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沒有發生過的暴行，我們不求寬恕原諒。上帝幫助我們。」
2001年7月1日是耶德瓦布內屠殺猶太人的六十週年紀念，當時的波蘭總統與天主教團體對滅猶事件公開道歉，表達悔恨，但小鎮居民拒絕參與悼念活動，並在窗戶貼上抗議標語。悼念活動進行時，鎮上不斷干擾的教堂鐘聲──從他們的行動表示，他們都拒絕為屠殺負責。
《鄰人》所記錄的種種屠殺事件，因為過於殘忍和滅絕人性，讓人難以直視，而波蘭人作為屠殺的執行者，無法面對自己的殘忍，也無法從這段黑暗的過去中自省到自己的不堪。
格羅斯在挖掘真相的過程中，發現早在戰後的四十年代末，波蘭政府沒有重視看待小鎮屠殺事件，只是倉促地審理案件，把被告定罪為「協助德國政府，參與逮捕猶太居民的行動」，「之後這些居民被德國人燒死」，甚至連判決書表上的大屠殺日期出錯，也沒有立刻糾正，在此可見官方對於案件的草率態度，也簡化了事件內在的複雜性，把屠殺猶太人的責任歸咎於德國人。
但是事實比書面歷史複雜多了，庭審紀錄中被告與證人所提供的證詞前後不一，時而鉅細靡遺地敘述案情，時而無法記起先前提供的案情細節；或是不同人之間的證詞有矛盾的地方，讓事情真相變得模糊。其中，一位擔任德國憲兵的廚娘提到德國人沒有打過猶太人，只看到波蘭人殺猶太人，但四個月後，這位證人卻提到案發當天「自己為六十名蓋世太保做了晚餐，他們是從其他前哨站來的」。但被告卡羅爾．巴登卻指出廚娘的陳述是偽證，在大屠殺當天他沒有看到任何蓋世太保或憲兵。
在此，作者沒有判定到底有沒有人捏造證詞，只是把資料出來呈現供讀者對照，讓我們帶著批判性的態度閱讀歷史，就算是官方的歷史資料與證據，也會有值得存疑的地方。其中，庭審的被告證詞很可能弱化自己參與屠殺的程度：一個被判十年刑期的被告說自己拿著木棍，在廣場上坐了十五分鐘，因為不忍直視屠殺場景所以回家去；提供煤油與搬運煤油的波蘭人說他們只負責搬運，沒有參與屠殺行動；當地居民都不承認自己侵吞猶太人的房子，他們只是「認領」或「借用」……這些陳述與言辭可見他們試圖弱化自己的殘暴行為，這背後的原因，或許是為了減輕法律刑責，或許是要逃過自己的良心責備，或許是出於心理上的自我防衛機制，無論是甚麼原因，對於他們自身或後人對這段歷史的認知，也籠上了掩蓋真相的迷霧。
格羅斯要攤開耶德瓦布內屠殺的歷史，並不是指斥波蘭小鎮居民是十惡不赦的殺人狂，而是透過事件重新審視我們以往對二戰的看法。事實上，「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是納粹的構想，目的要清洗猶太民族，但「最終解決方案」的執行者，都沒有強迫當地民眾直接參與謀殺猶太人，只是容許甚至鼓勵民眾迫害猶太人。耶德瓦布內只是眾多發生猶太屠殺的村鎮的其中一個，或許在波蘭甚至其他國家的某個村落，發生過更血腥的猶太屠殺。最可怕的是，殺或不殺猶太人的道德問題，落在普通民眾的手上，無數的民眾卻選擇後者──並親手殺害猶太人。
固然，屠殺者的動機是複雜的，除了累積日久的反猶情緒，作者提醒我們不要忽視他們執行暴力的誘因。從被告的自傳中，可見不少被告先後為蘇聯政府和德國政府辦事，參與猶太屠殺，某程度上是為了討好極權政府，也可以順勢掠奪猶太人的財產，一舉兩得。人類總是會因應時勢做出有利於自己的抉擇，並為抉擇想出合理的緣由，而屠殺在戰爭中的誘因，讓民眾更容易摒棄道德，殺害別人。
對於自身的不堪，選擇遺忘或記憶，是一場良知的鬥爭。
作者引用《波蘭共和報》2000年5月19日的報導，可見耶德瓦布內居民對大屠殺的態度：
在耶德瓦布內，人人都知道〔屠殺猶太人的〕的真相，但人們過去從未公開談論。〔2000年〕5月13日星期六，在一次集體為國家祈禱的彌撒中，當地神父號召教區居民一同為戰爭受難者祈禱，他們因某些人為滿足自身私慾和貪念所犯下的罪行而失去生命。
屠殺事件成了鎮民彼此間不能公開的集體記憶，他們不曾忘記過自己的惡，但無法公然承認自己的錯誤。一年後，同樣的小鎮居民公開表明鎮上「沒有發生暴行」，在公眾面前，他們選擇要抹去這段歷史──為了自己，更為了整個民族。
記憶的選擇是為了建構民族身份，格羅斯指出「戰爭神話」能讓民族建立出自我認同與自我形象：「在所有社會中，戰爭都是一種創造神話的經歷。」要建構出一個民族的「自我形象」，會牽涉到「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而波蘭人也藉由二戰受害者的「神話」建構出一種民族的「集體認同」。在二戰德國佔領時期，很多波蘭天主教教徒被迫害，讓波蘭人深刻的認為「受害者」，戰的波蘭社會流傳著受害者被殺掉、囚禁和流放的傳說。但這種「受害意識」（victimization）的心態，某程度上也減輕自己加害猶太人的罪責。
顯然，波蘭人的二戰「神話」沒有把波蘭人與德軍通敵的事蹟放進去，事實上，有很多波蘭民眾都熱烈歡迎德軍，普遍與德軍合作，甚至參與屠殺猶太人的活動，但這些歷史在波蘭民族建構的「集體認同」中隱去，波蘭人對德軍的態度也成了波蘭史中的禁忌。
從「創造神話」到建構民族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認同」的過程中，必須要審視歷史的真實性，以及重構和敘述歷史的意義。當歷史學家各種歷史素材的時候，要瞭解到材料或許「有傾向性」或「偏差」，抱著質疑的態度整理，大量翻查資料，才能更接近歷史真相。然而，歷史書寫永遠無法重構事件的真實全貌，一個民族在建構歷史的過程中，可能會為了創造「想像的共同體」，選擇性地強調或忽視某些歷史事件──為了建構民族的「自我形象」，有時候，整個國族的歷史會出現一個大謊言，「為了矯正不堪的過往，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將歷史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講述一遍。」當謊言一再被敘述，似乎就成了事實。
透過這個波蘭小鎮的屠殺事件的敘述，作者想建立新的歷史觀，透過歷史事件細部的挖掘和調查，挑戰主流的歷史敘述，撼動主流大歷史的權威性，讓讀者和歷史學家們對歷史與政治、歷史與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有更廣闊深遠的省思。
歷史書寫是建構民族自我形象的手段，某程度上，也是政權統治思想統治的手段──當中可能會有隱瞞或捏造的成分，但總會有歷史學家會為了求真而努力，讓歷史真相浮出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