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轉型正義」，多半會聯想至曾受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而遭撕裂的社群，就近如韓國光州與台灣白色恐怖等，以及如何採取與國情相符的方法善後修復，促成社會和解，創造更鞏固的新民主文化。但落實修繕，其首要條件必先佇足現在回溯和直面歷史真相，梳理箇中因由，辨清是非。
歷史回憶，終歸是轉型正義或是健康社會繞不開的課題，這本由香港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博士主編、2010年牛津大學出版的《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也許是其中一個切入香港轉型正義的窗口。距今十一年前的出版，那時尚未發生反國教運動（2012年）、雨傘運動（2014）和反修例運動（2019），但卻隱隱透露着為何這些事件會逐一發生，並點出「歷史」從來都是一個眾數的多聲道。
沒有香港人的「香港故事」
香港這城市其實並不缺乏關於自己的歷史故事。耳熟能詳的是「由漁港到金融中心」的經濟童話，當中教訓是只論耕耘不問收穫，勤儉努力的窮人也可變富，明天會更美好；我們也聽說過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和諧社區，曾在上世紀下半葉存在於獅子山下，映照今天如紙薄的世態人情［……］
隻字片言，編者已在前言點出數個大眾所認識的香港歷史關鍵字「漁港」、「金融中心」、「七十二家房客」和「獅字山下」。但金融神話早隨兩次風暴危機瓦解破滅；七十二家房客也因住屋設計而再不復見；為各領域的成功者歌頌也越是鮮見，種種都顯示傳統慣常的歷史論述逐漸失衡，正是時候否想主流敘事，以新角度解讀歷史事件與流變，及建構另一種歷史敘述，打開新的因由脈絡與是非認知。
香港歷史不缺重要事件或傳奇人物，但卻一直夾在中英兩大官方歷史論述話語之中，把這些節點編織到特定一套脈絡。誠如黃國鉅〈歷史記憶與香港意識〉所說，英殖時期的香港歷史：
在殖民地時代，香港歷史的論述被簡化為從「開埠」時的小漁村，變成今日國際大都會的經濟成功史，〔⋯⋯〕其他一些敏感的政治事件，如殖民統治香港的手段、五十年代的右派暴動、六十年代的左派暴動等等，都輕輕帶過。
回歸以後的版本則成為：
以「香港自古是中國領土」為大前提，經過鴉片戰爭「離開母體」，到九七年「回歸祖國」為大團員結局。
官方歷史中沒有香港人自身的話語權，那持續探求的「集體記憶」能彌補與重構香港人的位置嗎？惜許多被追尋的回憶大多從個人生命經驗為主，直至朱凱廸在保衛皇后碼頭裡說：「皇后碼頭是香港社會運動的地標，我必須站在這個碼頭，才能講香港人自己的故事。」個人回憶藉時間、空間和語言構作起社會框架，來承載符號形成社會性回憶，進入集體意識之中。
教科書沒寫的「新編歷史」
除社會運動以外，還有其他香港歷史有機會走入眾人的視線內嗎？雖云本書乃選輯自《明報》專題「星期日生活：重寫我城的故事系列」，但仍嘗試以選篇勾勒出都市建設、教育與文化藝術各領域的歷史發展演替，提供官方或教科書以外的另一套「民間說法」。
比方說依賴東江水是香港缺乏水資源下的必然的歷史事實嗎？李家翹在〈為何香港依賴了東江水──再思香港的供水故事〉重新爬梳殖民時期的遠東部門官方檔案、香港政府文件和報章資料，得出在三任港督柏立基、戴麟趾和麥理活的建設下，曾有獨立供水的能力，卻因政治因素下而形成今日依賴之局。在這篇回顧檔案的文章中，回顧了中英雙方如何在水資源上的政治計算與角力，及後隨中英聯合聲明就香港去向展開，獨立供水體系建設也漸漸因供水權往中方傾斜而隨風飄散，終成今日的「不依賴不行」。
再來看看為何我們的主流論述會突然承繼了「中國傳統」的香港家庭價值。「『家庭』在這個新的『香港故事』敘述裡，化身為神奇的黏合劑，把兩個歷史軌跡相異的文化強行扯在一起，為打造後九七的政治認同提供支持。」曹文傑（小曹）在〈家計會．現代．性〉一文中回顧家庭計會指導會如何從提倡優生學，轉到配合時令的人口政策改而鼓勵節育，提示形塑「家庭」想像何以與政治及身份認同相關，抑連帶說明家庭計劃與政策方針配合本為常態。故當「家庭」成為牽動情緒的符號時，「重視家庭」便能成為「心繫家國」的絕佳橋樑，使中港兩地在深層的文化意識裡卻是同氣連枝，並用以解釋當今社會的家庭政治，生產出新的香港家庭樣式。
否思文化傳統
及至文化藝術如流行曲、劇場藝術及創意工業，也能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社會演變歷程。這部分收編了三篇關於粵語歌曲評價、康文署主辦的藝術節和西九文化工業區的討論，巧立起三塊自我凝視、由內部向外建構，以及與從外引入外來文化的鏡面。自我定位為被動的消費者時對粵語歌的自我貶抑及商業失利，投射出失敗的自我形象； 政府撥款資助大型藝團營運，同時自2000年起成立康文署，並每年投放大量資源邀請外地藝團來港演出，縱引入專家顧問協助評核，又有多大程度在維持社會「繁榮安定」以外，真正地讓本地藝術工作者對本土社會發展帶來多元影響？
再來看看千禧後港府大力推動西九文化區，讓文化創意經濟的旗幟高高懸掛。
做戲要有個戲台，有人做戲、有人睇戲、先至有人學戲──優良既傳統文化先至可以繼承落去。你話啦──西九應唔應該有個台吖？
──羅家英，西九文化區公眾參與活動電視宣傳短片，2007年
西九作為城市基建項目，似乎能把創意／文化產業（creative/cultural industries）的「文化迴路」（circuit of culture）推動起來。然而，藝評人梁寶山卻銳意點出創意／文化產業與文化經濟（cultural economy）實為不同概念，後者是用作重新審思過去被單純視為經濟活動之中的文化操作。若單把目光投放在產業項目，則容易忽略其生產至消費過程中的文化經濟操作，仍與過去的產物經濟無異。又抑或，吸收化約文化藝術成為消閒化下的消費選項，增加消費空間，才是推動西九背後的真正目的？迄今也不時耳聞西九場地租金高昂，文中寫及藝文工作者的口頭禪：「西九起好都唔到我地用」，一語成讖，藝術生產的成本與空間，終歸沒有因西九落成而有所改變。
東方明珠的另一面向
撥開單向的主流歷史敘述的輕紗，《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的作者們以短文從不同位置重新切入不同界別的香港故事。曾以為熟知的那個香港，還會一樣嗎？那顆「東方明珠」的光芒下，原來陰影面積從來不小。
然而重讀歷史的有趣之處，在於解讀者如何反向逆推出一些「假如」。也許在某個關鍵點下了不一樣的決定，或今天作出可呼應當年節點的行動，新編歷史或能走出全然不同的結果。「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重寫我城歷史，從新角度解讀、整理、重寫，或能編纂成另一部預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