言風格樸實的作品佔較多數」（139頁）。而筆者認為尤為重要的是，是「本地」與「世界」之間的動態平衡，正如王家琪所歸納：
《素葉》除了有大量以描寫本地生活為主的作品，也有不少深入域外、發揮想像的作品，本地與外地，寫實與想像題材兼收並蓄，同時呈現極小之「本地」與極大之「世界」兩種内容而不排拒任何一端。這自然不是《素葉》獨有的特點，而是香港文學的開放性格。（140）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William Blake曾寫下詩作《天真的預言》（Auguries of Innocence），起首名句便是「一沙一世界」（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借用此句，我們可以説《素葉》讓讀者能夠通過這一片葉而看到整個世界。而這個世界，除了境外異域，也有中國風景。但與狂熱的國族主義論述所不同的是，素葉作家的内地游記，「很難找到自詡中國歷史文化代言人的姿態，貫徹他們樸實低調的個性」（188頁）。在旅行書寫中，素葉作家也呈現出「與以香港本地為背景的作品大不相同」的香港形象，「不只負載香港作家對身份認同、香港歷史處境的特殊性與民族主義的尖銳思考，也展現了香港文學的跨地域性以及理解他者的寶貴特質」（201頁）。
由此，我們可以思考第三個問題：素葉在香港文學發展歷史上扮演怎樣的角色？
首先，在香港，一本文學雜誌能夠以低調素樸，開放兼容的風格，發行四十年，而素葉出版社更出版了七十五部文學書籍，這本身就是一個令人敬佩感動的奇跡。許迪鏘在接受王家琪專訪時，提到結束素葉出版社的原因和過程，説了這樣一句話：「素葉出版社可以説是我一輩子做過的事情裡唯一有始有終的。」（52頁）
雖然《素葉》並沒有發刊詞表明宗旨，但讀者也不妨把在第一部份緣起篇中收入的這篇文章《一個年輕的出版社：素葉》作為素友的宣言：
「香港是一個現實的商業社會，我們的地方只彌漫着一片功利主義的讀書風氣，與此同時，社會的群體個性，日漸趨向認同和迷信物慾虛榮和感官享受。有多少人仍願意關心個人精神生活是否匱乏？有多少人仍願意花時間去體驗訴諸文字的思想、感情、神髓和魅力？結果，在絕大多數人的眼中，文學書籍是一種奢侈品，文學閱讀是一種無聊的行為。……」
「知其不可為而為，是需要勇氣和理想。儘管張說辦出版社只是另一種生活方式，純粹為了個人的快樂，因為生活的方式可以是快樂的方法，他不要用價值和意義來衡量這一件工作。我還是認為他們的嘗試是值得肯定和鼓勵的。」 [4]
其次，《素葉》雜志培養出眾多重要的香港作家，發表了韓麗珠（筆名小雪）與董啟章（筆名草童）的第一篇作品。但是，許迪鏘也強調素葉並非是香港文壇的權力核心，其自身定位在於「解構權力與權威」：最近我們讀到一種言論，指香港文壇上有數個權力核心，素葉赫然是其中之一。我們這些年來一直做的正是解構權力與權威的工作，莫說核心，連權力邊緣也沾不上。 [5]
再次，王家琪的研究將素葉放置在世界文學與香港文學的對話關係中，結合其本土性以及世界性，給出了這樣的回答：「當我們說《素葉》是香港具代表性的同人文學雜誌，並不是要削足適履地把《素葉》標簽為『本土』的，反而是要看見其開闊的視野和豐富的内容才是最能夠代表香港文學的特質。」（259頁）
作為結語，《素葉四十年：回顧及研究》此書非常值得對香港文學歷史有興趣的讀者收藏。從同一個問題切入而對比閲讀，此書中的三部份正好組成了一面三棱鏡，折射出《素葉文學》的不同光譜，也令讀者得以在閲讀過程中，領略到四十年歷程不同歷史語境中，這片素葉的搖曳多姿。
注釋
[1] 何福仁 ，《香港文學》第五期（1985年5月），91-93。
[2] 王家琪編著，《素葉四十年：回顧及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20），88-89。
[3] 許迪鏘，〈在流行與不流行之間抉擇──從《大拇指》到素葉〉，《素葉文學》第59期（1995年9月），108-109。
[4] 周國偉、鐘玲玲受訪，馬康麗記錄，《大拇指》第96期（1979年4月），2-4。
[5] 同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