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玲玲的詩數量極少。我能夠找到的，只有結集於《我的燦爛》裡那八首詩作。而且《我的燦爛》是詩與散文合集。書中的散文，不乏詩意的句子如「沒有朋友的時候，寂寞全長在臉上」。但體裁結構上，那確乎是散文不是詩。詩歌評批並不是適合的工具。八首詩都是寫於七十年代，當中〈表弟的來信〉處理中港關係，令人感受甚深。〈無須遊戲〉的技法則最成熟，最可見作者的自信。
〈表弟的來信〉
表弟的來信
說：
我多麼慶幸能夠在偉大的祖國裡過日子
我多麼慶幸
在前年的冬季裡
我更獲得了從廣西
到廣東
到一個叫斗門縣的地方
下鄉去
這光榮的任務雖然吃苦點
但還是光榮的
而且在早上
有的是新鮮空氣
而且在夜裡
還有煤氣燈供應
這樣 我們就能在睡前
重溫一下領袖對我們的
偉大的 親切的訓示
這樣 在來年裡
我們的收成就會更好
在香港的同胞們
也就有機會
嚐到我們香嫰的白米
只是 表姐
我是多麼的需要一雙水靴
我是多麼的需要一雙水靴
不然我的腳就會壞了
不然我的腳就會壞了
同時 它必須有
四十一寸長
同時 它也不能超過
斤半的重量
因為 這是我們的
政府 所規定的
而且 你還要記著：
我一定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品的
因為 在我們這兒
還沒有人穿過
還沒有人穿過
我惟一能找到的分析，是黃燦然寫於《香港新詩名篇》的短評。黃燦然的解讀非常穩妥，他認為這是借表弟的愚昧和貧窮，諷刺文革的荒謬。全詩敍事語調模仿內地人於文革時的說話口吻，黃燦然謂之曰：「活靈活現」亦是中肯。對我而言，這首詩的語言略嫌粗糙。譬如「我是多麼的需要一雙水靴」重複同一詩句，在表意上並無特別之處，反而累贅。但這首詩的其中一個特色是表弟的語氣非常誇張。「偉大祖國」、「光榮的任務」，這些講法，對香港讀者而言，是絕對無法輕易說出口的。但表弟基本上是左一句，右一句，不斷反復強調。無論他是真心或者假意，都顯示出，當時的政治環境已經令人民愚眛或虛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整個國家極度貧乏，有「煤氣燈供應」就已經是侈奢的生活。但文革的荒謬，一般稍有涉獵中國當代文學歷史的讀者，多已熟知。要說忠實反映政治，〈表弟的來信〉未必就是其最大價值。在香港交由中國管治了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特別是中港矛盾極深，互不信任的今天，〈表弟的來信〉有了一種特別的魅力。詩歌的後勁，隔了五十年，源源不絕地湧現。
首先，詩作顯示出中港關係，或者起碼中港民間的關係，並不是一直劍拔弩張。例如鍾玲玲般，就是住在香港而接濟中國人。六七十年代，不少香港人大包細包地將物資運回大陸接濟親友。有些人為了避開入口稅，更以十多層布去織一個包裹寄回大陸。因為包裹的布無需打稅，布匹卻要打稅。又有人大熱天時穿幾條褲子，幾件衣服，這樣又能避過入口稅。香港人對大陸人是同情的，否則表弟也不敢厚着臉皮請求表姐接濟一對「水靴」。另一方面，大陸人也並不是一直視香港人為漢奸、賣國賊、資本主義走狗。最起碼，接受香港親友接濟並不是通敵賣國，勾結外國勢力，而是走運。
其次，鍾玲玲這首詩所刻劃的中國人和中國政治，其實頗為符合一般香港人的印象。「因為 這是我們的／政府 所規定的」，凡事皆以政府政策風向為依歸。這種個性，演變至今，依然存在。在武漢肺炎肆虐期間，有一段廣為流傳的訪問。當中的廣州大媽表示「有政府唔驚」、「相信政府」，在人群中，興高采烈地接受訪問，連自己的生死也可以因為相信政府而置諸度外，可謂驚人。表弟認為重溫一下領袖對我們的訓示，就會有好收成。這種驚人的邏輯，如今不過是將領袖轉為黨，「聽黨話、跟黨走」。鍾玲玲所展現的中國人和中國政治，可以說仍未過時。
第三點，至關緊要。那就是點出中國人形成恩主心態的其中一個歷史原因。大陸人多年來捱的苦，就是為了讓你們這群港英走狗有得吃「香嫰的白米」。中國人是香港人的恩主。香港人無論是衣食住行都欠了我們大陸人。就算只從白米而論，這已是一種極為錯誤的偏見。中國從來都不是香港最大的進口來源。即使是97年以後，香港越加倚重中國經濟，中國米佔香港入口米的百份比都低於泰國、越南。中國米從2010至2020年期間的十年，有九年都是處於10%以下。泰國米的百份比，則長年處於40%至60%，即是中國入口米的四至六倍。 即使今天的中國生產力大大上升，依然不是香港的進口米大國，更莫提文化大革命期間，百業廢弛，中國又怎可能大量生產，並且輸出白米予香港。所以事實是，無論中國人是吃龍蝦還是樹皮，是否歌頌主席，香港都依然有源源不絕的白米。更遑論貨物買賣，真金白銀，豈能視之為施捨恩惠。香港對中國即使無恩，亦斷無拖欠。可以說，〈表弟的來信〉，揭示了中國人的指鹿為馬，與及中國人對香港人有着恩主心態的歷史原因。
當盲從權威與恩主心態結合，形諸於今，就是中國竭力讓香港的政治經濟民生民化給合依附於中國。於是七十年代時，中國發生的種種荒謬民情和管治文化，也就決意要在香港落地生根。香港人在公共層面居然要變成表弟，開口閉口都是黨、主席，以中國式邏輯取代邏輯去思考，那真是情何以堪。換句話說，香港在瞬息之間，倒退了了五十年。七十年代，香港人有餘力去幫助大陸人。昔日受接濟的中國人，如今卻臉不紅氣不喘地對你說：「香港人就是要管」、「你們香港人是眼紅我們了」。明明政治文化水平大大落後於世界，卻要去教導水平更高的人，而水平更高的人還要唯唯諾諾，不許多言，甚至要表現出熱烈擁抱的笑容，以表忠誠，這真是大大超越我對荒謬的認知。對香港人來說，這就是恩將仇報。一方感到被恩將仇報，另一方則莫名其妙地覺得自己有大恩於對方，越走越遠，實屬必然。
如果將這首〈表弟的來信〉和七十年代香港詩稍作比較，自能更理解其特殊之處。容我又以梁秉鈞寫於1974年的〈中午在鰂魚涌〉為例。全詩無一句觸及大陸政治環境，他關注的是香港地景書寫，還有他對鰂魚涌這個地方的感情。他關注的是本土。在他一系列的本土地誌書寫，中國的政治環境並不是他的關心所在，甚至乎是竭力避開之處。之後的香港詩競相效法梁，更是蔚成風氣。另一個極端是曹捷：〈白鷗小唱〉，寫作者對中國的忠誠，看君有意可自行參考《香港新詩名篇》，我是敬謝不敏了。像鍾玲玲這種嘗試忠實呈現中國人與中國政治的詩作，可算特別。而且她更嘗試在詩裡呈現中港人民之間關係，這比起只處理中國政治環境，更進一步，更有層次。
而在當今言論自由日漸收窄的環境下，〈表弟的來信〉更是再給了我另一種啟示。這是一種相對而言，不落評價的寫法。全詩沒有一句出自作者鍾玲玲，悉以表弟言論增刪去蕪。其有趣之處，在於認同文革的讀者，會覺得這是如實記錄中國政治，並無不妥。不認同文革的讀者，則自會從中讀到譏諷的言外之音。這種技巧運用於政治書寫，就是在反語和直斥其非之間提供另一種面向。但這種技巧亦是有其局限的。如果渴望以這種技巧在如今的香港社會去保護自己，免於文字審查，這亦是自欺欺人。因為極權的特色就是審查無處不在，懲罰準則永遠變化無常。在創作自由被剝奪的情況下，這種不落評價的引述，依然不會是香港詩歌的出路。
最後，在評論解讀一首詩，以判別其好壞優劣之餘，我還想提出一個比較偏門的準則供讀者斟酌思考。一首詩如果能夠令你有寫詩的衝動，去和應、發揮，但要留意的是和應、發揮，而不是駁斥指正，那麼這首詩大概就不會差到哪裡。因為這代表詩歌觸動了你內心的一些感情想法。這個準則對於研究者、讀者，顯然是無關痛癢的。但對於詩人來說，那是必須的。然後你的創作面向就不單是你的生活，還會是許多詩歌史上的經典或是將要成為經典的作品。請容我以這首詩為文章作結：
〈另一個表弟來信———遙寄鍾玲玲〉 洪慧
表弟現在不寫信了
玩微信
寫微博「你們香港人
就是要管那對水靴現在無人要了
Nike算什麼
我們有喬丹體育你們呀現在是眼紅我們
中國人了
我們的政府沒有規定
但我們知道
愛國用國貨
聽黨話，跟黨走總而言之
我不會交租
親戚之間怎麼能講錢
住了十多年
都沒交租
房子就是我的你們香港人
真是要好好反省」來自iPhone12plus
2021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