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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政治》──沒有終極證成,才是民主存在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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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政治》──沒有終極證成,才是民主存在的動能

  慕孚(Chantal Mouffe) 在本書中所要處理的問題如同書名所示的是政治的回歸。政治性消弭的當代,也同時是施密特(Carl Schmitt)在20世紀提出「政治性的概念」時的背景,那時是韋伯所稱的理性化、官僚化的國家,而在祛魅的過程中,將非理性的元素與以去除的同時,主體性格、意志以及決斷都被抹去,而例外狀態的決斷者作為主權者(sovereign)的觀念正是施密特恢復16世紀國家超驗性(transcendence)嘗試。而慕孚所談的政治,即為施密特式的政治。

  政治性的概念是獨立於道德善惡、藝術美醜、經濟盈虧的「朋友與敵人之劃分」敵友的劃分有着這種意義:它標誌着一種聯結或分離、組合或解組的最後緊張度;它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能夠自立,而不必同時使用到所有那些道德的、美學的、經濟的或其他的劃分。政治性質的敵人,不必然是道德性質的惡,也不必然是美學性質的醜;他不必是作為經濟上的競爭者而出現,甚至與他做交易,可能還有好處。他就是另類(der andere)、陌生者(der Fremde)。[1] 敵人就是非我群者的他者(the others),同時「我們」的形成也因他者作為「不可或缺的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才有可能,「我們」與「他們」隨時可能因為差異上升到否定我群的存在而具有鬥爭性質,進而政治性的場域躍升於檯面上。換言之,在任何場域中的不同群體,都因具有真實鬥爭的可能,使得政治性作為獨立範疇而存在。

它必須被理解為所有人類社會都內含的,並且決定了我們的存有處境(ontological condition)的一個向度(dimension)[2]

  而慕孚的所要解決的就是多元民主的困境,施密特是自由主義的最強批判者,但慕孚是以批判性繼承的方式來使用施密特的觀念。西方民主的概念原先與共產主義相互依存,而冷戰隨着蘇聯垮台結束後,不可或缺的外在消失,民主概念也因此模糊,於是「多元民主如何存在?」成為了問題。

  多元民主的存在,必須將社會中原視為「敵人(enemy)」的他者,改視作「對手(adversary)」,此乃承認其正當與合法性。我們或許反對他想法,但不反對他的權力存在基礎。但敵人的觀念仍然存在,不過是適用在不接受民主規則而將自身排除在政治共同體外的人。

  「對『共識』和『全體一致』的幻想,一如反政治(anti-politics)的主張,都應該被認為是民主的致命傷,因而應該被拋棄。」[3] 這也對應到施密特所提到多元團體存在的前提,是以國家主權者的意志一元政治決斷為前提。主權者的意志決斷作為政治狀態日常法治的規範狀態與例外狀態創造者,且為例外狀態決斷者的主體,此一元性也將導致「國際」秩序的多元主義。

  政治界線若消失則將產生空洞(void),並會被其他極右認同形式的群體所取代,例如族群、民族、宗教性質的鬥爭,而這將會是反民主的,於是對手回歸到政治場域中成為敵人時,必須被鬥爭和予以物理性的消滅。欲避免這個後果,則必須承認政治的本質,而非否認。如同哈伯馬斯所設定的理性溝通規則,認為衝突終究都能解決,對於多元民主來說並非解決方案,卻是陷阱。

  並且,施密特所批判者為自由主義而非民主主義,區別自由與民主是重要的。自由主義是認為個人在進入社群前,便具有自身權益而獨存,然而這卻只是「個人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於19世紀偶然的結合而已。個人於此等思想中是被理論化唯獨存於社會的單子,是無羈絆的,但這種抽象式樣的個人卻預設了個人的本質。此種理性主義的思維對於說明多元主義的民主是無力的,理性主義否決了自由主義的民主不確定性,反將特殊當作普遍,而這正為極權主義的特質(自由主義所認定的政治團體也具有共同的目標,而這目標不過是增進自我利益的工具性質)

如查爾斯泰勒正確地指出的:「所有形式的原子主義都有一個基本的錯誤,就是它未能考慮到:自由的個人(連同他自己的目標和渴望──它們的正當回報,正是它所想要保護的──)是(在多大程度上)只能存在於一種特定的文民之中的;要經歷多麼長久的發展、法治的長久發展、平等尊重的長久發展、文化的長久發展──才能產生出現代的『個人』。」[4]

  本質主義的問題也出現在社群主義的思想中,社群被以共善的觀念理解,而倫理與政治也沒有區分,然而這同樣是以偏概全地對於民主的多元性質忽視。反過來說,現代多元民主的特質之一即為:「共產」概念的不存在。然而,社群主義中強調人被鑲嵌(embedded)於群體中的性質,即身份認同萌發於同一語言、意義與實踐的社群接受某種公民交往的規則(公共性,respublica),規定追求自我滿足與行動的行為規範,則是慕孚建構多元民主中的主體的重要脈絡。這些規則認同將會創造出共同的政治身份,由此認同所創造的繫帶──對於公共的關懷,因此是動態的,而動態性也是多元民主社會主體存在的樣態。

  勒芙(Claus Lefort) 指出的現代性為權力空位(empty place),權力、知識、法律都暴露在徹底不確定性中。權力消失於國王形體及其超驗權威後缺席,終極合法性來源消失,社會不再是一致性的,最後的正當性不再可能即為社會現代性的特質。如同拉岡(Jacques-Marie-Émile Lacan)指出主體地位極為空缺地位(place of the lack),慕孚所提出的激進民主方案排斥「無差異人類本質」的抽象普遍主義,也拒絕社群主義式的共善,特殊、多元、異質的特性是人作為主體應被承認的──而這些是被抽象人(Man)所去除的。所謂的主體是指:

我們就可以將社會行動者理解為:它是由「主體位置」的總和所構成的(這些位置永遠無法被固定在一個封閉的差異系統裡),它是由各種分歧的論述所建構的〔這些論述之間沒有必然關係,而只有多元決定(overdetermination)與置換(displacement)的不斷運動〕。這樣的多元且矛盾的主體之身份「認同」,因而永遠是偶然的且不穩定的,只是暫時固定於那些主體位置的交會點上,並且有賴於特定形式的認同過程。[5]

  此種不對既存體系提供終極證成,並非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式地對所有觀點作相同評價。相對的,民主的不定性透過這樣的進路動搖了原先固定的公私邊界,使其成為被建構且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無止盡的對抗所產生的張力,將是維持民主社會的動能,而在其中所交織出的各種詮釋,也將創造出各式各樣繁茂的主體圖像,這並非我們應該擔憂的,卻是我們應該維護的:

正是同一邏輯和差異邏輯這兩者間存在着的緊張,界定了多元民主的本質,並使它成為一種特別適合於現代政治裡那種「不可決定」(undecidable)的性格的政府形式。我們絕不應哀嘆這種緊張,而是要感謝它,把它看成是要去捍衛的,而非要去消滅的東西。這種緊張,也表現為我們「個人認同」和「公民認同」之間的緊張,或是「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之間的緊張。事實上,正是這種緊張,構成了最好的保證,使得現代民主方案能夠存活下來,並且能讓多元主義進駐。想去消滅這種緊張,只會導致「政治性」的消亡和民主的瓦解。[6]

  承認差異、承認多元、承認政治,並且擁抱不定性,是多元民主社會存在,所必須要有的立場。

 

注釋

[1] Carl Schmitt著,姚朝森譯,《政治性的概念》(台北:聯經,2005),頁22-23。

[2] Chantal Mouffe著,孫善豪譯,《回歸政治》(台北:巨流,2005),頁3-8。

[3] 同上注。

[4] 同注2,頁62-63。

[5] 同注2,頁105。

[6] 同注2,頁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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