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由《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班納迪克．安德森試着解釋民族這個「異常現象」為何在當今社會賦予人們那麼深刻的情感正當性。首先，他先是在書中定義民族為「想像的、有限的、有主權的共同體」，再描述宗教共同體與王朝的解體、印刷資本主義的出現，藉此解釋民族主義出現的時代背景。後續，安德森也依照歷史脈絡，描述四波民族主義的發展，甚至打破了有些學者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的觀念，將第一波民族主義與中南美洲的歐裔海外移民連結。在書中最後，安德森區分了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差異，也透過最後一章，說明民族的歷史敘述與建構民族想像的關聯性。
安德森擅長舉特定的文本或詞彙為例，凸顯他欲表達的概念。抽象性的論述往往使人費解，但此類舉例卻能直接地讓讀者理解，不失為一大特點。剛開始讀《想像的共同體》，隨着安德森的寫作脈絡，筆者假定「民族」是一種大眾因反抗而生的產物，如同在2020年中華民國的總統大選中，我國因香港反送中事件而促成所謂「反抗性的國族認同」，助長了民主進步黨候選人蔡英文的選情。然而，讓既有的思考沉澱一段時間後，筆者回憶起安德森寫作之初的問題意識「為何民族賦予大眾那麼深刻的情感正當性，甚至為其犧牲？」民族的特性不僅僅只是因反抗而生的認同，而是群眾的情感依歸，這種力量能夠促成社會上極具影響力的事件。不過，這種情感是否伴隨着不理性？民族主義在臺灣面對轉型正義的課題時，又扮演了甚麼角色？民族在現代民主國家被當作甚麼工具被統治者利用？下文將圍繞在以上三個問題，並在文末重新審視「若民族為不理性，是否有必要避免之」，作為文章總結。
當民族主義遇上轉型正義
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記憶與遺忘〉說明，歷史的敘述建構出民族的想像。政府刻意掩蓋的黑暗面或許能卓越一個民族的自信；不過，雖說無知是一種幸福，卻也是一種潛在危機。透過轉型正義，方能揭露歷史真相，讓社會實質性地達成和解。
轉型正義，又稱過渡型正義，意旨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而這個正義包括處置加害者、揭露歷史真相 [1]、回復受害者名譽與尊嚴等項目。臺灣作為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在過去的威權時期歷經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不少知識份子被國民政府當作政治犯處置，只為了灌輸、洗腦既定的民族思想。如同《想像的共同體》〈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所提及之概念，透過國歌、蔣公遺像等符碼，國民政府也讓屬於「中華民國」的民族意識根深柢固在大眾的腦海之中，直至今日，造就了許多威權遺緒。
近年來，我國積極推動轉型正義，憑藉相關組織的協助，公開了上千件機密文件，也因此還給許多受害者家庭一個清白。不過，在我國推動相關措施時，國民黨的態度值得深究。針對轉型正義，二〇一六年，國民黨智庫曾有「撕裂族群」的批評。若用民族性的觀點解釋之，的確，公布真相有可能進一步撕裂社會；然而，筆者認為社會不應該一味地處在「無知」的狀態，而是透過既定程序恢復正義。國民黨「撕裂族群」的批評看似合理，但實質上，這說明了民族的感性與不理性。
從日本對慰安婦、法國對盧安達事變的態度，都可以看出要一個國家「道歉」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第一，這有損他們自己的國族認同，讓統治者較難以民族之名攏絡民心；第二，大眾可能因此認知到自己的國家不值得感到驕傲與自信。然而，德國積極處理納粹種族大屠殺的態度卻是轉型正義的典範之一。雖然這讓他們本身國家的民族性降低，卻透過實際的審判、教育、立法，讓大眾認知到前車之鑑，也因此從之中學習，達成實質的社會和解。
民族，作為一種大眾依附的歸屬感，在臺灣面對轉型正義的課題時，激盪出饒富趣味的尷尬 [2]。儘管如此，藉由反思民族的不理性與兩黨詮釋民族的差異，或許大眾才能以更理性的角度看待民進黨推動轉型正義這件事，讓恢復正義這件事不流於政治清算的結局。
民族，伴隨着選舉的激情而強化本身的屬性
民族，抑或是國族認同，時常伴隨着大眾對於選舉的熱情而強化，甚至是政治化。選舉是一種群眾對於追求民主的一種激情、瘋狂，而民族亦是如此，它讓大眾凝聚集體情感，透過選舉中政客的催化，甚至伴隨着特定事件（如：香港反送中），衍生出反抗性的國族認同，這使一個國家的民族性達到最大效益化。
顧昕（2020）曾在期刊呼應安德森所指稱的「想像的共同體」，甚至更進一步地說明用「想像」一詞描述民族的特性力度不夠，因為民族是被「撩動」的產物，就如同選舉時政治人物的催化群眾的民族意識般。他也提到：「一般而言，民族主義不會停留在民眾樸素的歸屬感的追求，而總會變成一種由政治活動家、社會活動家和思想活動家聯合生產的人為構造物，變成針對他人的武器，成為謀取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工具。」揭示了這個時代大眾對民族的感性與不理性。
我國兩大黨之間所擁護的民族意識並不相同，一者較強調中華民國，另一者則視臺灣本位為核心，但事實上，政治人物皆有利用民族意識操弄大眾情感的痕跡。除了上述國民黨批判轉型正義撕裂族群情感的案例之外，在選舉之時，民進黨也曾主打「二〇二〇，臺灣要贏」，以追求民主之名，激起臺灣本土民族的情感。吳啟訥（2020）就曾指出：「與自由主義者相比，臺灣本土民族主義者則自始即將民主視為達成民族主義目標的工具。」這顯示民族說到底，終究是一個大眾兼具感性與不理性的集體認同，甚至時常淪為政客的利益工具。除此之外，當民族主義政治化，或許其隱含了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的成份在。
顧昕認為，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種族主義不具備成為意識形態的資質。它們來源自群眾的情感，而且這是一種具備政治魔力的情感，彼此間互相滲透、強化，構成三位一體，展現優越感的程序與儀式。舉前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臺譯：川普）為例，「讓美國再次偉大」、「美墨圍牆」、「美國優先」等政策可歸類在種族民族主義，此類我族優先主義的態度隱含了民粹主義的概念。回溯到歐洲二〇一五年的難民危機，許多極右派民族主義者也主張不接收難民，讓民粹的浪潮散佈在西方世界。綜上所述，民族不僅僅只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它也伴隨着大眾對於選舉的激情、政治人物的操弄而被煽動，甚至是強化；在這種狀況下，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形成三位一體，受眾人情感性的追捧，卻隱含一些危機。既然如此，民族的意義何在？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大眾是否有必要抵制民族主義的出現？
既然民族那麼不理性，是否有必要避免之
安德森企圖在《想像的共同體》尋找民族賦予大眾這種情感正當性的原因，而本篇書評則延伸這樣的思考，藉由臺灣轉型正義的案例論述民族的感性與不理性，並提及民族在現代社會中被政治人物操弄的過程與其影響。
民族的不理性是必然的。如同上文所示，當民族主義遇上轉型正義，國民黨的態度足以證明民族的不理性。書中第四章〈歐裔海外移民的先驅者〉解釋克里歐佑人如何透過想像建構出群眾認同，但在他們凝聚意識革命，擊退西班牙殖民政府後，「我們的美洲」終究淪為新政府的統治工具，形同一種「內部殖民」，可作為民族被工具化的例子。所以說，民族或許能形塑強大的革命意識，但這充其量只是執政者手上的旗子。雖然如此，筆者認為不該因此而避免、排斥民族主義；反之，民族主義的出現可以用來審視各項政策背後所象徵的意涵。就像民粹主義，雖然難以消除，卻是現代社會實行民主制度在合法性上的反思。
在全球化「氾濫」的時代，民族主義助長了反全球化的浪潮。大眾有既定的民族自信與驕傲感，但理性來說，這不見得是件好事。近兩年來，鑑於新冠病毒，全球化倒退的趨勢也顯而易見，民族意識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會有甚麼走向？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相應的關係為何？以上兩點仍值得學界進一步探討，希冀未來能看到更多相關研究出現。
注釋
[1] 此部份目前尚未在臺灣落實。而事實上，若參考現任總統蔡英文的態度，處置加害者只能算是一個理想狀態，考量臺灣的社會氛圍，可行性低。
[2] 雖說民進黨推動轉型正義乍看是件好事，但免不了隱含政治清算的野心。有別於其他國家，臺灣推動轉型正義之矛盾就在於，清算的對象至今仍是檯面上的在野／執政黨。此外，若以民族的角度剖析兩大黨，民進黨企圖營造的民族意識為「臺灣」而非「中華民國」，反之國民黨為後者。吳啟訥（2020）提及，民進黨將國民黨視為「外在殖民者」，這詭異地讓推動轉型正義成為一件有助於民進黨滲透「臺灣民族主義」的事蹟。
參考資料
吳啟訥。〈民主化抑或民族主義化？——從歷史視角觀察台灣政治轉型〉，《二十一世紀》，2020年4月號，頁4 – 15。
顧昕。〈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二十一世紀》，2020年10月號，頁81 –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