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域亞洲史」與「跨國」
按照桃木至朗的說法，所謂的「海域亞洲史」就是「自一九九〇年代起〔…〕所創出的新學術領域，從海洋的角度出發，以通過海洋進行交流和貿易的歷史為中心重寫〔…〕以陸地為視點，按國家劃分了的亞洲（當然包括日本）的歷史。通過這手段，［該領域的］目標是創造『正確地定位亞洲並將日本完全融入的世界史』，這對於廿一世紀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2017）他又提到，海洋的歷史不僅要包括航海、貿易、海盜、海員群體，還要包括海洋與陸地的互動與角力（2008）。根據這套說法，「海域亞洲史」的出現，無疑顯示了海域史學者對於「跨國」（transnational）的憧憬。
這裡的「跨國」，具體來說，就是對「跨國境的人、物和情報」的研究，例如以大陸為中心的歷史觀所忽略的海港城市、海上商人和日本海盜，都超出了國家歷史的框架，並呈現出多樣性（村井章介 1988）。羽田正編的論著《從海洋見歷史》（海から見た歴史，2013），也摒棄了以「國家」為單位的歷史書寫， 改用「海域」的概念重新梳理、描寫歷史，以顯示對歷史事件提供嶄新解釋的可能性。論著考察了東亞海域三個時段（1250-1350、1500-1600、1700-1800）的歷史事件。這裡所稱的「海域」，「並非根據自然地理學將『海』劃分出來的一定範圍，而是作為人們生活的空間、即人、物、情報三者流動、互動的場域的海洋」。
除了時段劃分以外，論著的構成也有相對共同的視角、尺度和敘事流程，按着「人」、「商品」和「情報」的順序討論。各個論者分別闡述了各集團在航海發展中的作用和參與方式，作為海上交流場所的港口城市的實際情況和貿易情況，「洋人」存在的特點，以及當局對他們的管理。討論商品的部分，通過顯示海上運輸貨物的多樣性及歷史特點，從貨物的角度論述東亞海域不同時期的經濟特徵。而每章最後關於情報的部分，廣義來說，討論了與「情報」有關的科技、文藝、宗教、意識形態等要素的各種接受和排斥。
2.「開放之海域」（1250-1350）
論著的第一部分講述了中國海商在海上貿易活躍的宋代之後的歷史。這一時期，蒙古人擴大勢力南下，控制整片中國大陸。這部分詳細介紹了強大的蒙古勢力進軍東亞海域後，如何在各方面動搖整片海域。這段時期的東亞海域有三大特徵：首先，海上交流以海上貿易為中心，不限於東海和南海，而向全世界開放；其次，不同民族和宗教的「異族」來來往往，在各個地區形成社區，這種網絡構成了海上交流的基礎；第三，沿海地區各級政治勢力對海上貿易採取了相對寬鬆或靈活的管制制度，即使國家間關係緊張，貿易和其他交流也有蓬勃的發展。
蒙古勢力造就了海陸兩路廣域的穩定，恰恰在這一時期，歐亞大陸與亞洲海域的聯繫達到了頂峰。在蒙古人的陸上霸權下，東海、南海、印度洋、地中海等海上交流核心連成一片，形成了與歐亞大陸主幹線相連的大環流。在這大環流的影響下，負責傳播以及帶來異文化共生的人不僅有馬可孛羅（Marco Polo）和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還有眾多不同出身和宗教的人。其中一些人被當地政權滲透，同時在該地區，特別是在沿海地區形成社區，作為他們的行動基地。這些社區對更多的遊客起到了磁鐵的作用，刺激了海上交流。當中，穆斯林與中國人的海上貿易尤其引人注目。
位於中國大陸的泉州，是這種異文化共生最重要的節點。馬可孛羅記錄了印度商船和華南各地商人不斷抵達泉州港的情況，說明以南海為節點的東亞海域與印度洋連成一片，泉州是海陸航線的紐帶。來自摩洛哥的穆斯林伊本巴圖塔，被譽為伊斯蘭世界最偉大的旅行家，對泉州有這樣的記述：「其中有〔…〕一個我在印度時欠下錢的商人。他是商人中最乖巧的人，是《古蘭經》的誦讀者。這些商人住在一個異教的小鎮［泉州］上，如果有穆斯林來拜訪他們，他們會非常高興接見。商人們會強調自己的喜悅，並從自己的物品中給他施捨，說：『我是從伊斯蘭的國度來的！』。那麽，遊客就會像任何一個商人一樣富貴而歸。」就這樣，穆斯林商人通過大環流在泉州建立了據點，其他穆斯林到了泉州只要誦讀《古蘭經》就可以有可觀的收入來源。可以說，這樣的生態系統在只有陸路盛行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
3.「衝突之海域」（1500-1600）
明朝後半期間，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民形成了全球性的海上聯繫。這個時期涉及了海上勢力反抗明政權的動搖和控制，以及伊比利亞半島新勢力的進入所造成的動態發展。這部分所說的「衝突之海域」，可以分為三個局面。其一是明朝試圖維持外交和貿易的中央控制，因而與中國商人和外國展開「衝突」。 這種「衝突」越演越烈，演變為華人海商之間的走私貿易，以及其與外國船隻在廣州附近海域的「互惠市場」。二是葡萄牙佔領了霍爾木茲、果阿、馬六甲等亞洲海上國家的貿易基地，並試圖奪取海上貿易主線的控制權，但穆斯林商人開辟了新的貿易基地和航線。第三，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矛盾加劇。在東海和南海，一些新興勢力在貿易潮中成長，並試圖控制海上貿易的好處。十六世紀，海上貿易利潤的經濟力量與以歐洲大洋火器為主的軍事力量的政治力量展開了激烈的競爭。
在這動盪的時期，倭寇、海賊與水軍成為了海域上的主角。通常所說的倭寇，是指從日本越境到中國和朝鮮，以貿易和掠奪為目的的海盜。「倭寇」一詞可以從字面上解釋為日本人的野蠻行為，也可指日本的侵略者。而當時的日語母語話者並不會自稱「倭寇」。「倭寇」一詞在朝鮮王朝和中國的明朝被收入辭書，在民間廣泛使用。
十六世紀中國沿海遭受破壞最大的是江南三角洲地區。不少港口城市，都被「倭寇」暫時佔領，許多城池成為戰場。有錢的人逃到了縣城、郡城等寨子裡，而佃戶、沙民等小民則靠把官軍的情報賣給土匪謀生。此外，浙江、福建沿海等地，以至日本列島也連年受「倭寇」入侵。一般來說，海盜在歷史記錄中是作為對海洋和平的壓迫者出現，但事實上，他們也負責保護船隻不受掠奪者的傷害。在中世紀日本，船隻需要一些海盜作為「守衛」來保證航向和避開其他海盜。然而「海盜」這個詞並不意味着他們是專門的海盜群體。事實上，他們很多都從事航運、貿易、漁業等多元化的業務。而且，群體中還包括了大量的雜牌下士，也就是「海之雜兵」。在當時，失收、戰亂是常態，戰場是重要的收入來源。當然，對於這些「海之雜兵」來說，成為中國大陸的「倭寇」本身就是維持生計的好機會。由此可見，局勢不穩的海域，能造就大量「不正常」的移民留落他鄉，他們以一種特別的方式成為僑民，落地生根。
4.「分隔之海域」（1700-1800）
十七世紀上半葉是東亞海域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清朝在圍攻台灣反清政權取得成功後，解除了居民出海的禁令，大量的中國商船在東海和南海往來，而在實行管制貿易制度的日本長崎，唐船太多成為一大問題。而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從事有組織的商業活動，成為唯一被允許參與日本德川政權行政貿易制度的人，獲得了巨大的利潤。這樣一來，十七世紀下半葉，強大的陸上勢力開始發揮威力，隨之而來的是海上勢力逐漸失去了獨立性，受到陸上政權的控制。
第三部分處理具以上背景的十八世紀東亞海域史，展現的是相互廝殺的大浪逐漸平息後的海域面貌。由此，我們已經可以見到現代海域劃分的一些特徵。在世紀末，東亞海域將進入一個以鴉片戰爭為象徵的「現代」。此外，由於「現代國家」的格局逐漸形成，外國人出入國以及居留問題浮出水面，海域的物與情報交換也變得複雜化。
例如，十八世紀中國大陸的人口爆炸，給社會帶來了不可逆轉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口遷往以前沒有開發的山區。在山區，南美本地的作物，如甘薯和玉米，可以在不適合種植小麥的山坡上種植，發揮了重要作用。甘薯作為救災作物在日本和朝鮮被確立為維持人口最重要的因素。在境外，大量廣東、福建人移民到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婆羅洲島等南海未開發地區。這一時期的海外移民，重點是擔當農業土地開發和當地勞動力，而不是早期的貿易。因此，職業多種多樣，包括金礦、錫礦的勞工，糖園等農業勞動，以及湄公河三角洲的先鋒農民。
另一方面，在東海，各個政權或限制或禁止本國國民出境，或禁止外國人前來，可以說，這種類似於現代國家的國家管理和移民管制的經驗，為東海周邊國家的「現代性」做了準備。南海海岸線上的中國地方民族共同體數量急劇增加。這些共同體是由不依附於政治權力的地方關係和血緣關係網絡構成的。共同體存在的形式多樣，有的人堅持祖國文化，如信仰媽祖，有的人則皈依天主教，與當地社會同化，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梅斯蒂索的華人就是如此。一些唐人街，如泰國灣沿岸地區，發展成為華人領導的港口城市，宋卡府的吳氏、河仙市的鄭氏等，更發展成為半獨立的政府。由以上可見，東亞海域上人、物與情報的流動從未間斷，單從以陸地為中心的史觀考察現代性的「偶然」或「斷裂」，彷彿都能通過海域而找出與過去所發生的事件的一些關連性。
5.「海域」對「陸地」，是「跨越」抑或「縱容」?
從以上三段時期的案例來看，「海域亞洲史」的確能為我們對歷史的解讀帶來一種文化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可能性。「去疆域化」一詞指的是現代人難以保持牢固的 「地方 」或 「國家 」文化身份，原因是這種身份已經與遠方的影響和日常生活中的相關經驗交織在一起或被其滲透。對於帕帕熱賈迪斯（Nikos Papastergiadis）來說，文化的去疆域化要求我們不僅要重新思考「地點的重要性，而且還要重新考慮文化變革發生的過程」（2004: 300）。追蹤人們經海洋進行交流和貿易這種跨越國界的行為時，正正能將各種文化變革表露無遺。這裡，文化變革涉及一種慾望經濟。也就是說，問題核心在於甚麼促使人們越過邊界，使其自身成為他者，繼而跨越並挑戰各種邊界的定義。
與此同時，也有學者認為，「跨國」（transnational）的目標旨在使作為調查對象的「民族傳統」失去中心，探索其他具跨越性視野的文本，甚至可以同時尊重有關文本對本土的關懷（Ashcroft 2009: 13）。這樣的觀點，使「跨國」變成一個幌子，縱容一種殘忍的行為，就像史碧華（Gayatri Spivak）所說，後殖民主義所做的那樣，「顛倒、取代並抓住了價值編碼的機器」（1990: 228），而不是試圖從全新的角度進行論述。換句話說，「跨國」標誌着與國家、帝國以及包括眾多海域的全球所不斷發展的問題鬥爭，同時為它們的霸權開闢了抵抗空間，這可以說是為霸權增加了合法性，對其予以「縱容」。這是對於「跨國」式的歷史重寫的一種悲觀式思考。
從這個角度來看，「海域亞洲史」的方法未必能擺脫史碧華所提出的難題，因為「海域史」從本質上就未能夠逃出「陸地」的束縛，在「海域」的交流彷彿就是在「陸地」交流的延伸。然而，相對以「陸地」為視點，按國家為劃分的傳統歷史而言，「海域史」至少有着不同的時間性。如果「陸地史」的發展特徵在於世界各地的人由異步（asynchronous）走向同步（synchronous），繼而發展出民族國家的話，那麼「海域史」反而是以一條相對穩定的時間線，去書寫那些挑戰同步的人與物，不管挑戰是成功與失敗。「海域史」跨越「陸地史」的關鍵，還是取決於「人、物和情報」通過海洋能夠獲得多少能動性。