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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敘事中反思「已死論述」:《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是再現, 還是不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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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敘事中反思「已死論述」:《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是再現, 還是不再現?

「已死論述」只有二元對立的死胡同?

  百花齊放的青年刊物一一呈現,《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令我有一個很關鍵的思考:不同立場、專業的刊物都在七十年代時「齊放」進行自我的主張,那麼近期「已死論述」是否「百花齊放」的末端。自二零一九年開始,諸如「香港電影已死」、「香港流行音樂已死」、「香港XX已死」的論述,它在社會上存在極大的機制,它帶動香港人去思考過去、思考現在,又構想和渴求突破未來。最令人不解的是,「已死論述」只需要印證「已死」,而沒有渴求「再生」,彷如一朵枯萎的花,失去水份和土壤。「已死論述」總是牽引着二元對立(死或未死),也牽引着一方論證:回憶。因為香港電影未死的時候,它是如此輝煌,因為香港音樂未死之際,它理應如此璀璨;我「懷念」王家衛的鏡頭、周星馳的「鬼馬」,我「懷念」張國榮的黃金時期。總言之,「懷念」就是因為回憶,因為過去的歷史敘事,「已死論述」常常令人在討論中生產「過去」與「現在」的二元比較,他們總是要求這兩個主體形成對立,它總是河水不犯井水地讓人跌進「只有回憶才是美好」的意識之中。儘管為了「已死的文化」甦醒,香港的風氣就只能做到「回憶」、「復古」,而沒有再思想、突破和建構新的想像。或許將「已死論述」塑造得像一門大學的研究,它猶如比較文學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所論及香港九七後面對的「消失的政治」。其實記憶作為「共鳴」聯想的同時,不如跳出這個框架,在迷戀過去作為主題,不如將生死看得赤裸一點,從「已死論述」中取得共鳴後,該如何自處?這個論述是否存在能動性(agency)去推動更多、更闊、更廣的想像?這個想像是否能夠推動成為實踐?

七十年代青年刊物作為再現,可否「再現」?

  《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由藝發局特許出版,共分成十個章節。這個專集的書寫是屬於一種記憶的敘事,它將七十年的文學、文化、藝術,宗教及電影的刊物再一次呈現。這些記憶的論述再現了當代刊物的視覺文化,文化內涵和時代性。回到七十年代,此書的意涵總是再現着很多新一代年輕人未曾涉獵的東西,但這種再現的論述是否在現今就不再「再現」?與其只靠書本的再現或呈現機制,不如將書本的再現置放於現在重新思考,這不是去複製過去的流行文化,而是我們要開始思考如何去想像新的未來?

 

七十年代的議題它不斷再現

「七十年代是一個奇異的年代,青年刊物參與的人幾乎把所有公餘的時間,花在沒有實質報酬的工作上,更不用說要面對當權者因政治敏感而施加的嚴密監視與干擾。」──許迪鏘

  要了解一個時代的發展,我們當然要走進那個年代仔細地梳理歷史的脈絡。縱使梳理歷史的時候有史實錯誤的翻譯,但在此,我不是投進一個清晰的七十年代,而是意圖以新一代青年人觀察一個七十年代的文化刊物。它的議題似乎歷久不衰,它總是困擾着社會大眾,有着千萬種一致的社會問題,七十年代的社會也需要發聲,它似乎要我們新時代的人再繼承那個未完成的任務。我們可以用記憶去論述過百種過去的好,比較出現在的惡劣,但歷史的再現是否只有值得懷念?那麼壞的時代,是不是總要從歷史的脈絡抽離,它不能參與「已死論述」的二元辯論嗎?在《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由鄭宜迅撰文的〈缺乏正義的「自由社會」不是真正的自由社會〉中,他說得一點也不曖昧,當時就是不正義的自由。那麼,現在「已死論述」總是「懷念」過去,那麼到底懷念着甚麼呢?

  七十年代的刊物總是與抗爭連結上關係,如《文社綫》、《中報周刊》、《開放》、《青年世界》、《學潮》等的報刊雜誌。總的來說,那個時代不只是需要反抗的論述,那個時代是在那個理想的自由烏托邦生活,而不只是「想像」。但我們要知道那個自由的時代是最美的,也是壞的──它是需要處理「不公義」,諸如那時候婦女的困厄,現在的婦女又面臨什麼的壓迫?那時工人權益的剝削,現時一張張的聲明書又能否改善工人被剝削的困厄?那個年代,原來都要思索「移民」,現在不就是「移民」的離留之間嗎?

  七十年代刊物的想像總能進入實踐的層面,它並不只是懷念過去,而是,它期望在刊物實踐當代需要的「想像」。而現今,我們需要怎樣的想像、需要怎樣讓情感不再局限在二元之中,其實需要一個社會性的突破,很慶幸能看見四大網絡媒體合作,他們象徵着新一代的青年,新一代青年不必從出版來印證文化生產,在新的網絡時代,新青年從網絡共建社群,是一種突破。電視製作突破常規的電視收視時段,結合網絡平台增加觀看彈性,新的青年一群可以無時無刻穿梭網絡媒介,他們引來一群青年粉絲,更有一眾從舊電視消費文化過度而來的中年人,青年與上一代已經不再是階級分野和淘汰的關係,他們可以建立共同話題。

 

「承認」、「執着」、「放下」與推動

「六七十年代,香港一輩年輕人的想像力翅膀,飛進了文字的空間,恣意地背叛制式教育的一切,閱讀一些父母或老師認為無益於考試的書刊。」──邱立本

  如果「已死」可以正面來看,它就是號召現在的人為流行文化尋找新的生命,執着於「創作」過去相同的模式並不會為「已死」變得堂皇和尊重,這種純粹模仿和複製只是一種「悼念」的公式,如果能發揮已死作為建立新的文化,才是對「已死」文化的一個最大尊重。美妙的自由社會,它令人避開生死的論述,令人畏懼死亡,但它不知道死亡是生產新生命的動力。現實中,我們在常規(norms)裏,「新生命」顯得越發越難想像,「文化已死」很恐怖,因為這個社會將「死」梳妝得恐怖,但想像和改變的靈魂已死,才是文化沙漠最大的死穴。如果「已死」只停留說服眾人「承認」的層面,便會令人在「恐懼之中」和「停止想像」的空間活下去,那麼我又回憶起聞一多先生的〈死水〉: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甚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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