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次看似平常的農村基層「上黨課」組織活動：學習中共縣委下發的「樹立科學發展觀、政績觀和群眾觀思想」文件；號召完成鄉上下達的種植任務；討論前任村黨支部書記（「支書」）的兒子、現任村主任的預備黨員轉正問題。
但這又是一項隱含着歷史緣由、文化脈絡與社區權力關係的社會政治事件：為甚麼前任村支書一直故意逃避黨課？為甚麼黨員們對幹部提出的「貧窮落後」等批評與指責不服氣？為甚麼無論支書怎樣「強迫」，黨員們就是不願意對村主任的轉正問題表態？老支書以「老黨員和父親的身份」進行的長達三十多分鐘的發言，包含了對個人經歷與政治風雲怎樣的理解與感受？在國家—村幹部—村民的權力關係中，國家政策的權力運作對村幹部的權威、角色和認受性以及村民的生計、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
在《國家、民族與中國農村基層政治》一書中，中山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張和清教授以此為引子，向我們揭示了村莊現實政治的錯綜複雜、當地獨特的文化情境脈絡以及其中的深層隱祕。
作者在2001年至2006年間對雲南省東北部南盤江流域一個被稱為「蚌嵐河槽」的少數民族行政村開展田野調查。通過對該村三代村幹部曲折「從政」經歷的口述史訪談、對其他鄉村精英和一般村民進行的訪談進行話語分析與內容分析，對厚重的歷史檔案進行理清重讀，再與國家—社會關係理論、權力與文化宰製的理論文獻直接對話，作者希望能呈現槽區複雜、多層、相互交替的文化權力關係的歷史脈絡，系統描述和翔實論述槽區基層政治在六十年間的生成、演化、拓展與變遷。
中共在中國内地建政以來蚌嵐河槽的政治變遷史，被作者分為數個時期進：進村（1949年以前）、紮根（1950年代初）、磨難（1950-1970年代）、致富（20世紀80年代）、扶貧（1990年代）以及挫敗（21世紀初）。作者認為，緊緊圍繞着「權力關係」去探尋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方精英、村莊政治的源流，有助於深刻理解中國内地基層政治社會治理的獨特性、差異性與地方特色。
事實上，作者的確做到了這一點。國家政策的權力運作、身為國家—社會接觸面的村幹部的角色變遷、權力的文化網路、意識形態論述與文化權力實踐、民族身份的文化權力建構，在一個個具體生動的人物和故事中照亮了敘述的舞臺，使歷史不但可以感覺，而且可以理解；而其間種種矛盾、鬥爭、妥協，讀起來更是像全景式小說一般波瀾壯闊、饒有興味。
在這六十年間，有別於晚清與民國時期的士紳控制，中共領導下的農村基層政治形態可以用「幹部統制」概念來概括。社會主義國家正是依靠形塑村幹部、建構民族的幹部統制，改變了1949年前槽區「主族控制、抱摸（又名畢摩，集宗教領袖和宗族首領於一身）操控」的政治局面。但這種統制又因「徵糧建社」（徵收糧食、建設人民公社）運動而出現危機，並在市場化的開發式扶貧中衰變。
可以說，基層幹部在以「上級」為代表的國家與以「鄉親」為指認的村民間扮演着「兩面」的角色，時而從正式權力網路中獲得授權、威望與認受性，時而又因國家無法全部兌現承諾而退卻甚至與村民合謀抗爭。在變動不居的日子裡，老支書加入中共、提拔成為幹部的生命高潮，與延期轉正、被大會批鬥的曲折磨難相融並存。這種幾經沉浮的個人命運，或許正是「社隊村幹部」（人民公社、生產大隊、村莊幹部）的絕佳剪影。
而在去集體化、去意識形態化的年代，社會主義國家依靠「致富」與「發展」的論述及其文化權力實踐，重建了幹部統制的權威基礎，幹部與群眾的關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甚至出現了第二次「蜜月期」。但在大包幹政策、市場化扶貧開發新戰略以及「貧窮落後」論述的合力下，基層社會政治生態迅速滑向了「扶貧經營政治」，少數民族地區村幹部也異化為扮演着「項目經理」、「承包人」、「政權謀利者」等角色的「扶貧經營者」。這種「貪腐性基層政治形態」侵蝕了幹部統制的權威與合法性基礎，還引起村民生計和少數民族身份認同等方面的危機。
前支書通過拍賣方式得到自己「做夢都想得到的」水磨坊，正是這種富者更富、窮者更窮的扶貧經營的最好例子：之所以能拍賣成功，靠的是他的幹部身份帶來的文化資本（外界眼光與見識）、經濟資本（以經商頭腦和賺錢能力獲得積蓄）、社會資本（網絡與資訊）、政治資本（與村組織的良好關係）；而「農村真正的扶貧救濟對象因為沒有任何用於交換的經營資本，無法從開發式扶貧經營中得到實惠」。
最讓人百感交集的是國家對少數民族身份從「原始落後」、「貧窮落後」到「愚昧落後」的文化權力建構，從中可以隱隱讀出某種變味的「素質崇拜論」話語。當苗族和彝族千百年來祖輩流傳下來的「刀耕火種」、禁忌施肥的習俗被公開嘲笑為「原始落後」和「愚昧無知」，當外在的汙名化與邊緣化讓民眾產生了自我貶抑的思想，人的主體性實際上已經被迫從屬於發展話語，而個體價值與弱勢他者也無可避免地將遭遇忽略與漠視。就像一首詩歌裡所寫的那樣：「他們都說我是根木頭／他們從不說我是門或窗」（徐淳剛，《中國村莊史》（組詩），《今天》視野網，2009），讀者在此能感受到的，恐怕更多的是無奈與蒼涼。
可以說，這本書用講故事的方法，向讀者生動地展示了國家權力在農村社會的運作圖景。從主題本身的實際重要性與對未來的啟發性來說，從書中呈現的實證資料與理論意涵的豐富性來說，從觀照角度的全面性來說，這都是一項十分可貴和值得稱道的學術成果。而作者在對自己的研究方法進行的省思中，認同「『真實』知識的建構涉及到權力、抗爭，以及社會實踐」的觀點，對身為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可能造成的傷害」也保持了足夠的警覺與自省，這是相當中肯而深刻的。
但是，作者一再強調，自己「信奉建構主義的觀點並採取質性研究方式」，自己在書中所使用的民族志田野調查方法，「主要工作是發現知識而非驗證理論」，其重要性並不在於所選取的槽區個案的典型性、代表性、普遍性與豐富性，而在於提出問題的敏銳性、田野調查的深入性、敘事展開的繁複性與理論分析的複雜性。這種取態，就像陳佩華等人（1996）所贊同的那樣，「有必要從解剖一隻小麻雀做起」，「只有經過一個具體細膩的微觀考察，才能比較充分認識一般中國農村基層的政治運作及其發展變遷的錯綜形式」[1] 與此同時，作者又期望自己的研究能探尋現實「三農」問題的歷史源流，為地方國家的「新農村建設」和中國的農村社會工作實驗提供經驗教訓和反思依據。
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對一般性與普適性的警惕和對現實性與應用性的期望，構成了一種吊詭的矛盾。事實上，對規律性的總結與渴望，是學術研究難以割捨與掌控的衝動。例如，在分析與目前情勢關聯不大的「1949年以前」時，作者認為民國政府（國家）在槽區的影響力始終很有限，生存與杜贊奇描述的民國時期華北農村 [2] 以及蕭亮中（2004）筆下「國家控制時期」的雲南西北少數村寨 [3] 的情況都很不相同。
但哪怕是這種「無甚可比」、「不宜相比」的結論，無疑也隱含着有可能從差異性中尋找到可比性、現實性、規律性的原初設想。當然，這種旁觀卻不能完全客觀、抽離卻不能完全脫離的「悖論」，是質性研究範式與生俱來的尷尬，卻也反映出學者出於各種考慮而被迫以敘代論地強調地方性知識與地方性經驗、注重日常生活事件的當下現實。易輶攸畏，屬耳垣牆，當問題意識、批判精神與知識解放被小心、謹言、慮終乃至禁行的學術表述技巧分割、撕裂與瓦解，我們不得不重估學術研究的實際成果、實用價值與實踐意義。
村落社會所具有的祭祀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社會認同單位、基層政治單元等多面向特質，決定了村莊史絕不是單純意義上的鄉土史、風俗史、庶民史、鄉村史，而是承載着民間社會史、社群史、族群史、時代史與國史的重任。但這種歷史雖然我們最切身熟悉、最習以為常、最垂手可得，卻又最容易被我們忽略和最難求得客觀、真實。許多槽區老人們對「解放」的記憶與縣誌記載的「重大歷史事件」毫無關係；而槽區民眾對文革的「清貧、簡單、低效率、人際關係相對融洽」的感受，也與官定正史的說辭不完全相符。
本書副題中的國家、民族、基層政治等宏大詞彙，村民們很可能茫然無識。但可以肯定的是，許多今日的時髦詞彙將會消聲匿跡；最終能在歷史長河中長存的，必然是融入了生活世界肌理與文化生命體血脈之中的他們的敘述、記憶與時間。今時今日，當我們討論中共建黨一百周年、建政七十二周年時，個體的敘述、記憶與時間，尤其是那些來自邊緣、邊陲、邊疆、邊區的敘述、記憶與時間，同樣值得記錄和深究。
注釋
[1] 陳佩華、趙文詞和安戈著，孫萬國等譯。《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香港：牛津大學，1996）。
[2] 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3] 蕭亮中。《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