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小說《候鳥》中的移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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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小說《候鳥》中的移位書

  1981年,西西於香港《快報》開始連載自傳體小說《候鳥》,共得三十萬字,後來以前十八萬字作為上卷,1991年印行出版。2018年,西西在臺灣洪範書店出版小說《織巢》,作為其早期小說作品《候鳥》的姐妹篇面世。第一部小說敘事者是童年隨母親與外婆外公等親人居住在上海,後來南下移居香港的少女林素素,第二部小說以林素素的妹妹林妍妍的視角敘說林家搬到香港居住之後的經歷兩部小說均採用女性第一人稱敘事, 分別從林家大女兒林素素和小女兒林妍妍的視角,敘述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林家為了逃避戰亂,逐步從上海遷居到香港的經歷。林父本來在上海從事海關檢疫工作,來港後擔任消防員。大女兒林素素童年在上海市內和杭州鄉郊度過,在香港繼續完成高小與中學學業,從師範學校畢業後成為一名小學教師。小女兒林妍妍在上海出生,在香港長大,嫁給了一位從加拿大回流的港人阿國,婚後聽從丈夫意願移民加拿大。從主題內容而言,這兩部小說可以視為西西本人家族遷徙的回憶錄。從敘事技巧而言,兩部小說呈現出西西的不同嘗試。《候鳥》採用林素素個人敘事視角,而《織巢》則以林妍妍第一人稱視角為主線,輔以林家其他女性成員多聲部敘事,如林素素自述用黑體加粗,林母自述用楷體,林家姑母自述用仿宋體,以示區別。

  在《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比爾・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oft)等人提出,後殖民文學的主要特徵之一便是「位移」(displacement),其中體現了「遷移造成的流離失所」(dislocation)。《候鳥》這部小說所描述的,正是這種「流離失所」的體驗,而到了《織巢》中,「候鳥」逐漸成為「織巢鳥」, 在此城落戶。林家三代購置房產,找到工作,就讀學校,生老病死,戀愛成家。借用華裔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的空間理論,西西筆下的香港對於林家而言,已經逐漸從客居「空間」(space)成為了定居「所在」(place)。這種對香港的情感紐帶,可以稱為「戀地情結」(topophilia)。西西這兩部小說中「位移書寫」與「戀地情結」這兩個主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人文地理學領域中,「空間」與「地方」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人文地理學重要學者段義孚在其著作《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一書中,從三個角度,探討人類如何體驗和理解世界,闡釋和組織空間與地方的中心議題:第一個角度是生物學上的事實,也就是人類不同的生長階段,通過不同的身體姿勢,以自己的動作方位劃分周圍的空間;第二個角度是空間與地方的關係,也就是人類逐漸熟悉抽象的空間,並且對其賦予價值,從而把空間(space)轉換為地方(place)的過程。第三個角度是經驗或知識的範圍。段義孚把經驗模式分成三類:感覺、知覺、觀念。[1] 覺往往來自主動體驗的視覺,但也和被動體驗的嗅覺和聽覺密切相關。段義孚舉出英文和法文中關於「知道」的表達來證明人類積累經驗的不同模式,如英文中的I see(我理解)與視覺有關,而法文中表示「知道」的savoir,與品味(savour)所需要的嗅覺與味覺有關。[2] 在《候鳥》中,童年林素素觀察上海居所及附近環境的自述,充分體現了段所總結的這三種經驗模式,其順序依次為:觀念-知覺-感覺,體現出從思想到感情之間的次第過渡過程。

  《候鳥》以一首童謠《法國梧桐》開篇,詢問法國梧桐的家鄉,究竟在哪裡──「法國梧桐呀/法國梧桐/我想問問你/你的家鄉在哪裡?/法國梧桐呀/法國梧桐/我想問問你/為甚麼/法國梧桐/長滿在/中國的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首童謠中,並未描述關於法國梧桐的細節。引起小女孩素素對「家鄉」觀念產生疑問的,僅僅是「中國/法國」這組模糊的國家觀念。正如這首開篇童謠所揭示,《候鳥》全書主題就在於對「故鄉」的探討。小女孩素素在上學途中發現道旁樹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問過父親之後得知是一種叫做「法國梧桐」的樹,於是開始思考:

法國,很遙遠的一個國家吧,為甚麼法國的梧桐,會跑到中國來呢。而且,在這條街上,好像除了法國梧桐樹,甚麼別的樹都沒有。那麼中國自己沒有梧桐樹嗎?學校的課本裡有許多樹,老師也說過,我們的國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樹,松樹,杉樹,桃樹,李樹,還有楊柳,還有枇杷樹,楊梅樹,但我每天看見的只是法國梧桐。

  這首西西創作的童謠呈現出強烈的空間感,其中描述的「中國的土地」上長滿了法國來的梧桐樹,實際上是十九世紀中開始上海法租界 [3] 的特有景象。文中描寫的梧桐樹的確來自法國,根據上海盧灣區志記載,「法國梧桐」這種行道樹最初是1887年由當時的法租界公董局從法國引進的。原法租界行道樹種植始於1868年,比公共租界晚了三年。

  從文中敘述可見,法國梧桐樹已經成為素素在上海童年生活中的最重要回憶。緊跟著開篇童謠,第一章的第二部分,以素素通過視覺、觸覺和聽覺所描寫的秋涼景色開始:

天氣漸漸涼了,蟬的鳴叫聲也變得緩慢和微弱了。樹上許多葉子都隨風飄了下來,葉子飄下來的時候,就像國語課本裡寫的樣子:在天空中轉一個圈,打一個旋,才飄呀飄呀,慢慢地落下來。樹根的四周,已經堆滿了無數落葉,新落下來的葉子還是青綠的,略帶一點兒焦黃,但早一些落下來的葉子,已變得深褐,甚至灰黑了。偶然一陣風吹來,所有的葉子都在風中打滾,呼呼地轉,沿著長街,朝街尾飛跑過去。有的碰在附近的牆上,拍拍地發出撲擊的聲音,好像無數巨大的蜻蜓。然後,葉子就在牆側停下來,不動了。遠去的葉子,也許聚疊在別的樹根下面,也許飛上了天空,但它們不久也回到了地面,這一次,卻滿身都是灰塵。 (頁2)

  這段描寫中,涼意為觸覺,葉子打滾呼呼與撲牆拍拍均為聽覺,樹葉隨風飄落變色為視覺,分別體現了知覺與感覺這兩種經驗模式。之後,素素開始向讀者描述她居住的社區:

這段路是我熟悉的,因為走過了這一條長街,再轉入另一條更長更寂靜的街道,朝左邊拐一彎,再走一會兒,就可以走到我的學校。我每天在這條路上走兩次,從來不乘搭電車,也不乘搭公共汽車,電車和公共汽車只行走在熱鬧的地方,而我的學校和我家之間,是些靜悄悄的街道,只有咿咿呀呀的三輪車、人力車,偶然才有一輛汽車駛過。電車的鈴聲,公共汽車的喇叭聲,好像屬於另外一個世界似的。[4]

  借用段義孚的分析,素素步行上學,通過在社區移動的方式對此社區進行丈量,體驗她所身處的這座城市,從而對上海建立一種空間感,以此構建她所想像的世界。

  事實上,術語「世界」的詞根「wer」指的是人,世界本身就包含了人及其所處的環境,並將這兩者結合在一起。人與世界代表了複雜的思想。此時,我們也需要思考由人與世界抽象出的更簡單的思想,即身體與空間。無論如何,我們應該記住,前者不僅佔據了後者,而且通過意念控制和規範著它。身體是“活生生的身體”,而空間是由人類建構的。[5]

  對故鄉的依戀,其心理根源在於對人類與世界關係的建立。兒童的地理範圍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擴大,但是不一定逐級地邁向更大的範圍。他們的興趣和知識首先集中於當地的小型社區,其次集中於城市,這中間就越過了鄰居這一層級。他們的興趣可能從城市跳到國家,從而越過了區域這一層級。(段24)段義孚也對人類對故鄉的空間體驗和心理感受,進行了詳細描述:

「故鄉是一種中等規模的地方。它是一個足夠大的區域(城市或者鄉村),能夠支撐一個人的生計。……幾乎每個地方的人都傾向於認為他們自己的故鄉是世界的中心。一個相信他們處於世界中心的民族隱含地認為他們的位置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在世界的不同地方,這種中心意義是由方位基點所形成的幾何空間概念明確界定的。家位於天文學上確定的空間系統的中心,連結天堂和地獄的垂直軸穿過了這個中心,人們設想星辰圍繞自己的住處運行,家是宇宙結構的焦點。這樣一種地方概念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放棄這種概念是難以想像的。」(頁149-150)

  上海是素素父母相識結婚之地,也是素素出生長大的地方,但是素素一直未能對這個城市產生「地方感」。段義孚認為,擁有基本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需要幾個條件,包括親切感(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持久性(對某個地方或者事物的留戀),這種地方感難以通過語言清晰地描述,但繪畫藝術和宗教儀式彌補了語言的不足。(頁120-121)

  素素無法將上海稱為自己的故鄉,原因有二:第一,「故鄉」這個詞語中所蘊藏的「鄉村」之意。在素素看來,上海這個大都市未能體現這種還「鄉」之感,因而無法被稱為自己的故鄉,從而對這個城市空間(urban space)缺乏情感依戀。上海法租界的大馬路、現代交通工具、尤其是充滿異國情調的道旁樹法國梧桐,使得素素無法把此地稱為自己的故鄉:

「我希望老師作文課的時候永遠也不要出一個叫做『故鄉』的題目,因為,我想我是沒有故鄉的,我從小就在城市裡長大,沒有流水,沒有小橋,沒有楊柳,沒有果園,沒有山,沒有田,沒有牛羊雞鴨的地方,也可以是一個人的故鄉嗎?我是多麼希望自己有一個故鄉啊,那麼,作文的時候,我也可以寫:門前有一條河,河上有一條橋,河上又有楊柳樹。可是我的故鄉呢?難道我就寫:門前有一條馬路,馬路中間有電車和公共汽車,馬路旁邊有一棵棵的法國梧桐?法國梧桐長得高,有三層房子那麼高,比花園的圍牆要高許多,秋天的時候,梧桐葉子都從樹上落下來?」(頁7)

  素素無法將上海稱為自己的故鄉的第二個原因,在於語言。素素的母語為廣州話,在家也是和父母講廣州話,但這種語言的親切感,卻在家庭以外的學校和社區難以尋覓。上海著名的粵菜餐館杏花樓,反而給素素一種故鄉之感:

「…… 我喜歡上杏花樓去,喜歡的理由,當然是我喜歡吃杏花樓的小包子小餃子,比起水泡飯來,它們真是神仙一般的食物呀。」不過,上杏花樓還有一件使我感到興奮的事:在杏花樓,所有的人都講廣州話。

無論我在學校裡,在街上,在小朋友的家裡,在王家伯伯和王家媽媽家裡,從來沒有一個人和我講廣州話,我只有在家裡才講廣州話,彷佛廣州話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應該要藏在家裡。如果我在學校裡一不小心講了一句,就會忽然聽到有人喊:餛飩面,餛飩面。

  在杏花樓就好了,無論哪一個人都講廣州話,老闆講、拿蒸籠來的那些人講、連桌子旁邊,或者隔鄰板壁那一邊的人也講。從來沒有人會喊:餛飩面,餛飩面。媽媽說,上了杏花樓,就好像回到了故鄉。咦,我的故鄉就是杏花樓嗎?媽媽說:我們上杏花樓吃的是「點心」,它們的名字叫「燒賣」,叫「蝦餃」叫「豬腸粉」…… 真是奇怪的名字。[6]

  素素自述此段經歷,生動地描寫了客居上海的廣東人群體以美食和粵語為基礎所構建出來的社群關係。雖然西西《候鳥》中所描述的並非跨國境移民的情況,但在這段描寫中,使用不同方言的群體在跨語際交流中現象,實際上已經呈現了後殖民文本的重要特徵。Bill Ashcroft 在《逆寫帝國》一書中,舉出殖民主義時代出現的數種移民情況來說明自我身份的異化過程在「地方」(place)的構建中出現。尤其是對某個地方的經驗(experience)與能夠描述這種體驗的語言之間產生斷層的時候,就產生了後殖民文本最為重要的特徵 [7] 此處有幾個關鍵字:地方(place)、異化(alienation)、經驗(experience)、語言(language),值得重視。無論自願與否,人類個體或群體遷移到異地生活,需要通過親身體驗瞭解周邊地理空間和學習當地語言克服陌生感,從而對新的生活環境產生歸屬感。

  在廣東人社群身份認同中,粵語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在《候鳥》一書中,素素在回顧自己和母親、祖父母、妹妹乘搭火車南下的過程中,除了描寫南方植被、語言、風土、飲食不同之外,也特別描寫到自己在達到南方邊境時,驚喜地發現邊境海關人員都講廣東話,而自己和家人也因為能夠講廣東話而迅速完成過關程式。這種南北地理文化語言的差別,在跨越邊界的過程中,更為鮮明。本文認為,遷移生活所產生的異化感並非殖民主義文學所獨有,由於語言缺失感而導致的表達困難,從而引起的異化和疏離感,才是位移書寫最為重要的特徵。西西筆下雖然未有直接對上海法租界狀況進行直接描寫,也沒有對當時的戰況鋪排解釋,但生於滬上,祖籍廣東的女孩素素對「法國梧桐」產生的疑惑和思考,對粵語母語無法在家庭以外使用的困擾感,乃至對這個城市空間的疏離感,正體現了位移書寫的主題。

 

注釋

[1] 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頁6。

[2] 同上注,頁8。

[3]  1849年,上海道台麟桂以告示形式同意法租界成立,面積為986畝,當時有9名法國人居住。「租界」實是法領事敏體尼的發明,此舉改變了原來「居留地」的提法,為租界日後成為「國中之國」埋下伏筆。1862年,法租界脫離了英國人控制的工部局,成立法國人自己的公董局,從此法租界便開始獨立行政。後屢經擴張,到1914年,袁世凱為緝拿革命黨人,派員與法領事簽訂《關於法租界界外馬路劃分警權協定》,將法租界擴至13,001畝。至今,上海西南區還保留著「法租界」的獨特風貌。參見韓建東,〈上海最傳奇的租界與外灘〉,中國文化研究院,2020年11月2日刊登,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years/3678,2020年11月3日登入。

[4] 西西,《候鳥》(台北︰洪範書店,1991),頁2。

[5] 同注1,頁28。

[6] 同注6,頁16頁。           

[7] “The most widely shared discursive practice within which this alienation can be identified is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 The gap which opens between the experience of place and the language available to describe it forms a classic and all pervasive feature of post-colonial texts. This gap occurs for those whose language seems inadequate to describe a new place, for those whose language is systematically destroyed by enslavement, and for those whose language has been rendered unprivileged by the imposition of the language of a colonizing power.” in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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