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孚（Chantal Mouffe） 在本書中所要處理的問題如同書名所示的是政治的回歸。政治性消弭的當代，也同時是施密特（Carl Schmitt）在20世紀提出「政治性的概念」時的背景，那時是韋伯所稱的理性化、官僚化的國家，而在祛魅的過程中，將非理性的元素與以去除的同時，主體性格、意志以及決斷都被抹去，而例外狀態的決斷者作為主權者（sovereign）的觀念正是施密特恢復16世紀國家超驗性（transcendence）嘗試。而慕孚所談的政治，即為施密特式的政治。
政治性的概念是獨立於道德善惡、藝術美醜、經濟盈虧的「朋友與敵人之劃分」敵友的劃分有着這種意義：它標誌着一種聯結或分離、組合或解組的最後緊張度；它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能夠自立，而不必同時使用到所有那些道德的、美學的、經濟的或其他的劃分。政治性質的敵人，不必然是道德性質的惡，也不必然是美學性質的醜；他不必是作為經濟上的競爭者而出現，甚至與他做交易，可能還有好處。他就是另類（der andere）、陌生者（der Fremde）。[1] 敵人就是非我群者的他者（the others），同時「我們」的形成也因他者作為「不可或缺的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才有可能，「我們」與「他們」隨時可能因為差異上升到否定我群的存在而具有鬥爭性質，進而政治性的場域躍升於檯面上。換言之，在任何場域中的不同群體，都因具有真實鬥爭的可能，使得政治性作為獨立範疇而存在。
它必須被理解為所有人類社會都內含的，並且決定了我們的存有處境（ontological condition）的一個向度（dimension）。[2]
而慕孚的所要解決的就是多元民主的困境，施密特是自由主義的最強批判者，但慕孚是以批判性繼承的方式來使用施密特的觀念。西方民主的概念原先與共產主義相互依存，而冷戰隨着蘇聯垮台結束後，不可或缺的外在消失，民主概念也因此模糊，於是「多元民主如何存在？」成為了問題。
多元民主的存在，必須將社會中原視為「敵人（enemy）」的他者，改視作「對手（adversary）」，此乃承認其正當與合法性。我們或許反對他想法，但不反對他的權力存在基礎。但敵人的觀念仍然存在，不過是適用在不接受民主規則而將自身排除在政治共同體外的人。
「對『共識』和『全體一致』的幻想，一如反政治（anti-politics）的主張，都應該被認為是民主的致命傷，因而應該被拋棄。」[3] 這也對應到施密特所提到多元團體存在的前提，是以國家主權者的意志一元政治決斷為前提。主權者的意志決斷作為政治狀態—日常法治的規範狀態與例外狀態—創造者，且為例外狀態決斷者的主體，此一元性也將導致「國際」秩序的多元主義。
政治界線若消失則將產生空洞（void），並會被其他極右認同形式的群體所取代，例如族群、民族、宗教性質的鬥爭，而這將會是反民主的，於是對手回歸到政治場域中成為敵人時，必須被鬥爭和予以物理性的消滅。欲避免這個後果，則必須承認政治的本質，而非否認。如同哈伯馬斯所設定的理性溝通規則，認為衝突終究都能解決，對於多元民主來說並非解決方案，卻是陷阱。
並且，施密特所批判者為自由主義而非民主主義，區別自由與民主是重要的。自由主義是認為個人在進入社群前，便具有自身權益而獨存，然而這卻只是「個人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於19世紀偶然的結合而已。個人於此等思想中是被理論化唯獨存於社會的單子，是無羈絆的，但這種抽象式樣的個人卻預設了個人的本質。此種理性主義的思維對於說明多元主義的民主是無力的，理性主義否決了自由主義的民主不確定性，反將特殊當作普遍，而這正為極權主義的特質（自由主義所認定的政治團體也具有共同的目標，而這目標不過是增進自我利益的工具性質）。
如查爾斯・泰勒正確地指出的：「所有形式的原子主義都有一個基本的錯誤，就是它未能考慮到：自由的個人（連同他自己的目標和渴望──它們的正當回報，正是它所想要保護的──）是（在多大程度上）只能存在於一種特定的文民之中的；要經歷多麼長久的發展、法治的長久發展、平等尊重的長久發展、文化的長久發展──才能產生出現代的『個人』。」[4]
本質主義的問題也出現在社群主義的思想中，社群被以共善的觀念理解，而倫理與政治也沒有區分，然而這同樣是以偏概全地對於民主的多元性質忽視。反過來說，現代多元民主的特質之一即為：「共產」概念的不存在。然而，社群主義中強調人被鑲嵌（embedded）於群體中的性質，即身份認同萌發於同一語言、意義與實踐的社群—接受某種公民交往的規則（公共性，respublica），規定追求自我滿足與行動的行為規範，則是慕孚建構多元民主中的主體的重要脈絡。這些規則認同將會創造出共同的政治身份，由此認同所創造的繫帶──對於公共的關懷，因此是動態的，而動態性也是多元民主社會主體存在的樣態。
勒芙（Claus Lefort） 指出的現代性為權力空位（empty place），權力、知識、法律都暴露在徹底不確定性中。權力消失於國王形體及其超驗權威後缺席，終極合法性來源消失，社會不再是一致性的，最後的正當性不再可能即為社會現代性的特質。如同拉岡（Jacques-Marie-Émile Lacan）指出主體地位極為空缺地位（place of the lack），慕孚所提出的激進民主方案排斥「無差異人類本質」的抽象普遍主義，也拒絕社群主義式的共善，特殊、多元、異質的特性是人作為主體應被承認的──而這些是被抽象人（Man）所去除的。所謂的主體是指：
我們就可以將社會行動者理解為：它是由「主體位置」的總和所構成的（這些位置永遠無法被固定在一個封閉的差異系統裡），它是由各種分歧的論述所建構的〔這些論述之間沒有必然關係，而只有多元決定（overdetermination）與置換（displacement）的不斷運動〕。這樣的多元且矛盾的主體之身份「認同」，因而永遠是偶然的且不穩定的，只是暫時固定於那些主體位置的交會點上，並且有賴於特定形式的認同過程。[5]
此種不對既存體系提供終極證成，並非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式地對所有觀點作相同評價。相對的，民主的不定性透過這樣的進路動搖了原先固定的公私邊界，使其成為被建構且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無止盡的對抗所產生的張力，將是維持民主社會的動能，而在其中所交織出的各種詮釋，也將創造出各式各樣繁茂的主體圖像，這並非我們應該擔憂的，卻是我們應該維護的：
正是同一邏輯和差異邏輯這兩者間存在着的緊張，界定了多元民主的本質，並使它成為一種特別適合於現代政治裡那種「不可決定」（undecidable）的性格的政府形式。我們絕不應哀嘆這種緊張，而是要感謝它，把它看成是要去捍衛的，而非要去消滅的東西。這種緊張，也表現為我們「個人認同」和「公民認同」之間的緊張，或是「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之間的緊張。事實上，正是這種緊張，構成了最好的保證，使得現代民主方案能夠存活下來，並且能讓多元主義進駐。想去消滅這種緊張，只會導致「政治性」的消亡和民主的瓦解。[6]
承認差異、承認多元、承認政治，並且擁抱不定性，是多元民主社會存在，所必須要有的立場。
注釋
[1] Carl Schmitt著，姚朝森譯，《政治性的概念》（台北：聯經，2005），頁22-23。
[2] Chantal Mouffe著，孫善豪譯，《回歸政治》（台北：巨流，2005），頁3-8。
[3] 同上注。
[4] 同注2，頁62-63。
[5] 同注2，頁105。
[6] 同注2，頁18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