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死論述」只有二元對立的死胡同？
百花齊放的青年刊物一一呈現，《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令我有一個很關鍵的思考：不同立場、專業的刊物都在七十年代時「齊放」進行自我的主張，那麼近期「已死論述」是否「百花齊放」的末端。自二零一九年開始，諸如「香港電影已死」、「香港流行音樂已死」、「香港XX已死」的論述，它在社會上存在極大的機制，它帶動香港人去思考過去、思考現在，又構想和渴求突破未來。最令人不解的是，「已死論述」只需要印證「已死」，而沒有渴求「再生」，彷如一朵枯萎的花，失去水份和土壤。「已死論述」總是牽引着二元對立（死或未死），也牽引着一方論證：回憶。因為香港電影未死的時候，它是如此輝煌，因為香港音樂未死之際，它理應如此璀璨；我「懷念」王家衛的鏡頭、周星馳的「鬼馬」，我「懷念」張國榮的黃金時期。總言之，「懷念」就是因為回憶，因為過去的歷史敘事，「已死論述」常常令人在討論中生產「過去」與「現在」的二元比較，他們總是要求這兩個主體形成對立，它總是河水不犯井水地讓人跌進「只有回憶才是美好」的意識之中。儘管為了「已死的文化」甦醒，香港的風氣就只能做到「回憶」、「復古」，而沒有再思想、突破和建構新的想像。或許將「已死論述」塑造得像一門大學的研究，它猶如比較文學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所論及香港九七後面對的「消失的政治」。其實記憶作為「共鳴」聯想的同時，不如跳出這個框架，在迷戀過去作為主題，不如將生死看得赤裸一點，從「已死論述」中取得共鳴後，該如何自處？這個論述是否存在能動性（agency）去推動更多、更闊、更廣的想像？這個想像是否能夠推動成為實踐？
七十年代青年刊物作為再現，可否「再現」？
《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由藝發局特許出版，共分成十個章節。這個專集的書寫是屬於一種記憶的敘事，它將七十年的文學、文化、藝術，宗教及電影的刊物再一次呈現。這些記憶的論述再現了當代刊物的視覺文化，文化內涵和時代性。回到七十年代，此書的意涵總是再現着很多新一代年輕人未曾涉獵的東西，但這種再現的論述是否在現今就不再「再現」？與其只靠書本的再現或呈現機制，不如將書本的再現置放於現在重新思考，這不是去複製過去的流行文化，而是我們要開始思考如何去想像新的未來？
七十年代的議題它不斷再現
「七十年代是一個奇異的年代，青年刊物參與的人幾乎把所有公餘的時間，花在沒有實質報酬的工作上，更不用說要面對當權者因政治敏感而施加的嚴密監視與干擾。」──許迪鏘
要了解一個時代的發展，我們當然要走進那個年代仔細地梳理歷史的脈絡。縱使梳理歷史的時候有史實錯誤的翻譯，但在此，我不是投進一個清晰的七十年代，而是意圖以新一代青年人觀察一個七十年代的文化刊物。它的議題似乎歷久不衰，它總是困擾着社會大眾，有着千萬種一致的社會問題，七十年代的社會也需要發聲，它似乎要我們新時代的人再繼承那個未完成的任務。我們可以用記憶去論述過百種過去的好，比較出現在的惡劣，但歷史的再現是否只有值得懷念？那麼壞的時代，是不是總要從歷史的脈絡抽離，它不能參與「已死論述」的二元辯論嗎？在《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由鄭宜迅撰文的〈缺乏正義的「自由社會」不是真正的自由社會〉中，他說得一點也不曖昧，當時就是不正義的自由。那麼，現在「已死論述」總是「懷念」過去，那麼到底懷念着甚麼呢？
七十年代的刊物總是與抗爭連結上關係，如《文社綫》、《中報周刊》、《開放》、《青年世界》、《學潮》等的報刊雜誌。總的來說，那個時代不只是需要反抗的論述，那個時代是在那個理想的自由烏托邦生活，而不只是「想像」。但我們要知道那個自由的時代是最美的，也是壞的──它是需要處理「不公義」，諸如那時候婦女的困厄，現在的婦女又面臨什麼的壓迫？那時工人權益的剝削，現時一張張的聲明書又能否改善工人被剝削的困厄？那個年代，原來都要思索「移民」，現在不就是「移民」的離留之間嗎？
七十年代刊物的想像總能進入實踐的層面，它並不只是懷念過去，而是，它期望在刊物實踐當代需要的「想像」。而現今，我們需要怎樣的想像、需要怎樣讓情感不再局限在二元之中，其實需要一個社會性的突破，很慶幸能看見四大網絡媒體合作，他們象徵着新一代的青年，新一代青年不必從出版來印證文化生產，在新的網絡時代，新青年從網絡共建社群，是一種突破。電視製作突破常規的電視收視時段，結合網絡平台增加觀看彈性，新的青年一群可以無時無刻穿梭網絡媒介，他們引來一群青年粉絲，更有一眾從舊電視消費文化過度而來的中年人，青年與上一代已經不再是階級分野和淘汰的關係，他們可以建立共同話題。
「承認」、「執着」、「放下」與推動
「六七十年代，香港一輩年輕人的想像力翅膀，飛進了文字的空間，恣意地背叛制式教育的一切，閱讀一些父母或老師認為無益於考試的書刊。」──邱立本
如果「已死」可以正面來看，它就是號召現在的人為流行文化尋找新的生命，執着於「創作」過去相同的模式並不會為「已死」變得堂皇和尊重，這種純粹模仿和複製只是一種「悼念」的公式，如果能發揮已死作為建立新的文化，才是對「已死」文化的一個最大尊重。美妙的自由社會，它令人避開生死的論述，令人畏懼死亡，但它不知道死亡是生產新生命的動力。現實中，我們在常規（norms）裏，「新生命」顯得越發越難想像，「文化已死」很恐怖，因為這個社會將「死」梳妝得恐怖，但想像和改變的靈魂已死，才是文化沙漠最大的死穴。如果「已死」只停留說服眾人「承認」的層面，便會令人在「恐懼之中」和「停止想像」的空間活下去，那麼我又回憶起聞一多先生的〈死水〉：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甚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