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跨域視野看中國民族主義——讀《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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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跨域視野看中國民族主義——讀《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

  季風帶文化近日出版了在台灣的第九本書,《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

  作者郭慧英是旅美台灣學者,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研究教授。這本書的英文原書名為《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1914-1941》,由作者親自翻譯成中文版,季風帶文化總編輯鄺健銘編訂。

  本書獲台灣中研院台灣史研所副所長鍾淑敏、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名譽教授李培德、台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李盈慧和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主任邱淑如作序推介。

  這本書我在拿到書稿之後短時間之內就讀了兩次,非常喜歡。

  開門見山地說,本書試圖處理的是,「華人」和「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和歷史。

  本書處理的時間始於1914,因為現代中國出現,中國民族主義興起,而終於1941,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距今大約是一百年前左右的時代。

  一百年前,已有大量華人散居在英帝國殖民的香港、馬來半島、新加坡、婆羅州、荷屬印尼和日治台灣,而且一直有大量的華人離開東亞大陸,往這幾個地方移動。各地的華人彼此之間建立了密集的商業網路,那時華南—香港—新加坡這個工商走廊已經出現,和馬來亞、荷屬印尼和日治台灣都有密切的貿易關係。

  移動到香港和南洋的華人,絕大多數都來自「華南」,也是福建和廣東(台灣的情況也類似,以閩客為主),華南在「中國」歷史上,一直都是中國內部政治的邊陲,卻是中國對外經濟的核心。

  移動以後的華人,無可避免地,都需要處理與「天朝」與殖民帝國之間的關係;在清帝國崩潰之後,華人變成要面對「現代中國」與殖民帝國之間的關係;在1949之後,則是「共產中國」與新興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華人一方面要面對馬列共產中國民族主義的招喚和威脅,卻也在西方反共麥卡錫主義下常常成為被迫害或歧視者。

  在現代中國成立之後,華人就常常被「被華僑」,或「被僑胞」,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召喚的對象,但是為了「中國」的利益,而不是各地華人本身的利益。中國民族主義者常號召華人「反英」或「反日」,(如同今日的「反美」),而確實也有不少華人被煽動而有過激的行為。

  但也有許多華人,對這種過激的中國民族主義不表認同。即使是站在關心中國的角度,他們提出「實業救國」的主張,主張應該要和「外國勢力」也就是西方或日本合作,從事貿易和商業往來,這樣才能累積資本,才能投資中國和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但是這樣的主張,卻會被中國民族主義者抹黑為「漢奸」和「帝國主義走狗」。

  在一百年前,華人的處境其實非常取決於英日中三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有許多華人商業的本質其實就是買辦,因此華人對於特定政治力量或帝國的支持,其實並不一定出自於情感或意識形態,而是和自身的商業利益有關。

  進入三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在中國更進一步崛起,(國民黨完成北伐,進一步中央集權,同時日本帝國的威脅越來越明顯),開始強調「中華民族利益」,將民族主義和經濟活動進一步結合,並提出所謂「國貨運動」。「國貨運動」充份顯示了民族主義者的雙標,一方面提倡華人要用「國貨」,希望以此提升中國的商品出口到香港和南洋巿場,但同一時間又說香港和南洋華商的商品不在中國製造,所以不是「國貨」,更提高關稅限制,造成香港和南洋商品對中國的出口大幅減少。而在南洋,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和要提升福建茶的出口的前提下,台灣茶被標籤為「日貨」而使出口大幅減少。一直到四十年代,大戰如火如荼之際,蔣介石才意識到這種對海外華商的歧視是不利的,華商才取得「國貨」資格,但其實沒甚麼用,因為很快香港和南洋就被日本人佔領了,而這種中國民族主義的貿易戰,反而令華人在大平洋戰爭爆發後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報復。

  本書也清楚指出,所謂「華人」,其實在百年之前都是「方言群認同」,英殖民政治甚至將不同的方言群視為Chinese Race不同種族的概念,而分開統計,如閩、粵、潮、客、瓊(海南)等。各方言群有着不同的網絡、不同的立場,其差異應得到重視。如客人胡文虎的《星洲日報》和閩人陳嘉庚的《南洋商報》就看彼此不爽常常筆戰。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主席也是由閩心和潮人輪替,以維持「方言群平衡」。

  因此,早年華人的「離散」觀念,其實是「離散於家鄉」,而不是「離鄉於中國」。如控制廣東孫中山國民黨和控制福建的北洋軍閥對歭時,華人要做出政治選擇或不表態時,首先考慮到自己的家鄉的利害。而百年前流傳於華人之間的口號,是「建設新福建」和「建設新廣東」,而不是「建設新中國」。在這個離散的情懷下,許多華人將自己賺的血汗錢投資在自己的家鄕(悲哀的是,我們知道後來中國歷史在中共統治下的進程,所以這些投資建設都白費了)。

  方言群對政治文化認同的影響,到今日仍是存在的。比如馬來西亞雪隆粵語文化圈對台獨運動可能無甚感覺,但對香港反送中運動遭受中共暴力,則是同仇敵慨。

  這本書引起我許多不同的反思。我覺得在傳統中國史觀下,「中華」二字常是一體的。但自從東亞大陸移動到海洋世界的各處,華人其實就已經走上「脫中入華」之路,從大陸性轉為擁抱海洋性,「中國」已經成為華人的「他者」,是一個無法迴避且必須回應的對象。「華」是流動的,是變異的,是多元的。

  所以這不只是一本關於香港和新加坡的書,更是一本關於馬來西亞華人和台灣的書。

  在美中新冷戰格局成型的今日,華人應該要如何自處,本書作者在書的最後,已經給出一條清晰的道路:

參考二十世紀初的歷史經驗,保存閩、粵、潮、客等華南語言,鞏固各華南語言族群的在地與跨域網絡,維護多元自主的民間社會,也許仍然是應對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的最佳答案。

  華人以超過百年的歷史,證明「大一統」和「去中國化」之間,我們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

  這本書是以旅美台灣人視角,書寫和研究香港和南洋華人的歷史,完全符合季風帶「跨域」的歷史。我覺得很榮幸也很感動季風帶可以出版這本好書,所以雖然閱讀門檻稍高,我想在這裡誠摯推介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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