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作《天下》一書時，中國政法大學歷史研究所鄧文初教授的抱負和野心，在於試着從在綜合性的整體認知中重構歷史的多元多線進程，在外交史、政治史、思想史等領域穿梭，交叉採用地緣政治學、知識社會學、國際關系學等領域的方法，「由外交史的技術層面進入國際關系的政局層面，由戰略決策的行動層面進入決定行動的知識層面，由國際知識的傳播層面進入生產知識的共同體層面，並進而觸及制度、人事、心態、文化及帝國命運這樣的話題」。
在鄧文初教授看來，中華帝國政治話語中的慣常用語，是從經濟地理與戰略地理上，將以中原為中心的帝國看做一個獨立的整體，相信所謂「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但這種自給自足的神話顯然只能當作一種象徵性話語」，明清帝國對異域文明的想象與認知清晰地呈現出這種模式背後的文化內涵：「天下主義」不僅有着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義偏見，還有着嚴重的等級壓制。
鄧文初教授的研究顯示，與天朝上國相反，明代佛郎機人（葡萄牙人）想象「異域」的方式，雖然有着某種近似的「我族中心主義」特徵，但其更為明顯的必經是基於人類平等與全球一體的人文主義色彩。鄧文初教授認為，這洋溢着歷史學家所說的「同情的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和人類學家所說的「他者的視角」（the perspectives of others），與此後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完全是兩回事。
「帝國建構的政治實踐與對這一實踐的話語表述是兩個不同的體系」，話語表述是具有規範知識體系特徵的帝國意識形態，是傳統政治中先於帝國建構的理論構想，其先在性因文化慣性和道統合法性制約而難以隨意更動與改寫。
因此，明清兩朝統治階層就算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也難以全然採取現實主義態度應對政治實踐。其戰略行為的實施既需要實際利益與帝國武力的支持，也需要意識形態即「天下主義」的支持。
可以說，明清帝國的具體外交實踐奉行了現實主義平等外交政策、實用主義路線和一般政治的行為模式，「其手段與策略均具有靈活性」，「並非總是如批判者所描述的那樣頑固不化」。但鄧文初教授發現，統治階層總是以特殊手段和雙重話語來掩飾和隱藏平等外交的實際意圖，需要對作為帝國意識形態的「天下主義」的監控功能加以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這種實踐與話語背離的現象」。
「儘管絕對皇權不容置疑，但那些掌握話語權的儒家官僚卻也具有某種傳統的權力，作為個人的皇帝並不具有挑戰此話語及體制的能力」；另一方面，皇權的至高無上和「天下共主」的絕對權威、尊嚴與身份，都建立在這套意識形態話語基礎之上並全然依賴這套話語體系，因此「儘管在現實政治中他必須採用違背意識形態話語所設定的方式行事，但卻無法挑戰這樣一套話語體系」，隱瞞真相只能成為唯一的選擇。
這算是帝國政治的某種作繭自縛，或者也可以理解為帝國的自我監控程序。
然而，這可能會進一步強化帝國官僚體系的自我封閉，沒能在現實主義政治的實踐中「創造符合新現實的話語體系、新的國際關係理論」，反倒因神聖化的、僵硬的「天下主義」話語而導致了帝國的精神分裂和自我萎縮。要知道，在國際政治中，僅有現實主義是無法承擔領導者責任的，更需要的是「某種政治理想的想象力與規劃能力」，以及「一套相配合的知識創新體制與超越性的知識共同體」，需要「在具體政治實踐之外運作，而不是官僚體制之內的實際操作」的獨立體制，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之外或之上「對具體政治過程加以反思與監控」。
正如納揚．昌達（Nayan Chanda）在《大流動》（Bound Together: How Traders, Preachers, Adventurers, and Warriors Shaped Globalization）中所說，商品、資本、技術、信息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促進了區域間的相互聯結，為全球化格局的真正形成奠定基礎；而在這一「流動的世界」背後，武士、傳教士、商人和冒險家等四類人群堪稱全球化的「塑造者」和「推動者」，世俗層面的經濟考量，以血腥暴力為特徵的武力征服，與精神層面的宗教信仰相糅合，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人性中的貪婪逐利天性、對未知世界的強烈好奇心、堅定的宗教熱忱，以及建立帝國的遠大夢想。
俄國在彼得大帝時期即已加入了歐洲知識共同體。就像蘇聯科學家瓦維洛夫（С・И・Вавилов）在《蘇聯科學院和俄國科學史》中的總結：「在彼得一世的統治下，俄國面向了一個決心擴展工業和貿易以及增強軍力的迫切的任務。這一計畫本身便需要有工程學和科學方面的廣泛的和疾速的助力。彼得一世渴切地尋求着在俄國傳播科學知識的最有效而迅捷的方法。在經過了各種不同的方法的嘗試後，他最後認爲建立一個俄國科學院乃是當務之急。」
1724年，俄國以柏林科學院為藍本在聖彼得堡建立了科學院。作為歐洲知識共同體的一部份，俄國和整個歐洲社會一道建立了普及普通國民的一般知識體系，既打通了商品、資本、技術、信息之間的流通和轉化，糅合了前述的逐利天性、科學好奇心、宗教熱忱與帝國夢想，也「為帝國提供了決策的知識基礎，而且也將決策轉化為直接的知識行動」。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帝皇的個人意志轉化為帝國意志，而帝國意志又通過知識共同體轉化為國民意志，帝國的國家認同感由此得到建立。
與之相比，「一般性知識的缺失是大清對外戰略中的致命傷」。雖然清初的幾位雄主的個人能力、才略識見和政治智慧與彼得大帝相比並不遜色，然而他們並沒有為自己的經驗與智慧去創造、建立一個使之成為帝國一般知識的制度體系。「在大清，不存在一個歐洲歷史上的那種『文人共和國』式的知識共同體」，甚至連俄國式的參謀總部、地理學會、科學院等國家學術機構也不存在（以科學院設置而言，則已經是200多年之後的民國了），俄國式的元老院、宗教委員會、科學院、最高法院等憲制權力結構的形成與商務部、外交部等專業化行政機構的設置更是缺席，遑論獨立的知識共同體。
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外交體制──「未經理性化與專業化的個人政治與已經理性化與專業化的國家政治」──的背後，呈現的是現代與前現代兩種完全不同的知識體系──「個人化的人身經驗與一般化的共有知識」──的分野。須知，「制度框架反映的不僅是權力關係、社會關係，更是其社會知識狀態，只有其對政治事務的認知進入專業化的程度，才能在制度設計上充分體現這種知識狀態」。由於沒有一個超然性的知識共同體，或獨立的決策階層，因此無法發展出一整套基於政治實踐的新的理論體系來，新的政治實踐也就無法納入新的認知之中。
可以說，「國家權力的擴張不僅沒有擴大其統治基礎與知識領域，反而強化了其將貿易認作『私人小事』，強化了其『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等傳統思想」。對老大帝國來說，「他們時代的知識並未為他們解決其歷史使命提供更多的可能，甚至連認知這一歷史使命的思想資源都付之闕如」。因此，無論是批判的武器還是武器的批判，都落了下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