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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專題】《想像的共同體》──激情過後,民族的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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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專題】《想像的共同體》──激情過後,民族的意義何在

  藉由《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班納迪克.安德森試着解釋民族這個「異常現象」為何在當今社會賦予人們那麼深刻的情感正當性。首先,他先是在書中定義民族為「想像的、有限的、有主權的共同體」,再描述宗教共同體與王朝的解體、印刷資本主義的出現,藉此解釋民族主義出現的時代背景。後續,安德森也依照歷史脈絡,描述四波民族主義的發展,甚至打破了有些學者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的觀念,將第一波民族主義與中南美洲的歐裔海外移民連結。在書中最後,安德森區分了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差異,也透過最後一章,說明民族的歷史敘述與建構民族想像的關聯性。

  安德森擅長舉特定的文本或詞彙為例,凸顯他欲表達的概念。抽象性的論述往往使人費解,但此類舉例卻能直接地讓讀者理解,不失為一大特點。剛開始讀《想像的共同體》,隨着安德森的寫作脈絡,筆者假定「民族」是一種大眾因反抗而生的產物,如同在2020年中華民國的總統大選中,我國因香港反送中事件而促成所謂「反抗性的國族認同」,助長了民主進步黨候選人蔡英文的選情。然而,讓既有的思考沉澱一段時間後,筆者回憶起安德森寫作之初的問題意識「為何民族賦予大眾那麼深刻的情感正當性,甚至為其犧牲?」民族的特性不僅僅只是因反抗而生的認同,而是群眾的情感依歸,這種力量能夠促成社會上極具影響力的事件。不過,這種情感是否伴隨着不理性?民族主義在臺灣面對轉型正義的課題時,又扮演了甚麼角色?民族在現代民主國家被當作甚麼工具被統治者利用?下文將圍繞在以上三個問題,並在文末重新審視「若民族為不理性,是否有必要避免之」,作為文章總結。

 

當民族主義遇上轉型正義

  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記憶與遺忘〉說明,歷史的敘述建構出民族的想像。政府刻意掩蓋的黑暗面或許能卓越一個民族的自信;不過,雖說無知是一種幸福,卻也是一種潛在危機。透過轉型正義,方能揭露歷史真相,讓社會實質性地達成和解。

  轉型正義,又稱過渡型正義,意旨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而這個正義包括處置加害者、揭露歷史真相 [1]、回復受害者名譽與尊嚴等項目。臺灣作為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在過去的威權時期歷經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不少知識份子被國民政府當作政治犯處置,只為了灌輸、洗腦既定的民族思想。如同《想像的共同體》〈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所提及之概念,透過國歌、蔣公遺像等符碼,國民政府也讓屬於「中華民國」的民族意識根深柢固在大眾的腦海之中,直至今日,造就了許多威權遺緒。

  近年來,我國積極推動轉型正義,憑藉相關組織的協助,公開了上千件機密文件,也因此還給許多受害者家庭一個清白。不過,在我國推動相關措施時,國民黨的態度值得深究。針對轉型正義,二〇一六年,國民黨智庫曾有「撕裂族群」的批評。若用民族性的觀點解釋之,的確,公布真相有可能進一步撕裂社會;然而,筆者認為社會不應該一味地處在「無知」的狀態,而是透過既定程序恢復正義。國民黨「撕裂族群」的批評看似合理,但實質上,這說明了民族的感性與不理性。

  從日本對慰安婦、法國對盧安達事變的態度,都可以看出要一個國家「道歉」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第一,這有損他們自己的國族認同,讓統治者較難以民族之名攏絡民心;第二,大眾可能因此認知到自己的國家不值得感到驕傲與自信。然而,德國積極處理納粹種族大屠殺的態度卻是轉型正義的典範之一。雖然這讓他們本身國家的民族性降低,卻透過實際的審判、教育、立法,讓大眾認知到前車之鑑,也因此從之中學習,達成實質的社會和解。

  民族,作為一種大眾依附的歸屬感,在臺灣面對轉型正義的課題時,激盪出饒富趣味的尷尬 [2]。儘管如此,藉由反思民族的不理性與兩黨詮釋民族的差異,或許大眾才能以更理性的角度看待民進黨推動轉型正義這件事,讓恢復正義這件事不流於政治清算的結局。

 

民族,伴隨着選舉的激情而強化本身的屬性

  民族,抑或是國族認同,時常伴隨着大眾對於選舉的熱情而強化,甚至是政治化。選舉是一種群眾對於追求民主的一種激情、瘋狂,而民族亦是如此,它讓大眾凝聚集體情感,透過選舉中政客的催化,甚至伴隨着特定事件(如:香港反送中),衍生出反抗性的國族認同,這使一個國家的民族性達到最大效益化。

  顧昕(2020)曾在期刊呼應安德森所指稱的「想像的共同體」,甚至更進一步地說明用「想像」一詞描述民族的特性力度不夠,因為民族是被「撩動」的產物,就如同選舉時政治人物的催化群眾的民族意識般。他也提到:「一般而言,民族主義不會停留在民眾樸素的歸屬感的追求,而總會變成一種由政治活動家、社會活動家和思想活動家聯合生產的人為構造物,變成針對他人的武器,成為謀取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工具。」揭示了這個時代大眾對民族的感性與不理性。

  我國兩大黨之間所擁護的民族意識並不相同,一者較強調中華民國,另一者則視臺灣本位為核心,但事實上,政治人物皆有利用民族意識操弄大眾情感的痕跡。除了上述國民黨批判轉型正義撕裂族群情感的案例之外,在選舉之時,民進黨也曾主打「二〇二〇,臺灣要贏」,以追求民主之名,激起臺灣本土民族的情感。吳啟訥(2020)就曾指出:「與自由主義者相比,臺灣本土民族主義者則自始即將民主視為達成民族主義目標的工具。」這顯示民族說到底,終究是一個大眾兼具感性與不理性的集體認同,甚至時常淪為政客的利益工具。除此之外,當民族主義政治化,或許其隱含了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的成份在。

  顧昕認為,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種族主義不具備成為意識形態的資質。它們來源自群眾的情感,而且這是一種具備政治魔力的情感,彼此間互相滲透、強化,構成三位一體,展現優越感的程序與儀式。舉前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臺譯:川普)為例,「讓美國再次偉大」、「美墨圍牆」、「美國優先」等政策可歸類在種族民族主義,此類我族優先主義的態度隱含了民粹主義的概念。回溯到歐洲二〇一五年的難民危機,許多極右派民族主義者也主張不接收難民,讓民粹的浪潮散佈在西方世界。綜上所述,民族不僅僅只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它也伴隨着大眾對於選舉的激情、政治人物的操弄而被煽動,甚至是強化;在這種狀況下,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形成三位一體,受眾人情感性的追捧,卻隱含一些危機。既然如此,民族的意義何在?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大眾是否有必要抵制民族主義的出現?

 

既然民族那麼不理性,是否有必要避免之

  安德森企圖在《想像的共同體》尋找民族賦予大眾這種情感正當性的原因,而本篇書評則延伸這樣的思考,藉由臺灣轉型正義的案例論述民族的感性與不理性,並提及民族在現代社會中被政治人物操弄的過程與其影響。

  民族的不理性是必然的。如同上文所示,當民族主義遇上轉型正義,國民黨的態度足以證明民族的不理性。書中第四章〈歐裔海外移民的先驅者〉解釋克里歐佑人如何透過想像建構出群眾認同,但在他們凝聚意識革命,擊退西班牙殖民政府後,「我們的美洲」終究淪為新政府的統治工具,形同一種「內部殖民」,可作為民族被工具化的例子。所以說,民族或許能形塑強大的革命意識,但這充其量只是執政者手上的旗子。雖然如此,筆者認為不該因此而避免、排斥民族主義;反之,民族主義的出現可以用來審視各項政策背後所象徵的意涵。就像民粹主義,雖然難以消除,卻是現代社會實行民主制度在合法性上的反思。

  在全球化「氾濫」的時代,民族主義助長了反全球化的浪潮。大眾有既定的民族自信與驕傲感,但理性來說,這不見得是件好事。近兩年來,鑑於新冠病毒,全球化倒退的趨勢也顯而易見,民族意識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會有甚麼走向?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相應的關係為何?以上兩點仍值得學界進一步探討,希冀未來能看到更多相關研究出現。

 

注釋

[1]  此部份目前尚未在臺灣落實。而事實上,若參考現任總統蔡英文的態度,處置加害者只能算是一個理想狀態,考量臺灣的社會氛圍,可行性低。

[2] 雖說民進黨推動轉型正義乍看是件好事,但免不了隱含政治清算的野心。有別於其他國家,臺灣推動轉型正義之矛盾就在於,清算的對象至今仍是檯面上的在野/執政黨。此外,若以民族的角度剖析兩大黨,民進黨企圖營造的民族意識為「臺灣」而非「中華民國」,反之國民黨為後者。吳啟訥(2020)提及,民進黨將國民黨視為「外在殖民者」,這詭異地讓推動轉型正義成為一件有助於民進黨滲透「臺灣民族主義」的事蹟。

 

參考資料

吳啟訥。〈民主化抑或民族主義化?——從歷史視角觀察台灣政治轉型〉,《二十一世紀》,2020年4月號,頁4 – 15。

顧昕。〈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二十一世紀》,2020年10月號,頁81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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