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到余英時先生（1930–2021）去世的消息，翻檢書櫃上多種余英時著作，書本觸手可及，一直在當眼之處，足證他的書常讀也常用，可惜大師已去，從此再無此等地位的大師。
《余英時回憶錄》在2018年底初版，一紙風行，這部回憶錄只是開頭，一路細說生平：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抗日戰爭、入讀東北中正大學和燕京大學，回憶錄的第四章曾先行刊於《明報月刊》，最耐細讀，若要了解五十年代香港的文化與政治，實在不可錯過。第四章上半部分談及香港與新亞書院，入史學家錢穆門下，也修過唐君毅先生的課堂，而第四章下半部分就談及香港自由知識人的政治文化動態，以至五十年代香港和台灣流行的反共刊物《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余先生也閱讀《人生》與《自由陣線》，其中《自由陣線》週刊為香港第三勢力的出版品，自由出版社不單刊行《自由陣線》，也出版了余先生最早的著作《近代文明的新趨勢》（1953）及《民主革命論》（1954）。這兩本小書加上另外兩種早期著作《民主制度的發展》（1955）和《自由與平等之間》（1955），已收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余英時文集．第六卷：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內容有刪減），正如余先生所指，《近代文明的新趨勢》是縱的敘述，《民主革命論》是橫的論列。大抵而言，《近代文明的新趨勢》以民主為主題，敘述西方自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以降的現代社會變遷和文化背景。《民主革命論》重視革命的精神、範疇、路線與方法等。
《余英時回憶錄》第四章也憶述友聯集團及其創建人、友聯的規模與影響，以及《祖國周刊》的獨特作用，在尾聲中，余先生也講到與徐速和劉偉一起成立高原出版社，並將《到思維之路》（1953）和《文明論衡》（1955）二書交高原印行作為支持。這兩本小書就收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余英時文集．第七卷：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上）》 ，《到思維之路》的雜文曾刊於《自由陣線》週刊，《文明論衡》的議論文章則見於《人生》雜誌。從這些余先生早年少作，清晰可見胡適自由主義思想如烙印般的影響。日後，余先生寫成兩篇胡適研究的經典之作，即〈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和〈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當然源自於他對胡適學說滾瓜爛熟。這兩篇長文，既是序文，篇幅幾成專書，如今都收於《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之中。
《余英時回憶錄》第五章述及美國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教授寫論文，回憶錄至此告一段落，教人對之後的事引頸以待，尤其是1973至1975年，余先生從哈佛告假兩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校院長兼中大副校長，推動中大改制，這段期間的經歷，尤其引人注目和議論，但還是未見他自身的詳盡憶述及表白。然而，余先生在香港電台《傑出華人系列》的訪問中直言：
我很不客氣地說，唐（君毅）先生，你在背後算計我，這個不對。我是你學生，你有甚麼問題，應該找我當面好好談。當面一句話不說，背後卻來整我，貼我大字報，這個我不能原諒。……在我生平上是一件大事，剛好碰上了，在我前後的校長都像太平天子沒甚麼風波，一到我手上就有風波，也許我命裡帶風波，不管做學問，還是搞行政，一定出大問題。
在中大期間，余先生趕上了香港學界的《紅樓夢》熱潮，寫成了兩篇論文，1974年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學報》，又成為《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書中最重頭的兩篇力作。1974至1975年間，余先生也寫成《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以清代乾嘉學術大家戴震與章學誠為重心，探討宋明理學轉入清代考證學的「內在理路」，清代儒學從「尊德性」向「道問學」的轉變，書稿在1976年由香港龍門書店出版。
從七十年代中葉開始，余英時著作主要在台灣出版，《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等等，都膾炙人口。中國大陸方面，《士與中國文化》1987年率先引入，而余英時作品系列六本，在2004至2005年間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2004年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十卷本余英時文集，2014年又補入《論學會友》及《國學與中國人文》兩卷。
至於香港，相隔超過三十年，到了2008年，香港明報出版社推出《會友集—余英時序文集》一書，此書最可觀為自序長文，洋洋灑灑，探索序文本身長達一千七百年的發展歷史，此序實在先聲奪人，兩年後收於《中國文化史通釋》時命名為〈原「序」：中國書寫文化的一個特色〉。
2010年，余先生在香港出版了《情懷中國──余英時自選集》（天地圖書）和《中國文化史通釋》（牛津大學出版社）兩本著作，《情懷中國》中開首的〈《孤琴》序──兼憶一九四九年的燕京大學〉，從巫寧坤的書回憶燕京大學的末日，文中內容可與〈「國家不幸詩家幸」 ──巫寧坤回憶錄《一滴淚》允晨新版序〉（見《會友集—余英時序文集》），以及《余英時回憶錄》第三章互參。此外，散文〈境界與平常心〉從下棋想到馮友蘭的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境界說，談得精彩而深遽。至於《中國文化史通釋》，就以思想、政治、商業、宗教、民間文化、文學、醫學、科學、藝術、科舉、俠等題目談中國文化史，在後記中，余先生刻意點出普世價值與多元文化間的調適，就如一聲暮鼓晨鐘。
同為2010年，余先生在台灣出版《人文與民主》，2015年推出新版《中國與民主》，由香港天窗出版，重點是增加了港版自序，以及〈香港抗命時代的開端〉（原文為2013年7月1日刊於《蘋果日報》的〈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大陸尊儒的黑心內幕〉兩文，余先生將香港民主運動上接天安門民主運動甚至五四運動，肯定了公民抗命和佔頌中環，是爭取普選的最重要手段，也批評大陸尊儒是要得到政治利益，而真正的儒家價值和西方現代普世價值非常相合。
2016年，余先生的英文論著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兩卷本，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品面世，屬於Masters of Chinese Studies系列，此系列之入選者僅有韓南（Patrick Hanan）、余國藩、許倬雲和余英時四人。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推出了《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的英譯本The Religious Ethic and Mercantile Spirit in Early Modern China，由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主編。
2018年《余英時回憶錄》推出後，近三年間未見新作，而余先生已是九旬老人矣，如今竟已與世長辭。余先生的門人弟子不少，可惜，盡得真傳者恐怕難有，收到余先生去世消息的一刻，我想到：中華學術已裂，長存浩氣已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