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並非黑格爾以來第一位宣稱歷史已告終結的先鋒，前輩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一九四八年就表示兩次大戰不過是拿破崙「馬背上的世界精神」傳播至邊緣落後地區的過程，俄羅斯的蘇聯化與中國的共產化純粹是全球歐洲化的插曲。[1] 福山高唱完自由民主政體的凱歌，隨即仿效科氏一頭裁進技術性問題，因為「哲學家已毫無用處」[2]，學術轉向由此後著作的書名可見一斑：《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
事態自二十一世紀開始逆轉，尤其金融海嘯之後，全球陷入戴雅門（Larry Diamond）所謂「民主衰退潮」。福山轉而探討善治的條件，集大成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甫總結出現代政體的三項成功要素——國家、法治、民主問責——特朗普就當選美國總統，標誌全球民粹民族主義再下一城。自由民主政體未見完勝反現危機，福山自辯：〈歷史之終結〉一文的標題本來有打一個問號，近作《身份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可視為同一命題的延伸與增補，而尊嚴就是這段新故事的舊主角。
馬克思曾經批評黑格爾觀念論「離地」，代之以腳踏實地的唯物論；福山反其道而行，認為（相對）貧窮之苦在於遭人輕視，經濟問題實則都是尊嚴問題。一言蔽之，現代人的歷史就是尊嚴鬥爭的歷史。《身份政治》由蘇格拉底講起：人類心靈除了理性與慾望外，還有第三部份——激情（thymos），即尋求他人認同的願望，其中又分「凌駕他人的激情」與「平等的激情」。古代社會的尊嚴同資源一樣並非平均攤分，榮譽由貴族與騎士把持，普通人有身份而無「個人身份認同」。要演化出今日的現代身份認同，有待三種現象的結合：
第一種是激情，即普世一致、人性渴望認同的部份。第二種是內在與外在自我有別，以及內在自我勝過外在社會的道德價值提升。第三種是逐步演化的尊嚴概念，也就是不只有某個狹隘的階級該獲得承認，而是人人都該獲得。尊嚴的拓展和普遍化使私下的自我探索轉化為政治計劃。[3]
就歷史如何對應理論的部份，福山相當倚重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思想史研究：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倡議首次將內在自我的地位置於社會存有之上，奠定內與外的分離，在盧梭的世俗版中，信仰衝突則逆轉為善良本性和邪惡社會的對立。康德高舉理性，主張每人均有能力作出道德判斷，需被視為「無因之因」（uncaused cause），由此確立尊嚴的普世性；黑格爾將康德的道德主體觀擴及政治層面，推崇法國大革命的理念：「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自由民主政體，將尊嚴平等的觀念奉列於法律中，承認公民為能夠共享自治的道德主體。」拿破崙為歐洲人帶來「認受全民」（universal recognition）的福音，歷史在高潮中落幕，「後來的事件不過是將這個原則帶往地球的遙遠角落罷了。」[4]
由法國大革命到二零一三年烏克蘭抗爭（就叫「尊嚴革命」），福山同樣理解為尊嚴的鬥爭：一位突尼西亞小販的自焚之所以燃點起阿拉伯的烽火，乃因「政府沒有把他當人看，也就是值得最起碼尊重的道德主體——最起碼也該得到他的生計為甚麼被沒收的解釋或藉口。對阿拉伯世界的數百萬人來說，（小販）的自我犧牲具體表現了他們所感受到統治政權的不公不義。」[5]根據福山，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作為終極治理模式，以自由與平等原則為經緯，配合法治與民主問責制，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尊嚴得到承認，能夠有效消弭這種怨恨政治，而成功之道取決於平衡而非完美實現理想。
尊嚴的兩面性同樣需要平衡。福山認為，個體尊嚴（個人自主權）與集體尊嚴（共同體價值）的抗爭在十九世紀期間各自演化成「表現型個人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與宗教運動，是為當代精神的雛形。工業資本主義促成龐大人力物力的流動性，加之宗教權威的削弱，傳統社會受到前所未有衝擊，此時一方面有追求自我創造價值的尼采，另一邊廂則有人向下挖掘出深層的集體身份，養成排他民族主義，愈演愈烈之下觸發兩次世界大戰。集體認同的訴求來到當代，要角有伊斯蘭主義者和美國憤怒白人——自覺被精英無視的「隱形人」。
傳統上，左翼勢力身為平等的代理人，理應得到隱形人的選票乘勢全球崛起，當中大多數偏偏支持右翼民粹。福山歸咎於左派喪失改造社會的鴻圖大志，由勞工階層的政黨轉變為少數群體的代言人，這種轉向在美國又可追溯至「治療的勝利」（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精神治療成為新宗教，正向思維瀰漫全社會，連宗教儀式、大學課程與政府角色亦逐步趨向人心療癒，旨在取悅不敢冒犯，無上自尊碰上多元文化主義，演變成無處不在的政治正確；而自戀愈來愈普遍，外界問題往往被簡化為個人心理障礙，造成「社會廣泛的去政治化」，亦令左翼進一步偏離原軌。
對比起問題意識的野心——一如黑格爾用精神發展概括世界歷史——福山所提出的解方則是過分溫和。《身份政治》最後三章聚焦歐美國族問題，似乎暗示只要整合出一種開放而融合的國族認同，右翼民粹就會自動退潮。必須指出，福山並非反對多元，更贊同黑人與女權運動的正當性，關鍵在於多元價值本身不足以維繫共同身份，國族認同需要「建立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價值觀，以及能提供締結組織讓多元社群共生共榮的共同經驗上」[6]。福山提到兩種數碼龐克未來，一種是中國集權式數碼極權，另一種則是《潰雪》（Snow Crash）的零碎化世界：美國分裂為一個個各自為政的私人團體，聯邦政府的權力僅及聯邦大樓之內。憂慮「尊嚴的民主化」走向極端或導致社會碎片化，福山提倡將尊嚴國族化，強調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旨在鍛造一種有別於中共舉國體制的國民向心力。
福山奉行思想述史的進路，罕有著墨物質條件。霍布斯邦嘗言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哲學家的革命」，但若缺少高喊「麵包！」的示威群眾，知識份子恐怕連按自身意識形態塑造事件的機會亦告闕如；而熱月政權的自由貿易政策導致糧價飛漲繼而釀成全國騷動，似乎又是物質（匱乏）的反撲。自由民主政體之所以周期性陷入動盪，歷史之所以每一次都完而未了，福山似乎從未考慮過資本主義的因素，論述注定缺陷重重。姑勿論《潰雪》之中造成地方割據的禍因並非尊嚴太民主化，而是企業寡頭壟斷，資本—勞力販賣模式本來就不相容於康德「將他人視為目的而非單純手段」的定言律令，二十世紀初的新康德學派明確指出，道德法則必然涉及生產關係，否則將淪為單純的人格說教。換言之，馬克思是康德的延伸，共產主義並非逃避現實的烏托邦，而是對資本主義的超越，一種貫徹自由與平等的倫理。[7] 今日的資產階級民主絕非歷史的最終形態——如果歷史有終結的話。
一八三一年黑格爾歿後，一眾激進的青年黑格爾派聲名鵲起，對國師或批判或挪用，學說深刻影響時人後世，最顯赫者當然要數馬克思；而當時尚有一批盤踞學府的黑格爾右派，只是不出大師，在歷史浪潮中銷聲匿跡，到兩世紀後福山版歷史終結論橫空面世，此一道統終於出了名人。不過，即使是最保守的黑格爾主義者——恰如黑格爾最保守的晚期——邏輯依然相當基進。福山以精神凌駕物質，將尊嚴的概念鑲嵌入歷史認知之中，其實就是一場為地球偏遠角落捎來平等激情的心靈改造計劃：史實不符無緊要，尊嚴已暗渡陳倉；世界從此道德化，由現今起，覺醒的人要按道德重塑世界。《身份政治》與其說是政治分析，更似一份烏托邦的宣言，向獨裁治下的億萬蟻民發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解釋即是行動，解釋世界亦即改變世界。福山絕對是進擊的保守派。
注釋
[1] Alexander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ed. Allan Bloom, trans. James H. Nichols, J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160.
[2]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xiii.
[3] 法蘭西斯福山著，洪世民譯，《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台北：時報出版，2020），頁64。
[4] 同上，頁67。
[5] 同上，頁72。
[6] 同上，頁182。
[7] 見柄谷行人〈我們對「尚未出生的他者」應負的倫理義務〉一章討論。林暉鈞譯，《倫理21》（台北：心靈工坊，2011），頁235-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