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靈先生在香港文學的創作地位確是無庸置疑，在於「潘國靈」的本身，如他的自述，從創作小說、散文、詩，及至文化評論又作為大學講師，身份混雜又如何切入時事評論？我想從身份作為政治的角度去回應這個複雜的書寫身份，就如他自我表述參與香港的大小二事，除了「潘國靈」的本身，他更是簡單不過的一名「公民身份」。在香港，「公民身份」的進程卻是「有特色」的演變，在身份政治的論述中，當然直接要面對的就是沒有政治的分秒，事實上，如《事到如今》提及，文學人對純文學的相信它能不沾染政治的「純」，但文學人又不能繞過「公民身份」的切實存在，書寫生活，在香港固然就與政治息息相關，我知道這不是去與「純文學」在話語層面上的博弈，只是純粹，當我們一切都回歸「公民身份」，不論這個公民是旁觀的、被侵佔的，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過客」。
以此觀察《事到如今》，它最後還是帶大家從政治的邊界重返香港的政治論述，因從文化保育、政治笑話文化，又如煙草政策、吸煙，甚至木棉花的倒下，它不能令人繞過政治。但最令我注目的還是，還是那個從不同學者、評論人的論述中提及「善忘的基因」，香港人對於記憶作為政治的熱度好像不是正面的評述，似乎，再次從《事到如今》來觀察後九七的點滴，我總想着：「要講事到如今，還是自欺欺人？」── 這個提問我是向以不同身份來觀看此書的讀者一個低微而誠懇態度查問，許多歷史的片段失去，記憶失去，在重構歷史的過程中，自我的思考是莫大重要，因《事到如今》不是給予一個政治的評論，一個救世的論述，所以它顯得千變萬化的是在於讀者的自我詮釋，簡言之，是讀者的身份政治作為切入的認知。
有關多年來，尤其自九七後不斷增生、轉化、退場、互有角逐的形形色色香港論述。
「以史為鑑」總是說得很容易，可惜，在不同的論述中總是喜歡繞過歷史，尤其對於突發性的政治事件它總是在「如今」上論述，但往事的進程，總不能缺少。另一方面，縱使許多論述包含了歷史的因，「如今」的果，它總是一些大事件的敘述，我們會看見許多同一的後九七政治事件誕生，相關的論述總是自我主張而忽視了該時期的其他小事，《事到如今》讓我們先回到過去，並強調大事件必須敘述，同時那些微不足道看似不涉政治的論述都要紀錄，再次從千禧年到反送中的如今，表述出政治的流動總是沒有一刻離棄人民，小事件或許僅是「獨立客觀的」，當把它們一一羅列，又可以整體地串連。正因如此，《事到如今》以歷任特首作為四個時期的分野，但不是每個時期獨立地存在，而香港的中間軸線，用「後雨傘時期」來分野。我不能知道作者的用意，在此，我更執着於這個分野的用意。我認為這個劃分具備時代的政治意義，或是一種時代的更替及身份政治的再思與重構的過程。
雨傘過後，我們知道它如何誘發出短暫及激烈的街頭反抗，後雨傘讓（非）突如其來的政治意識陷入思考的困境，至於「非」是十分尷尬，如學者呂大樂所描述「尷尬」的香港政治與經濟，雨傘的青年反抗情緒，它不是一時三刻的誘發，同時它確實是一時三刻。按反修例後的政治探討，通識教育就是「禍害的因」，而前雨傘時期就是通識教育的誕生，作為根本。至於，突然的政治情緒，在於雨傘的佔領現場，它既是無大台的意識，最後走向大台化的佔領，無所適從及時時刻刻的現場溝通，讓人非議成效、非議年輕人的魯莽，生產出許多當代當刻的政治判官和謀略師，又同時看見青年人從中西歷史的政治論述中建構出雨傘的政治形態。如此篇幅，不是去批判雨傘，而是在於這個分野下，它存在的意義切實地再一次指涉着如今的香港，即我們又進入「尷尬」與「二分」的局面之中，「尷尬」來自於作為被動的一方時沒有巨大的論述空間，但又要（主動／被動地）轉喻地、曖昧地論述；也來源於如何正面地思考香港作為民主的城市，實在知道它不再理想。「二分」，既需要公共批判，也同時對於各種批判都無能為力；既有千樣的身體作為政治的回應，又需要面對共同體的輿論。「後雨傘」時期作為分野，似是潘國靈在安排論述「香港人又重返」前後九七的迷思與處境。「事到如今」四字，我總喜歡在其後設下一些問句，就能更切入閱讀《事到如今》的本身：「我們是誰？」、「我該如何自處？」、「如何走下去？」⋯⋯
此書，「身份政治」尤其重要，主要是再三地向讀書提示，你用甚麼身份來看。當然，你可以很「邊緣」地去概述和批判香港的四大時期與前後雨傘的生產，又很混雜地存在流動的身份去觀察某一個獨立的時期、事件或參與。身份這個議題，它包含的訊息實在眾多，首先我們要講身份就要講主流與邊界去認識身份與身份認同的辯證，從歷史的過去和正在發生的事件中，我們可以強調「記憶」對形塑身份政治的必然，再者，要強調的是離散，又如今當下最大探討的「離」與「留」之間。我們撇除作者的身份意識，畢竟，他是整合歷年來自己的城市書寫，但又可看見他對身份政治切入重要。
千禧年始，後九七「沙士論述」對身份政治的鞏固最為重要，它包含是當下的論述以及「沙士的集體回憶」，它一直影響的是當年還沒有出生的香港青年。學者莫里斯 · 哈布瓦赫（Manurice Halbwachs）開創「集體記憶」的學說，強調者集體記憶與歷史之間的差異和重疊。我們要知道，歷史的敘事和集體記憶的再現，都會產生紀錄與呈現上的偏差，主要在於它是恢復歷史面貌還是迎合某一群體的目的。如書中所述，集體記憶更需要週期性的慶典來鞏固以延續下去。這不曾讓我回想初中時期，中國歷史科總是帶學子遊走香港大大小小的歷史博物館，讓人知道當時的歷史，相信那些事件（或那些博物館的呈現）是真實的，從而增加作為香港人的身份上建構。進一步觀察身份政治的形塑，集體記憶對於任何一個人都重要，因為看似不是政治的事件，但我們自小就從教育中走進（不）政治的論述當中，換言之，我們如何在免費教育中的吸收，課程的編排，如何去觀看博物館，觀看甚麼的博物館，博物館自身如何呈現歷史先後與脈絡，這早已是一種充滿權力的設計。既然《事到如今》從千禧便開始論述，這就是第一個值得「再次反思」的位置。當然，它更值得指涉的是現在如何形塑身份政治？讓事到如今的其後看見。
當所有東西都是，即所有東西都不是。在集體記憶話語不斷繁殖增生之際，它的意義反倒被大大約化，一如很多本來具內涵的東西，來到香港，未經深化便快速擴散，至只剩表象，徒具虛名。
二零零七年，香港又迎來一個與「集體記憶」周旋的時期。這時期既慢慢建築起龐大的集體回憶論述，社會又同時思索集體記憶的只是虛假東西的存在。潘國靈梳理出一個清晰的脈絡：「集體」、「回憶」同樣要處理，也同樣要小心。一是「集體」的同質化，簡言之，常說集體，到底建構這個集體是不是哪一個集體，甚麼是集體？是否每一件集體價值都屬於當代時空的每一個人的「集體回憶」。另外，集體記憶的「異己性」，難保，現在還未出生的香港份子，它可以理直氣壯地對於事到如今的一切社會政治議題所生產的「集體回憶」表以「我沒有參與便沒有回憶」的論述。集體回憶往往會成為一宗某人對過去的某些集體回憶作為文本的研究、認知、批判，但沒有情感所在，也實在地說，它不能強烈的向別人生產情感。最後，集體記憶的路線總是「美化」，集體回憶在官方的論述中是選擇性的，如此一來，它既着力建立集體記憶，同時它生產了集體遺忘。我們記得大事件，就容易忽略那些與生活更具體相關的小事論述。另外，書中諷以香港的集體記憶論述，總是裝飾成之美，總是集體記憶詮釋成「我們最好的時代」，如今，要保育香港文化，它總是說那些美好的舊物，我們總是要「懷舊」，鮮有看見對於過去香港悲傷作為保育的主軸，或者，這並不是諷刺，僅僅是我們對於現在當下的不滿，才生產出強烈的「懷緬」罷了。如果，事到如今，你要為下一代留下一宗時下美好的集體回憶會是甚麼？是五花八門的口罩、粉飾後的各樣隧道、各種由網紅、媒體營造的打卡熱點還是⋯⋯？
及至前雨傘，那種對於身份政治的討論紛紛擾擾，中港矛盾從不同渠道中在城市的空間下誕生、揶揄與排斥，各種批判與學術思考，一一推向思索「香港人」作為身份政治的重要性。它總是一個前因去讓人考據：「香港本土」與「Hongkonger，Hongkongese」的建構。2013年，種種的政府保育作為城市規劃（其實另附權力意識的工程）推出，思索「本土」開始熱烈，它的本質、過去與現在的特性，總是難以說得清楚，就如文學界意圖定義「香港文學」，娛樂文化定義「香港流行音樂」，總是跟「香港」二字來回往復地思考，從字眼、根源、歷史，最後當代強調着「Hongkonger」的建構。那個年代，從探討香港核心價值，到反國教後生產的政治信念，一一似乎在推向「雨傘運動」的降臨。雨傘其後，又面臨世界上、社會上的二分意識。身份總是慢慢地崛起，又慢慢地令人放棄思索，後雨傘香港在內的二分更見趣味，「港豬」又在時代中成熟生育。前後雨傘總是複雜，難以梳理，但若從身份政治來觀察，《事到如今》給予一個以歷史軸線為主的具體身份進程，身份總是不能離開當代事態作為政治的本義。
「語言不可以小覷，當然你也可以說，以上敘述，純屬我一人的語言編織。」
最後，反修例除了是一宗延續的事件（event），身份政治走到事到如今，它既是思索「香港本土」又是轉向思考身份認同的時代，又如以往，現在更具見二分的局面，甚至多元分裂的現狀，「港豬」、「黃藍二分」、「政治光譜」加之於公共論述。來到這一刻的尷尬，它要求身份現身的時代，又同時呼籲着隱身的意識，「離」與「留」又再一次置放於公開的餐桌上，它究問着根源、混雜、文化、信念。如果，事到如今，你要為下一代留下一宗時下集體回憶？還是，放棄思索地藏身於時代書寫之中？畢竟如上述，集體回憶可以被否定的，而它的虛假性，也可以被否定的。無論如何，潘國靈真切地讓人看見書寫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